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创作大事记
编者按： 国内目前第一部由诗人食指（郭路生）本人审阅、校订的生活、创作历程大事记。2015年4月13日至5月12日，诗人妻子翟寒乐根据郭路生口述整理，经食指修订审阅后，最后定稿于2015年12月14日。文中黑体字部分原为注释，为了阅读方便，将其插入正文中。
祖籍山东省鱼台县王庙乡程庄寨村。
1948年11月21日出生在行军路上。
离开家乡时奶奶担心将要临产的母亲，母亲执意跟随机关北撤，并宽慰奶奶：“我已经有过一次生产经验，（1946年冬，母亲产下第一个孩子。孩子健康结实，刚出生碰巧父亲办公事路过，回家坐了一会。爷爷高兴地对父亲说，他们母子平安，你也回来看了，孩子就叫个“双喜”吧。几天后,为躲避敌人搜查将孩子藏在缸里致使夭折。）听说我大哥所在的医院也在那一带，说不定还能碰上，我自己也准备了消毒的剪子和包孩子的布。”当时搞了一年多的甄别运动（1946年冬，母亲因为快生产没随机关一起转移，但未脱离党组织，为此被审查两三个月，接下来在甄别运动中又成了被甄别对象。）已经结束，母亲心情转好，还给将要出生的孩子起名“甄别”。
21日是个晴天，阳光很好。上午十点多，行至朝城（朝城现在是山东省莘县一个镇，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鲁西平原上。）附近，途中突然出现临产征兆，母亲独自一人急忙向大舅所在医院的方向走，半路走不动了，恰有老乡在地里干活，母亲问老乡：知道时思文吗？老乡说知道……（大舅时思文是母亲的堂兄，四十年代初期在山东省湖西区共产党组织成立的抗日民主政府的民政科工作，1948年为所在医院政委。由于做过多年民政工作，和老百姓熟悉。）母亲央请老乡到医院报信。大舅带着医生护士从距离三（华）里多的医院赶来，母亲已产。护士阿姨脱下棉袄包上还未断脐的我，抱着急向医院跑去，医生架着母亲艰难地随后跟着。到了医院，护士阿姨仅穿的一件衬衣被汗湿透，我却冻得已不会哭。医生先给我断了脐带，再放进温水盆，将水温一点点逐渐加热，慢慢缓了会儿，我才又哭出声。赵硕院长说，这孩子生在路上，就叫路生吧。等父亲赶到医院看望时，“路生”的名字已经叫开。（以上经历母亲多次向我讲述。）
五六岁的时候母亲给我诵读古诗，到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有两首：一首是“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元·姚燧《凭栏人·寄征衣》）就那么几个寄与不寄的字，把心中纠结缠绵的感觉说了个清清楚楚。我当时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感觉。还有一首是“打起黄莺儿（ni），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春怨》）可能是这两首诗特别耐读，读来语音缭绕，意味隽永，所以直到现在都记得。
上小学开始喜欢诗歌，买了好多儿童诗集看。对我影响大的是柯岩的儿童诗，如《两个将军》、《帽子的秘密》等，让我印象很深。受其影响，大概在四年级时写了：鸟儿飞过树梢，三八节就要来到。在老师阿姨的节日里，问一声老师阿姨好。初中又读到了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他们写的诗是新诗），都找到了小时听母亲诵读古诗的感觉。印象深的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三门峡梳妆台》，郭小川的《乡村大道》等。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就那么几个句子稍加改动，读着绕来绕去余音绵绵不尽，和小时妈妈读的“欲寄君衣君不还”如出一脉。还有冰心的《繁星集》，里面的每一首诗都很短，就像元曲的小令一样，都有那种味道。
这样的诗作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朦胧中我感悟到诗歌的魅力——诗应该是这样的。
这些可能是引导我走向诗歌道路的起点，我开始对诗歌着迷。
初中时，对知识的渴求让我放学后就在家关着门看书，经常是饭好了叫我才出来。为此母亲很担心：“这孩子别是病了吧？”父亲说：“没事，他是读书读进去了。”语文课开始接触诗词，到书店买了本王力的《诗词格律》看，知道了诗词的常识，没下功夫。
初二下学期的清明节前后，由于家庭的教育，写了首纪念二大爷郭耕夫、三大爷郭宗斌烈士的诗，他们在对敌斗争中牺牲得很英勇，很惨烈，让我深受震撼。记得几句：无数的花圈和挽联，萦绕在烈士墓边，花圈上那迎风抖动的鲜花，像是一簇簇跳跃的火焰。
初三因成绩优秀被评为北京市优良生。中考发挥失常，同年进北京函授学校西城分校补习，准备1965年再考高中。
在一年的函授学习中（主要在家自己温习），由于功课底子较好，就有了许多自己支配的时间，便比较系统地按照外国文学史认真读了些外国文学经典，并进行了分析。还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诗词、散文），以及自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白话文优秀作品。此时和牟敦白（牟敦白，北京西城区函授学校的学生，和郭世英、张郎郎有来往，接触外国现代文学艺术较早、较多。）有所交往，开始接触西方的现代作品和现代派艺术。
在函授学校由于不配合（班主任）老师的反“自来红”思想教育，（学校搞“反修防修”的反“自来红”教育，老师让我做典型发言，批自己爱看外国小说。我对此事反感，不干，得罪老师。老师便联合团委书记整我。）挨整很厉害，激烈的冲突竟使我有了退团的行动（上高一时父母找西城区团委讲明情况，才恢复了团籍）。1964年底或1965年初，曾在一天夜里走到复兴桥上，想投护城河自杀，前思后想，最终获解脱。（我在桥上徘徊将至黎明时，农村进城拉粪的马车经过，马铃声将我从黑暗中唤回。）之后的一天早上迎着阳光骑车出行，心情和阳光一样灿烂，想了四句：喜逢朝阳送，清风款款从。飘然辞嚣市，田园育乡童。
在函授学校挨整的“黑材料”被装进档案，成为“问题学生”的佐证，更成为入北京五十六中高中后以及“文革”中挨整的基础材料。“文革”中五十六中的左派组织继续整我的“黑材料”，并将一些不实的“黑材料”塞进我的档案。如我在和同学议论读过的书时说“法国的社会制度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整成“黑材料”进了我的档案则成了我“说法国社会制度好”。当时有本很红、很风靡的小说，我看后说：这像中学生作文，里面有的抒情是模仿雨果的《悲惨世界》。这也成了“黑材料”放进我的档案。我的作文曾被我们班教语文的班主任何韫芳老师不止一次当成范文在本班和外班念，但一篇对学校教育改革表达不同意见的作文被学校当做“问题”的证据送到北京市西城区团委。“文革”前我就被定为“问题学生”。
