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61年，何其芳指出“在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中国文学史都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汉语文学史，不过是汉族文学再加上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写出的文学的历史，这就是说，都是名实不完全相符的，都是不能比较完全地反映我国多民族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发展情况的。”这一情形，直到上个世纪末的《中华文学通史》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1904年黄人在东吴大学编写《中国文学史》，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也编写了《中国文学史》，这是中国文学史编撰的起点，二者都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近百年来，冠以“中国”的各类“文学史”总计超过千部。但是，何其芳所说的没有“反映我国多民族文学的成就”，以及“汉语”文学史究竟是什么面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学界一直没有人进行过系统研究。原因固然多样，但在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历程中筚路蓝缕，毕竟是一件极苦的差事，在当下浮华躁动、以量取胜的学术生产和评价体系下，如此费力却成果必不会“丰硕”的工作，专营者必不会多。因此，李晓峰的这部《被表述的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以下简称《被表述的文学》）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见出了当下难得的扎实治学的可贵学术精神。

《被表述的文学》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分为四个时期，即“晚清国家转型与中国文学史发轫”“‘五族共和’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史”“抗日救亡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将文学史投入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的宏观视野和学术理路。这一点，则得益于作者的文学史“具有国家知识属性”的观念和深刻认识。因此，作者提出“没有中国，何来中国文学史”的关键问题，指出晚清国家转型中，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国家不可能为文学史的写作创设国家制度环境，人们普遍没有确立民族国家观念，因此无论林传甲还是黄人都不可能从国家知识的高度来编写作为国家知识的文学史。不仅如此，象林传甲对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文学的鄙视所反映出的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则说明在所谓的知识精英阶层，象梁启超那样具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五族共和”的国家设计在如何对待多民族的问题上，先天不足，大汉族主义与种族同化思想规约了这一时期文学史写作的主体路向，只有郑振铎等具有各民族平等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才在自己的文学史中平等公正在评价北朝民族文学、元代民族文学等。而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语境下，作者同样发现，虽然国家创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和意识形态语境，但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依然普遍缺失，另一方面大汉族主义依然大行其道。因此各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要么以“拚盘”的形式体现“民族平等”，要么干脆对少数民族文学视而不见。所以，包含各民族文学成果有机融通的多民族文学史，在《中华文学通史》之前，一直付之阙如。

不难发现，贯穿《被表述的文学》始终的，是作者倡导和研究多年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正是在这种被学界誉为“近十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重要成果”的史观下，传统文学史中的多民族的国家观念的缺席、多民族的民族观的缺席、多民族的历史观的缺席、多民族的文学观的缺席导致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对各民族多语种、多传统、多形态的文学历史及其成果的严重忽视，才被挖掘并呈现在世人面前。从这一角度说，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吸引着作者进行了这次长达两年多的文学史的艰辛的回溯之旅。

《被表述的文学》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优秀结项成果的一部分，其另一部分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出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作为其姊妹篇，《被表述的文学》也是目前第一部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对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少数民族文学的“被表述”的叙述形态以及隐含的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史文学史缺失的知识话语进行反思的著作。作者指出，中国文学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既削弱了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也影响了文学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该书启发人们反思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重视认识中国文学史的知识属性和多民族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的历史，对促进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和文学史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推进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