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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任大星先生于9月22日凌晨去世，很是吃惊。老人身体虽早有病恙，但其心态从容、思维敏捷、坚持写作，不久前还与编辑在邮件中沟通这篇创作谈的情况，文章尚未刊出，老人家已驾鹤而去，但他笔下的童真与美永留人间。                                                          ——编者

我的写作习惯，从1953年开始写作第一本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到现在，可以说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在我刚开始学习写作小说时，受了当时某些文艺理论的影响，必须认认真真地先写提纲，然后根据提纲，规规矩矩地创作正文。记得我写《吕小钢和他的妹妹》时，事先把提纲写得非常详尽，诸如主题思想、人物性格、故事主线、情节转折，甚至包括环境描写和细节刻画等等，都考虑得非常全面周到，不厌其烦地写了进去，然后，听取了小读者的意见再作修改，修改后，才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寄到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也许因为那时候从事文学创作的作者比现在少得多，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对工作又特别敬业，他们很快就给了我回信，肯定了我的提纲，同时还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鼓励我早日写成正文后寄去让他们考虑出版。结果，我把正文写出来以后，因为提纲写得过分详尽，以至正文的字数反而不及提纲的字数多，只有不到2万字。使我大受鼓舞的是，作品在1954年2月由该社正式出版后便很快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热情鼓励，不仅被改编成儿童故事片电影在全国放映，译成英、俄、日等几种外文在国外出版，还得到时任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的提名嘉许。

接下去，1956年写作短篇小说《雨亭叔公的双筒枪》，写作以前虽然没有写过书面提纲，但情况也大致相仿。记得1956年年初，我突然接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一封约稿信，说是为了迎接“首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的召开，希望我能为他们写一篇短篇小说，题材不拘，但必须尽快交稿，而且应该是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这期间我正巧在酝酿一个短篇小说题材，素材来自我的童年生活，感受较深，酝酿已接近完全成熟（等于已经有了一个“非书面性”的提纲）。正因为如此，我只花了一天晚上的业余时间，便顺利地完成了这篇7000字的短篇小说。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后，也同样受到了各方面的热情鼓励，作为成人文学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全国性选集，作为儿童文学被选人《中国新文艺大系》等多种全国性选集，甚至还被中央四部门联合遴选，翻译成四种外语，送到布达佩斯去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有关文学活动。

《刚满十四岁》

在这不久，我又写了篇幅较长的少年小说《刚满十四岁》，情况却开始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事先也作了应有的艺术构思，而且写了一个书面提纲，但因为作品内容牵涉到的社会面较广，人物较多，时空变化较大，故事情节也较复杂多变，在创作作品正文时，就一直感到提纲内容反而限制了我的艺术想象，束缚了我的文学创造力。于是我只好打破原先的故事构思，痛下决心把提纲丢到了一边，然后凭着我在生活中的实际感受，以及对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和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了解，顺着作品主线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需要，开始“任其自然”地去开展故事情节，用“边写作、边构思”的新的写作方法，最大限度地扩展了想象空间，以便“信马由缰”地去发挥艺术想象力，轻松愉快地完成了这部作品；其中有不少富有生活实感和艺术情趣的细节描写、人物对话等等，可以说，都是事先在提纲中绝对无法意想到的。这就在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加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艺术情趣和可读性。《刚满十四岁》在1956年初版以后，同样也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的热烈追捧，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连续加印了十多次，据不完全的统计，至少发行了三四十万册；多年以来，直至2010年，还在连续出版新版本。

从此以后，除了在写作短篇小说时我还可能需要略作一下艺术构思外，在所有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就完全改变了以往的写作习惯，不再在事先写什么提纲之类的东西，用来“作茧自缚”了。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野妹子》，和以后写的七、八部中篇少年小说如《湘湖龙王庙》《狐狸女儿阿梦》《上海，一个严寒的冬夜》等等，以及多部长篇小说如《芳心》《依依梦 梦依依》《爱神为她作证》《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等，可以说，都是在事先未作任何具体构思（更别说写提纲了）的情况下，便开始动笔创作，然后又“任其自然”地创作完成的。我把我的这种创作方法，美其名曰“无构思创作法”。

《我的多彩童年》

当然，写小说不可能会有“绝对意义上”的“无构思”。我在这里说的“无构思”，实际上说的是在正式动笔之前，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什么具体详尽的所谓“构思”或“提纲”，只需要有一个“大体上的故事设想”就够了，然后就顺着这个“大体上的故事设想”，在“边写作、边构思”的情况下，凭着作者的实际生活感受、审美敏感和艺术表现力，最大限度地在写作中放开手脚自由发挥，以轻松愉快的写作姿态，依照情节内容和人物性格的发展需要，“任其自然”地把作品写作完成。因为文学创作不同于搞工程建设之类的事项，不一定需要事先设计好“工程蓝图”之类的计划；如果文学创作也必须像搞工程建设那样去设计好蓝图，然后根据“蓝图”去“依样画葫芦”，那么作者在具体的艺术创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创造性还在哪里呢？

《坏爸爸好爸爸》

我以为，根据“工程蓝图”性质的“提纲”写出来的小说，只能是一些根据主观意图加以编造，用来图解某个主题思想的“说理性小说”（亦称概念化小说）；而小说必不可少的应有功能，恰恰不在于说明什么道理（概念化观念），而在于动之以情，以情感人，通过审美，然后给予读者以应有的艺术感染力量，使读者在感情上得到艺术感染。

古人曾把某些好的文学作品形容为“沛然从肺腑间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我喜欢的也就是这样的创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