从1964年在函授学校开始挨整，到1968年我写出《相信未来》后、下乡前参加学校组织的秋收劳动时还在继续受到批判，我这个“问题学生”的问题是：看外国文艺作品，写诗。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这些问题让我在1966、1968年挨批斗最厉害： 1966年几个班都准备对我进行批斗。有一次在图书馆组织的批斗会上没人发言，只好散了。1968年教室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更有同班团支部整我的积极分子找到何其芳，调查我“有没有反共产党的言论”。后又被扣押在学校，准备升级为全校批斗。为此班上有的同学很为我担心，他们又是找工宣队，又是找军宣队，说：郭路生不是坏，他就是爱看小说，爱写诗，这么批斗他怕出事。这才避免了全校对我的批斗。
记得“文革”初期，当时整我的同班的对立派的人当着我的面恶狠狠地说：把材料塞进他的档案，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这些塞进我的档案的“黑材料”，在“文革”初和“文革”后期的下乡、交友、参军的经历中都产生了极大、极坏的影响。开始下乡都没有资格，等着运动后期处理。
在杏花村时，大队选我参加县里的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后资格被取消（大队先通知我开会，又通知我不去了。开会和不去开会都是大队长唐庆信亲口对我说的），我问是怎么回事，大队长只说了一句：“公社说档案到了。”
档案如影相随，从北京五十六中到山西汾阳杏花村公社，又经山东鱼台王庙公社至济宁市人武部辗转跟到部队。
我清楚地记得，在部队我已当了文书后，连里一位党支部委员当着很多人和我开玩笑说：文书还是个粉红色诗人。临离开部队前，我们营和驻地海军基地通讯营举行篮球比赛，一直观看比赛的营政委（我所在的独立营是政委编制）动情地和我说：“回去吧。把你的档案写好点。”这是肯定了我在部队的锻炼成长。
高中时，常和同学写诗唱和。写的诗有《书简》、《海洋三部曲》的第一部《波浪与海洋》。
1966年8月外出串联，9月下旬回京。在这期间，不知哪个学校的几个学生跑到我们家，说我们家有封资修的书，让处理。父母很害怕，处理了家里除马、恩、列、斯、毛以外的所有书，只有一套放在床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得以幸存。我回家得知此事，气得打碎了家里所有的灯泡。
一片黑暗。
1966年11月，中央决定停止乘车串联，提倡步行串联。我和班上几个男同学商定步行串联去延安。行至山西代县阳明堡公社，经当地挽留，我与同学王建平决定留下帮助社队搞“文化革命”（延安我曾去过）。之后我应该公社上花庄（大队）之请去上花庄帮助搞运动，其实也就是“四清”的扫尾工作。1967年初因宣布“联动”是反革命组织，深感震撼。我佩戴的红卫兵袖章虽然是“十六纵队”的普通袖章，但怕引起群众猜疑，因此返回北京。
在上花庄，大队安排一个中年单身饲养员（时间久记不清名字了）和我同住。我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整理汇集群众上报的材料。和我同住的饲养员话不多，我每天晚上回来他和我打个招呼，给我搁几支烟就自己休息去了。烟是大队买的，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吸烟。吃饭是大队派，在老乡家吃一天饭自己交四毛或三毛钱（时间太久记不太清了），一斤粮票，钱和粮票都是从家带的。在上花庄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我收益很大。特别是返回北京之前，已临近春节，村里的社员排练山西梆子古戏，让我开了眼界。我亲眼看到村里平时并不起眼的年轻人，排戏时的一个亮相，一个眼神，一招一式，却是那么专业，演得可比专业演员有味道。戏虽是古戏，可排练演出之好，令我大为赞叹。山西梆子的唱腔都唱到人的心里，这也是我后来喜欢地方戏的原因之一，也深感到群众对寓教于乐的需要和艺术的重大意义。
回京后和朋友们相聚，了解情况。和曲磊磊、郭忱（曲磊磊,北京男三中学生，住我们家楼上，喜欢诗歌、绘画和摄影。我俩经常在一起读诗唱和，记得一次我俩骑车去玉渊潭游泳的路上，用苏联歌曲《小路》的曲调我一句他一句地现编着唱。这歌后来传了出去。我当兵复员回来听说有人接着编了好几段，很是风行了一阵。郭忱，北京第一一〇中学学生，喜欢音响、录音等。）来往甚密，写诗词互相交流。我曾把写的一首词交曲磊磊拿给他父亲看，磊磊回来告诉我，他父亲看到“雨帘卷作霓虹”时，说这是大家手笔。词已经记不起，这一句因受到曲波伯伯的赞扬所以记得特别清。
在情绪低落的情况下，1967年3月写出了《海洋三部曲》的第二部《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
1967年4月由李平分挑头组建“老兵话剧团”，我和邢鸿远执笔，写出话剧《历史的一页》。在这里特提及杨晓阳，对“老兵话剧团”和另一个团体“老兵合唱团”，杨晓阳都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和大力支持者。（李平分，北京第五十六中学学生。杨晓阳，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 邢鸿远，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学生。 姜昆，北京灯市口中学学生。何京颉，北京第一〇一中学学生。 何辛卯，北京第二中学学生。老兵话剧团，李平分发起并组织。他先找到我，谈组织剧团的计划，让我写剧本。意见一致后，他联络人组团。剧团的主要组成人员：导演李平分（也参与剧本讨论），编剧执笔郭路生、邢鸿远，美工章予，音乐和音响何京颉、何辛卯，乐队叶子、叶丽娜，主演姜昆、王晓敏、江希莲、刘昌平、苏晓农，道具组负责人赵强，后勤组负责人赵笑然、梁明明。剧务及演出人员以“文革”前北京市少年宫的话剧组、舞蹈组部分学生为主，还有家在百万庄的中学生，一一〇中学、西四中学、育鹏小学等学校的学生参与演出。老兵话剧团组团后参加者自带被褥住在育鹏小学，交钱、粮票给后勤，大家过集体生活，直到1967年10月解散。
