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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那些年的情敌》（《上海文学》2016年第2期）以上世纪80年代末重要历史事件为纵轴，以大学校园爱情故事为横轴，精心绘制了一张关于时代与个人、理想与现实、存在与虚无的精神坐标系。作者鲁引弓一方面采用移步换景、散点透视的方式去钩沉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通过近镜特写来捕捉青春往事，从而使读者既能够感受到大时代的强烈震颤，又可以触摸到个体生命的细微脉动。

单就叙事内容而言，小说并无太多新意，未跳脱出“校园爱情故事”的程式化写作套路：邂逅、追求、相恋、失恋、毕业、分手……然而，如果我们据此便将其简单归入“青春文学”的写作范畴，就显得有些过于仓促和轻率了。因为作者的叙事重心并非在于谈“情”说“爱”，而是要借助“一叶知秋”的叙事手法去呈现80年代末期特有的文化气氛、思想情感和精神症候。在《那些年的情敌》中，“时代”本身就是“爱情”的一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才是整个“爱情”故事的主人公。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实那些年“我”的最大情敌不是爱唱摇滚的老蒋，也不是骑着“雅马哈”的伟亮，而是80年代一阵阵变幻着的“名词”浪潮：诗歌、流浪、自由、海南、商海、时局……正如文中所言：“新一轮浪潮上场，它淹没个人，让许多琐碎纠结暂成‘杯水情感’，无暇顾及，它以大时代的架势呼应了不谙世事的青春形态。”“校园爱情故事”不过是作者鲁引弓呈现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小我与时代大我之间复杂微妙关系的媒介，小说文本内部所散发出的那种不可名状的时代气息与情绪是一般意义上的“青春文学”所无法企及更无力消受的。

小说的精彩之处还在于，它为读者建构了一组双向观照的镜像结构——一方面是通过个体来观照时代，另一方面是透过时代来打量个人。前者借助“我”的追忆性视角来回望那个充斥着“小布尔乔亚情结”与荷尔蒙冲动的疯狂年代，使得宏大的历史叙事被点染上了浓郁的个人化色彩；后者则通过“时代”之眼来观测个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为个人情感平添了许多历史的厚重与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