1967年的秋冬，在李平分的倡议下，杨晓阳和李平分又组织了老兵合唱团。合唱团成员以西城区中学生为主，兼各大院，包括百万庄大院的中学生。指挥：沈自由。乐队由和平里大院里的中学生组成，乐器齐全，阵容强大，演出专业（可能是因为中央乐团在和平里，所以当地的孩子乐器演奏水平较高）。教唱歌的周晓华也很专业，对参加的成员先测试，再按嗓音分声部，然后分声部排练，最后合练。领唱臧晶晶。演唱歌曲以毛泽东诗词为主，兼阿尔巴尼亚和苏联革命历史歌曲，（转下页）在剧团认识了何其芳的孩子何京颉、何辛卯，于初夏认识了何其芳。自此之后，才对诗的韵味和诗的形式及语言的知识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了解，并开始了有意识的自觉追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接上页）演唱水平较高。杨晓阳让我写朗诵词，写好后怕影响太大（自己又是学校的问题学生，参加这些活动不敢让学校的左派知道），未敢拿出，只给何其芳和何京颉看了。转请李丹刚（京工附中学生）给写的朗诵词。剧团和合唱团演出好几场，合唱团还去天津演出一次，我都没参加，在家写诗。
在我们演出《历史的一页》的同时，城里的学生金波红、徐雅雅他们演出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长安剧院演出，观众购票入场，演出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当时很多中学生、大学生也有演出。1967年老兵话剧团解散后，姜昆、曹鸿翔、苏克等演出自编自排的话剧《在列宁的故乡》，演出持续到1968年夏天，李平分参与指导。1968年李平分自购器材设备、胶片拍电影，邀我写电影剧本，我因放不下写诗谢绝了，一度影响了我俩的关系。此事后因公安局查抄了东单三条的拍摄地而告结束。1968年，外交部宿舍子弟以徐庆东、秦晓鹰、章百家、徐庆来为主编导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第一部，1969年底到1970年初编出第二部。1968年秦晓鹰、刘青等人创办了文艺杂志《准备》，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文革”前在学校阅览室读到过何其芳主编的《文学评论》，那些作为批判“靶子”的外国诗歌，虽多是零散片段，但美国的象征主义诗篇和苏联年轻女诗人阿赫玛杜林娜的诗令我惊叹，让我大开眼界。认识何其芳之后读何其芳的诗集《预言》。发现读何其芳的诗有一种空灵感，如《月下》中的诗句，“但眉眉，你那里也有这银色的月波吗？/即有，怕也结成玲珑的冰了。/梦纵如一只顺风的船，/能驶到冻结的夜里去吗？”以及《预言》等诗篇都是能把人心中的神性召唤出来的作品。
和何其芳的交往是我在诗歌写作道路上的最大幸事，对我一生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使我终生受惠。尤其是何其芳关于新格律体及诗与歌的关系的教导，使我懂得了中外诗体由古典到现代的发展过程。没考上高中那年我在家还学谱曲（给烈士诗抄谱曲），所以音乐感比较好。那时按心情谱，还不了解诗和音乐的关系，听何其芳讲了才知道的。
何其芳专门给我讲授“新格律体”诗歌，讲得非常细，非常耐心。记得何其芳老师先给我讲新诗的“形式”，他说：新诗是应该有形式的。诗体的变化从来是从没有形式到有形式，之后再打破旧形式，形成新的形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跟社会和语言的变化有关，跟时代有关。在新诗的形式上，他主张“新格律诗体”，基本上和闻一多提倡的差不多。但在为什么要提倡写新格律诗上，何其芳老师更多地强调新诗应该有音乐感和韵味，有了音乐感和韵味才受老百姓欢迎。
那时我们特别喜欢唱歌，经常一起在何其芳老师家唱苏联歌和其他外国歌。何其芳老师曾对我说：你们喜欢唱歌，歌词配上曲子，好听好记，而且各种感情的歌唱起来，永远都忘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一首歌的谱子是由几个乐句组成的，而乐句又是由若干小节组成的，小节又是由音节组成的。他说：你要知道歌谱里的乐句就像一行一行的诗一样，一首歌里乐句里的小节数量是一样的，同样每个小节里面音节的长度也是一样的，像2/4拍、3/4拍……这样唱起来非常和谐，感觉余音绵绵不断。新格律诗体，像歌的曲子一样，一首诗几段组成，每段中的诗句和曲子里的乐句一样，句数基本相同，每句中的顿数也叫音步也应和乐句中的音节一样，大致相同，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一、二、四或二、四)押尾韵，就会产生和歌一样的效果。我问过何其芳老师：民歌也非常有音乐感，配上小调也很有韵味，民歌体是否也应该提倡？记得老师说：在反映现代这个博大深沉的社会时，新格律诗体比民歌体要好一些。
我听得认真，牢记在心。这等于是说，照这样，写新格律诗体的诗人就和音乐家作曲和谱曲一样，有节拍、有句式、有章法了。再加上押尾韵和略微注意点平仄，诗就有了乐感。一首好诗会和受欢迎的歌和乐曲一样好听、好记，会产生余音绕梁的韵味，令人拍手叫绝。如果你了解新格律诗体和懂得音乐简谱，就知道何其芳的联想多么神奇，把歌、曲的体式与新诗形式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必然产生妙不可言的效果。何其芳的思考与实践是对新诗形式的形成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
我把当时写的诗稿拿给何其芳，何伯伯不但看得认真，还写上自己的意见，再耐心地和我谈，一点没有名家大诗人的口气和做派。谈完了，还嘱咐我“要记得”。还有一点要提及：从小我一直觉得诗的抑扬顿挫特别好听，像声音的回廊，有回响，觉得新诗里也应该强调一下。 1967或1968年我问过何其芳老师新诗中平仄的问题。何其芳老师说，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也问过语言所一位好像是姓陈的所长，陈老是这么说的：现代口语亲和力强，仄声字多，新诗中这个平仄的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写诗时，一句诗中仄声字多的时候，就适当地换几个意思是一样的平声字的词，使诗句朗朗上口。（参看我的文章《纪念诗人何其芳诞辰100周年》（2012年第2期《上海文学》）。）
“文革”中不上学，各学校、各层次的学生广泛交往，志趣相投的更是来往密切。比如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黄元家就是大家交谈的沙龙，他家有唱机、唱片、钢琴和书籍，书籍中包括从古典到现代的画册，给了大家非常丰富的营养。其中的绘画集及一本《唐寅全集》使我受益匪浅。他家从古典到现代的唱片和黄元精湛的钢琴弹奏，使我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在这里向黄元及他们家人深表感谢。记得1968年初夏，经住在红霞公寓的王青介绍，曾一起到他家邻居刘丹丹（刘白羽的女儿）家“借”书。刘白羽当时被隔离审查，他的书房也被查封，我们从书房的天窗爬进去，拿了不少书。其中大部分是黄皮书，可喜的是我找到了早就想看的雷马克的《凯旋门》，这些书使我们受益匪浅。在此一并感谢刘丹丹及她的家人。再比如石油学院附属中学的郭大勋、任志明常到百万庄找刘历远、张河南玩，我们认识后，我常去石油学院附中玩。任志明的诗写得好，当年也传得很远，在中学生中影响很大。1967年他给我读他写的诗，我至今记得。1968年我到石油学院附中玩的时候，认识了在那里“避难”的张郎郎。（王青，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刘历远,北京八一中学学生。张河南,北京第五十六中学学生。张郎郎，中央美术学院学生， 1968年夏被公安部通缉逃往外地。王东白,张郎郎的朋友。
黄元的父母都被隔离审查，家里只有他、妹妹黄贞及奶奶，所以去他家看书、交流的人越来越多。我当兵复员回来再去他家，看到很多精美的画册几乎被翻散，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刘丹丹家借的书回来大家传看，最后也都找不回来了，十分可惜。任志明1967年给我读他写的《无题》，现按记忆附上：我不爱夏日群芳的娇艳/却爱雨后花枝的凋残/有谁又比得了你哟/更知道人世的艰难我不爱那高悬的星斗/她虽然明亮/却总是在空中躲躲闪闪
我仰慕那一划而逝的流星/不论落入坟冢，还是冲向黑暗/选择命运/却是那样毅然决然
假如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我注定要扮演一个悲剧中的角色/那么就让这个悲壮的故事/作为我生命史上最后的一篇。我还记得当时传抄的北京大学学生吴三元的诗《船》中的几句：你的命运就是向前……结束时的句子是：就是撞碎了，也为大海/镶上一道庄严的花边。让我深感震撼。
1967年初，联系上小学同学骆小海。1968年，通过骆小海结识了李零和张木生骆小海,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李零,原名李晓峰,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张木生,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1965年下乡。文中提到的是1968年当时全国都在响应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精神。）。那时我写诗，听他们议论，“斗、批、改”的“斗、批”阶段已过，到“改”的阶段了，他们当时致力于农村改革。还记得李零当时在研读《孙子兵法》。这些都令我十分吃惊。
1967年写了《命运》，年底根据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写出了《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
1968年陆续写出一些诗，主要有《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的第二、三部，《海洋三部曲》的第三部，《给朋友们》。还写了《难道爱神是》、《还是干脆忘掉她吧》、《你们相爱》、《烟》、《酒》等一系列年轻人喜欢的诗作，这与何其芳伯伯对我的教导密不可分。
1968年的夏秋之交写出《相信未来》。王东白（见282页注①）说，郎郎逃往外地之前在他的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写下“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正合我当时不好的心情。原来还想写“用孩子的笔体歪歪斜斜地写下相信未来”，后觉字太多了，不合节拍。这首诗创作的具体情况，见附录翟寒乐的文章《迷茫年代的憧憬——再谈〈相信未来〉》。
刚写出《相信未来》就有一次与谷牧伯伯的巧遇，谈到了文学创作和诗。其间谷伯伯诵读杜甫的诗《旅夜书怀》，他那略显浓重的胶东口音，沉郁苍凉中带着些无奈，把我惊呆了。杜甫的诗我读过，可谷伯伯的声音、语调，把我这个刚写完《相信未来》的小青年震住了。这才是诗啊！我写的那叫什么？回到家，马上找出杜甫的诗选来看。让我极其失望的是，一个个铅字呆板地排列在书上，再怎么读，也找不到听谷伯伯读诗时的那种震撼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参看我的文章《记一九六八年谷牧伯伯与我的一次简短谈话》（2014年4月17日《文学报》）。还有件事也必须提一下，因为对我的影响很大。谷伯伯在听我说了为什么喜欢文艺后，喝下一杯白酒，沉思了一会说：年轻的时候都写诗，成仿吾在创造社时常写东西，可到苏区就不写了，做其他工作了。成仿吾的事当时只略知一点，他是创造社的成员。到苏区之后的事我一点不知道，不敢说什么。但这件事让我心中一惊，因为我是准备一辈子写诗的。谷伯伯说这些时，是边考虑边说的，语调很有些沉重。之后再联想到小时候读到的鲁迅答《北斗》杂志提问，我就一直在考虑，怎样生存？如何给自己创造一个温饱的环境？在单位的传达室工作后，才找到了有饭吃、又宽松、还能学习（传达室报纸、文艺期刊多）、写诗的地方。1985年1月初开始长期住院，这个问题就搁置了，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相信未来》原创第三段“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最后删去了，为此有的朋友一直觉得可惜。这是我多次朗诵后的体会，经过认真考虑删去的。“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露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这心境是非常凄凉的。“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情绪开始高昂，“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情绪更高了，接下的“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是继续向上激昂的情绪。这种在高昂情绪的逼迫下一步步递进的不适当的高昂，不符合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因为当时大家都很压抑。删去了这一段，心中的情绪自然转成了低沉的“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摇曳着曙光那温暖漂亮的笔杆很大气，很深情，用孩子的笔体则是充满向往，但却是根本不着边际的，这才符合当时的情况。
1968年写出《相信未来》后，经曲磊磊引见去贺敬之家谈诗，认识了贺敬之和从小喜欢的儿童诗作者柯岩。柯岩在厨房做饭时我和她就写诗的问题交谈了一会。柯岩去世我写了篇怀念的文章。
《还是干脆忘掉她吧》原创第三段的后两句——“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召回南去的雁群”，正式发表改为“迅速地消失在我的蓝天里，只留下鸽铃那袅袅的余音”。有朋友觉得“一手扶着摇曳的垂柳，一手召回南去的雁群”是神来之笔，删了可惜，可我特别喜欢鸽群飞时的铃声，听着心里舒服。
在听到我们百万庄两个大学生的感情故事后，写了《难道爱神是》这首诗，随后将写好的诗抄给了当事人。《你们相爱》一诗是根据另外两人的故事而写。
1968年夏秋之际，还有一件事值得回忆。“文革”初期百万庄的孙智忠（孙智忠,北京第五十六中学学生。0等穿越国境去了越南要求参加抗美援越，返京后我们大家都把他们当作英雄并听他讲述了一同越境参战的中学生赵建军牺牲的情况，遂由李平分提议决定由我和另一位中学生写歌词找人谱曲创作《赵建军组歌》，记得为此还去赵建军家采访过他姐姐。后因下乡的事临近，谱曲的事就搁置下来了。我写的《赵建军组歌》歌词如今还记得一首，现录于下：“霄汉沉沉/烽烟起/飞蛾扰衅/织火网／弹击敌雀／示敌锋刃／敌禽饮丸沉入海／我军喋血杀出阵／好男儿／请战血凝书／千钧信//身百创／血洒尽／为革命／何足吝／舞一腔热血洗千秋恨／沙场狼烟初次战／青山肃穆终年寝／起林涛／玉阙走惊雷／传丧讯。”
《鱼儿三部曲》我写得最下功夫，也是我最满意的诗作之一，不料竟无意言中了自己的命运。“死神穿着雪白的单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叹息”，这是《鱼儿三部曲》“三”的开始两句。形容冬天快结束时，雪没那么大了，雪白的单衣是残雪。在1974或1975年修改时为了整个诗的内容忍痛割舍。当年诗写好也被大家传抄，我听说一位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什么人看到此诗时说“这才叫诗”，吓坏了我，想收也收不回来了。后来在《今天》发表时，我的原稿已丢，用的是北岛保存的抄稿。
1968年12月18日乘下午四点零八分的知青专列赴山西汾阳杏花村插队。在车上秦晓鹰说“给你找个空点的车厢写诗去吧”，随后找到一节人较少且有暖气的车厢。是夜写出了《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第一稿，19日抵达杏花村，20日完成定稿。初稿的第六段是：“……然后对她粗声粗气地叫喊：听见吗？记着我，妈妈北京！”当时车站特别乱，只能这样大声喊着说话，三个小短句也符合节拍。原稿的第三段“人们都用手捂住了眼睛/放下你们的手吧/让我再看看你们/那两颗闪烁着温情的明星”在定稿时删去。
小时候，衣服扣子掉了，母亲给我缀扣子时，我穿着衣服站在母亲面前，母亲把扣子缀好了，就把头俯在我的胸前，把线咬断，这是印在我脑子里非常深的印象。临走的那天，母亲又给我钉了扣子，是将扣子加固。母亲没有去车站，只有妹妹丽娜一人去送我们。以后才知道，那天父亲也去了火车站，只站在远处望着。我们走的那天，全家没吃晚饭，连灯也没开。
这之前写过送别人下乡的《送北大荒战友》。送别人下乡和自己真要离开北京感受太不一样了，尤其火车开之前“咣！”的那一声，一下让心里一震。“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改成过“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雄伟”和周围的环境符合，但内心仍感觉是尖厉的声音，后又改了回来。这首诗曾在多个场合朗诵，有时会随心情脱口朗诵成“一声心碎的汽笛长鸣”。
临下乡之前，何其芳、贺敬之都不约而同地和我谈到向民歌学习的问题。贺敬之还专门谈到我的诗语言有些晦涩，应该学习民歌语言的简洁明快。何其芳给我找出一些民歌诗集让我带到农村学习。除此外我还带了《老人与海》，另有甘恢理送的《永别了武器》、《马雅可夫斯基诗集·长诗卷》，马雅送的《汉魏六朝诗选》、《辛稼轩词鉴》。梅天、梅津送的《鲍参军诗注》(甘恢理,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因病休学在家，和张郎郎交往甚密，以前是“太阳纵队”成员。马雅和梅天、梅津都是中学生，我和他们经常谈诗和交换图书看。1968年从甘恢理处借到他精心抄的他所喜爱的诗歌作品和一些书籍，受益匪浅。同年在梅天、梅津家找到一本抄家遗漏的《鲍参军诗注》，因当时找鲍照的诗找不到，在他家发现了，想借来阅读，没想他们送了我，我喜出望外。马雅送我《汉魏六朝诗选》、《辛稼轩词鉴》亦是在1968年。和马雅来往被班上的人看见后，竞成了批判我的问题之一，理由是她爸爸以前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之一”。)，还有特意找戈宝权要的他翻译的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在《回想起来不是滋味》一文中提到过。（《北京青年报》2009年10月31日）敲开门，戈宝权老师把我让进他的书房（其实也是卧室），我说明来意，他爽快地从床下取出一本《十二个》。恰此时，我看到了书桌上正摊开平放着老师正在看的一本“样书”，是俄国诗人舍甫琴科的诗文集。我问戈宝权老师这本诗文集是怎么回事时，他笑着说：这是他翻译的书，原准备出版，已印成样书，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没有出。现在白天在学部烧锅炉，只能下班后翻翻，看看还有什么要改动的地方。戈宝权老师当时的处境和他对学问的态度，令我感慨万千，心中不是滋味。)以及苏联时期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著名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等我喜爱的书籍。《山外青山天外天》中“哪里有爱情，哪里就是莫斯科”的诗句我至今记得。这些书带到农村，有空便读，都给了我很好的营养。
杏花村很大，是一个公社，分西堡和东堡，西堡和东堡分别是大队，我们在西堡。这里远离运动，尊重文化。在大田干活的时候还能听到老乡们唱上辈人传下的民歌，比如《走西口》、《送情郎》等小调。除了劳动，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零碎时间读书。逢雨天不出工时，更是我读书的整块时间，别人在隔壁聊天我根本听不到。
由于摆脱了城市和“文革”中挨整的处境，心中阴云散尽。
1968年底到杏花村后一安顿下来，记得是12月25或26日的一大早就走着去冀村（十三四华里）看知青朋友。男知青当时暂时安置在一个大仓库里，地上铺着柴草，大家的褥子铺在草上。我到的时候，由于天冷，他们都还在被窝里躺着聊天。由于人多，玻璃上哈气很重，高高的小窗上结着一层冰花，当时朋友们就指给我看。走着回来的路上默写出《窗花》。
1969年的3、4月写出《新情歌对唱》。从小我就想搞诗歌创作、当诗人，下乡学写民歌是必然的。到农村后心情大变，可不挨整了，便有意识尝试民歌体裁的创作。端午节冀村的知青朋友徐庆来、秦晓鹰（见290页注①）等和我说，快过端午节了，给大家写首诗吧。写出《等待重逢》。之后去山西夏县刘会远、黄元、王青、张小红(会远,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张小红,北京铁道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他们均喜欢文学艺术。我们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艺术，交流读书心得，欣赏音乐。)等所在的知青点杨家川游访，返程的火车上开始构思《杨家川》，回杏花村写成。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何辛卯来信，希望我给他写首诗。写出了《给朋友》。这几首诗写得很有感情。十月一日在知青点值做饭班的时候，在庭院的秋阳下写出《农村十一抒情》。这之后又应何京颉之邀去了趟白洋淀。在白洋淀和农民诗人李永鸿相遇，就民歌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长谈，谈得很细(见杨桦《白洋淀插队回忆录》（《白洋淀诗歌群落研究资料》,中国文学史料学学会,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1969年回北京，一次朋友相聚时彭宁(彭宁,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说到红旗渠，说那是农民修建的，了不起，应该写写。那时正在农村插队，对农民和农民生活有所了解，彭宁谈到农民的这一创举，对我又是一个震撼，决心写出红旗渠。
1970年和外交部宿舍的徐庆东、秦晓鹰、章百家、徐庆来徐庆东,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生。秦晓鹰、刘青，北京第一〇一中学学生。章百家，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徐庆来以及后面提到的卢伟都是北京外语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他们都是喜欢文艺的中学生。一起创作广播剧《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们》第二部（第一部是徐庆东他们搞的），为此剧我写下《我们这一代》。同期想给自己的诗编本集子，并为这本构想中的诗集写了《序诗》。同年转老家山东鱼台程庄寨插队，之前去了趟南京。当时心情不好，一看到南京长江大桥，精神为之一振，于当年7月写出《南京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写作的起因，是当时毛泽东提出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具体说，让工人占领大学、中学的教育阵地（可能还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这消息让我这个出身于农村又有革命家庭背景的年轻人深感振奋。又在心情十分不好的情况下亲眼目睹南京长江大桥的雄伟和壮观，因此有感而发。幸亏当时没有发表，因为之后才懂得这是错误的。大学里的“专”要靠教授治校，大学生的“红”要靠党委领导，哪个政府（国民党除外）也不会培养政府、社会的敌人。)
1970年的9、10月份，在山东老家因给生产队办事，去泰安市水利局。在办公室看到介绍红旗渠的两本不同的小册子，非常高兴，向人家索要。要来后一直带在身边，仔细阅读，准备写红旗渠，阅读中把想出的句子随手记在小册子上。
1970年12月在入伍年龄的最后一年（在还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怀着能写出军旅诗的心情决心去部队好好锻炼。从济宁应征入伍，去了浙江舟山定海的舟嵊要塞司令部直属通讯营三连（永备架设连）。1973年1月退伍。
这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两年。
紧张的施工，严格的训练，刻苦的读书，两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生活、劳动、读书的思考等，都有了和以往不同的体验，思想和身体都得到很大的锻炼，有了坚强的意志和结实的身体，扛住了以后的磨难，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和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军旅诗。
刚入伍在新兵连写出《新兵》一诗，分到连队后在班里挤时间写出了《刺刀篇》、《架设兵之歌》。
1971年接徐庆东来信，信中讲到舟山有个诗人陈山诗写得很好。在我认识了军宣传处干事叶文艺(文艺,我所在军宣传处干事，诗人，散文《海螺渡》的作者，和陈山认识。我和他交流诗歌创作。)后，从他那借到陈山的诗集《擂鼓集》，读着很惊，真好！还抄了很多。“夜半三更/一片红旗天上走/万点白帆开绣球/潮迎人面起/喝彩看飞舟/刺刀如水向东流。”这样的诗句我看两遍就记住了。受其诗作《擂鼓赋》、《扬旗赋》的影响，写出《刺刀篇》。后来写出的《壮志篇》、《红旗渠组歌》、《海礁赋》等，均受到陈山的影响。部队施工训练紧张，纪律严明，未能去看望在擂鼓镇蚂蚁岛工作的陈山(970年冬天，还有到别的地方入伍的机会：我的在河北邢台军分区工作的本家大爷已答应让我从邢台当兵走，我们家楼上的曲晶晶在南海舰队当兵，当年冬天来河北接兵，顺路回京见到也回北京正准备当兵的我，让我跟他走，最后我选择了在工作地的济宁入伍，这就到了舟山。现在回想似乎也是命中注定让我接近陈山这样一位诗人，他的诗对我影响很大，改变了我的诗风，铿锵有力的长短句很适合军旅诗。)。
1971年当战士期间，我挤时间读完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别人施工回来都忙着洗涮，我一回来就到我们班的学习室看书。我们的营房是苏式建筑：全连分两栋房子，每栋房子由连部和每个班十平方米左右的一间学习室及一个大通宿舍组成，南边的一栋住三个排，北边的一栋住两个排。我住在南边那栋营房，排长的床铺和我的斜对过，为此午休时间曾不止一次被排长喊：郭路生！洗脚去！“文革”前我读完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1971年提倡读原著，我是带着读《矛盾论》、《实践论》中的问题借来《自然辩证法》读的。训练中我很认真，能吃苦，曾背着备复线从山坡上直接往下跳，把班长吓坏了，告诉我若跳到老乡砍的竹子茬上能把脚扎穿，让我买很厚的帆布鞋垫垫在鞋里。部队的生活紧张又充实，每周只有半天的自由时间处理个人杂事（洗衣服、写信、请假上街买东西等），写的诗不多。
1971年底我被任命为连里的文书，工作比在班里更加繁忙。文书室在北边的一栋房子，是一个单独的房间，保管的有档案、手榴弹、子弹、连排长的手枪。前任文书交班时提醒我：吸烟注意点，离弹药箱远一些。除了分管的工作（每周要制定出各班、排每天的施工、训练任务以及学习的具体时间表，协助指导员讲国内外形势，准备各种材料，按时出时事和思想板报、每周定期擦拭保养一次手枪）以外，还有上级安排的临时任务，几乎没有个人读书、思考的时间。因配合给战士讲国际形势写出《澜沧江湄公河》。
1972年秋末军里举行篮球比赛，我作为直属队的球员被抽到军里参加比赛，住在定海的军招待所。同一个球队的还有一连的白光明(光明,北京籍战士，和我同年在山东入伍，退伍后又曾和我同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时值郭新生去上海出差，绕道舟山看我，住在连里。因有参赛纪律我不能外出，他到训练场看过我一次。他临走我请假到连里送他，我们都没在一起吃一顿饭(在军招待所吃的伙食有补助，0.85元/日。按规定郭新生只能吃、住在连里，而我的伙食关系临时转到球队，不能在连里吃饭，我们也没时间到外面吃。从连里到定海要步行十几分钟。)，便匆匆作别。他走后不久，我写出《吹向母亲身边的海风》。
义务兵陆军是两年的服役期，以我的年龄不可能再超期服役。1972年底决定复员。复员前听说军里组织人写军史，我专门请假去军招待所看。见到叶文艺，他说“连队那么紧张，怎么写诗？你还是复员去个文化馆写诗吧”。
1973年1月正式退伍，退伍的前几天离开了文书室。送退伍兵的火车到山东滕县，下车正愁如何回北京当时买到北京的火车票需要有（地方）证明或（部队）通行证。，正巧碰到济宁地区机械局局长郑维福叔叔。“路生，你回来了？说不让你去，非去，上学多好。”通过郑叔叔直接买了回京的车票。1998年底回老家在济宁时，已任山东二拖领导的郑叔叔听说我在济宁，特推掉工作宴来饭店看我。
1973年回北京。先被安排在北京市第二光学仪器厂（通县）的技校任辅导员，后因去河南林县红旗渠写诗离职。离职前曾给通县县委写信，希望能安排到通县农村教学，我心里觉得这样可以利于写诗。
南京长江大桥和红旗渠是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的成果，是中国人的骄傲，令我震撼。1970年走上南京长江大桥，回来写出了歌颂工人阶级的诗。红旗渠是中国农民用人工创造的奇迹，令世界震撼。1973年3月初，我决定亲自去红旗渠看看，看看农民创造的奇迹，希望能写出歌颂农民的诗。记得很清楚，我是穿着棉袄、绒衣、绒裤，背了一（军用）挎包馒头，带着部队发的搪瓷茶缸出发的。先坐火车到安阳，再打听着去红旗渠，沿着红旗渠走到拦河大坝，看到了漳河。一路饥了啃干馒头，渴了舀红旗渠的水喝，晚上住两毛钱一夜的大车店，在大车店才能喝到热开水。后来钱花完了，把身上的绒衣脱下卖了五元钱，买了张到邢台的火车票。我的一位本家大爷在邢台，去了他家，让他给我买了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回北京后我把诗串了起来，原先写在小册子（1970年从泰安水利局带回的介绍红旗渠的小册子）上闪光的句子都用上了。小册子就是介绍一段段水渠，我把它全部想象成人物的形象写出来，这是受中国古典文学和当时的样板戏（立人物）的影响。像青年洞，我把它写成青年小伙的形象。宣传册子上有一句介绍“土专家”，我把他的形象发挥了：“捡根树枝地上画，画山画水画远景，画出山水甲天下。”这样我写出了这组诗。1973年写出了《红旗渠组诗》的《序诗》和第二首《英雄汉》，第三首《好后生》，还写出了《壮志篇》。
1973年的夏天很热，时常休息不好。在我刚过了二十五周岁生日三天后的11月25日，被送北医三院精神科。在有理想和梦的年龄，被当成疯子，只有忍着委屈，听命运的摆布，这样反而使我更豁达地面对人生了。沉静是内在生活的力量，我提笔面对命运，诗就这么一路写了下来。
1974年9月30日出院，因病被照顾安排在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工作。
出院后的1974、1975年写出《灵魂之二》，完成《红旗渠组歌》。在我整理以前写的诗时，（《鱼儿三部曲》的第一部我还能记得，第二部第三部已经遗失）《鱼儿三部曲》第一部中有“……又怎能在现实中迈出坚实的步履”的句子，我想鱼儿怎么能迈步走呢？为了这一句我把整段都删了。而删掉“死神穿着雪白的单衣，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叹息”这样的句子也是为了回避当时的痛苦。“经过人世时，我脚步放得很轻”，我从不敢大喊大叫的。
由于周恩来总理去世的震动，写了《我不相信这样的讯息》，并开始写《写在朋友们结婚的时候》等一系列表现革命先辈的诗，重新树立了被疾病摧毁的理想。
1976年“五一”结婚。
1976年11月和徐庆东、卢伟约着一起去北海公园雪后赏菊，因故都没去。但想着雪后的菊花情景，写出《雪后赏菊病后一》。雪的银色的纯洁，菊的金黄的高贵，都不属于我，我就像那“转蓬离本根，飘飖随长风”的落叶，风吹向哪里，就落在哪里，这是我当时病后的一种心境。这首诗以及之后的《长城病后二》，都反映了当时我对“历史篇章”和“人民骨肉”的一种新的认识。值得记取的是写《长城病后二》这首诗的前几年，正是国内“评法批儒”、肯定秦始皇的功绩、宣扬法家、批判儒家的时候。由于我的经历和处境所以有了这首诗。
1977年写有关老一辈的诗，包括关于周总理的诗《陨石雨的神话和传说》，还写了《田间休息》。
1978年因外宾来访有感写出《疯狗》，曾贴在“西单民主墙”上。继续写关于老一辈的诗。
1978年12月下旬，北岛、芒克、江河、黄锐等带着刚刚油印出来的第一期《今天》来家里找我，约我投稿。此后一段，和他们来往甚密。
1979年再次入北医三院。在医院写出《热爱生命》，同年写出《海礁赋》，因安徽受灾写出《北京的安徽女佣》。
1979年在《今天》发表诗，正式使用“食指”笔名。食指的意思就是“时之子”，时是母亲的姓，又和老师的“师”谐音，别无他意。
1980年写出《愤怒》，因改革开放开始写出《在自由市场里》及《我爱之一》。年初因单位政工科的靳伟令调离，提前办了离婚手续当时的规定，结婚、离婚都要先由单位开具介绍信，再到街道办事处办理手续。提出离婚后，需分居满两年单位才给开介绍信。靳伟令调离前找到我说：我准备调走，给你把信开了，你把手续办了算了。
1980年柯岩几次来信要诗，在母亲的催促下，给了诗刊社《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两首诗。刊登在1981年1月号《诗刊》上。
1981—1983年写了《我的心》，《遐想》，《献给你》，《人生》之一、之二，《我的小房间》，《诗人的桂冠》，《枯叶》，《大地与落叶的对话》等诗。
特别要指出的是，感觉到当时社会上思想价值观念比较混乱，又值当时在宣传蒋筑英的事迹，写出了《人生的启示》。
1983年有机会去《词刊》杂志社工作。是我去贺敬之家谈诗，贺敬之和我面谈的这件事（贺敬之当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组稿、看稿和自己写歌词都相当牵扯精力，觉得还是在传达室时间宽裕，工作不紧张，精神放松，利于写诗，所以没去《词刊》杂志社。当时在《词刊》工作的陈晓光(晓光, 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词作者，当时在《词刊》工作，也曾是我的好朋友。)知道此事。
1983年工作调整，很不情愿离开了传达室。对于我来说，只有方便写诗的工作最理想。
一次活动中，结识了林莽。以后加入北京作协和中国作协以及出版诗集，林莽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1984年城市改革开始。由于自己是个“疯子”，做不了什么事。近年底时，想去农村教书，在自己养活自己的前提下，还能有时间写诗。10月底和母亲打了招呼，拿着刊有我的诗的《诗刊》，去了母亲的老家山东单县。(974—1984年我基本是上半（天）班。1974年刚出院不久,有天我站在临街的院里吸烟思考问题，下班的母亲把我叫进屋里。过了会母亲才心情沉重地和我说，以后你别站在那吸烟了，回屋里吸，刚才有路过的人指着你对另一个人说：那人是个疯子。母亲说了后我不敢再去前院，就去后院站着吸烟，思考修改以前写的诗，然后回家整理、修改诗稿。虽然心情不好，诗写得很苦，但到1980年代后还是注意了锻炼身体，坚持洗冷水澡，能连续做三十多个俯卧撑。
记得去单县还不好买车票，买到的是一张退票。)未果。
不想回北京。从单县回鱼台老家，在四大爷家住了一段时间，帮着卖完公粮。
还是不想回北京。从鱼台乘长途汽车到砀山，然后转乘火车到郑州。去河南是想到兰考看看，写焦裕禄（工农兵都写到了，想写个工农出身的“土”干部，可惜此心愿未成。《红旗渠组歌》中的老太行形象觉得不够丰满）。记得那年冬天在郑州时，雪下得很大，天很冷。
在火车站挎包被偷，一本《诗刊》和钱全没了。到郑州一家医院找我的一个姨，没找到。在火车站滞留几天。
仍然不想回北京。把戴的一块钟山牌手表卖了五元钱，除去吃喝，买了张去河南汲县的火车票。（书包里除了一本《诗刊》和钱，还有随身带的纸和笔，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就盲目买了张去汲县的火车票）
在汲县下车是半夜，只能在车站等天亮。躺在水泥地上休息竞然睡着了，早上醒来整个右腿麻木，掐着整条腿没有一点感觉。我用左腿撑着身子弹了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好拖着无知觉的右腿沿铁路往回走到新乡，我的一位堂哥在新乡。我也清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在新乡住了一天，次日堂哥汉章陪我回到北京。（母亲告诉我她做梦梦到我的一条腿被截肢，拄着拐回家的。还好，我的腿慢慢恢复得以保住，只是落下伤病。）
1985年1月初住安定医院，一直到1989年春节。（在安定医院住的那几年，对我的管理比较宽松。比如别的病人须家里人来接才能回家小住，而我却可以每周六自己回家，周日再自己返回医院。）
在安定医院写出了《真想再见你一面》、《黎明的海洋》、《我不知道》、《秋意》、《受伤的心灵》等诗篇。记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和《秋意》两首诗是在冬天写的。睡觉时病房里一片漆黑，我只好借着过道的照明灯光趴在走廊的水泥地上写诗（因腿有伤蹲不下，即使能蹲下手也够不着地）。我把纸铺在地上，全身趴地上，硌得膝盖真疼。想好一句趴地上写在纸上，赶快爬起来活动活动，再想一句，再趴下写，胳膊肘都硌得疼。“随意踱步能使人浮想联翩/冬夜里内心中跳跃着诗意的火苗/喧嚣不安的白天得不到的东西/我要在冰冷的月波下细细寻找……直到灵感化为动人的诗句/才感到已是寒气逼人的拂晓”。
安定医院我所住三病区的臧护士一直让我心存感激：有次他值夜班时，我夜里起来写诗，想休息一下，他扔给我一盒火柴，使我得以吸支烟，缓解身心的疲惫。还有三病区的任护士、杨护士、王护士等也对我倍加照顾。
1989年春节出院，照顾病重卧床的母亲，写出《向青春告别》。
1989年4月22日在北京八宝山送母亲远行。
1989年11月25日被送到阜成门医院精神科。
1990年5月7日从阜成门医院被直接送到北京第三社会福利院。
在福利院陆续写出了《在精神病院里》，《归宿》，《致友人》（二首），《我的祖国》之一、之二、之三、之四，《给妈妈》，《我的青春》，《啊难忘这几年》，《对家乡的祝愿》，《诗人命苦》，完成了1989年开始的《人生舞台》的写作，完成《莫名的沉重与悲哀》、《告诫》、《欲望》、《雨夜》、《什么比男人间精神上的互补更强》、《当你老了》、《我这样写歌》、《中国这地方》、《生涯的午后》、《在精神病福利院的八年》、《世纪末的中国诗人》、《暴风雪》、《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青春逝去不复返》、《相聚》等诗作。
《我这样写歌》这首诗1995年开始写，因为写得不满意，到职工之家（医院职工娱乐活动室，我1996年去帮着看管）后的1996、1997年按照同一个韵一遍一遍地写，直到满意。真尝到了洛尔迦诗中所写的“嚼大头颅骨的滋味”。
2000年写《青春逝去不复返》这首诗写得特别苦，因为条件改变，又回到病区，一想到自己十多年身处绝境的无助心态，决心写好这首诗。白天在乱哄哄的大房间（大房间,在病区走廊的尽头有一间大房子，谓病人活动室。病人除了睡觉在病房，吃饭在饭厅，其余的时间全病区四五十人必须在活动室坐着或站着。活动室有一台电视，有几条旧的老式长条候诊椅，病人可以看电视，可以聊天，不能走动，有一位护工坐在门口看着，病人去厕所需向护工打招呼。医生每天的查房也是到活动室看看自己管的病人。）想起一个词或一句诗，有时是改动的一个字，找护士借笔写在手背上，洗碗还怕洗掉。病房的门只有中午和晚上睡觉时才开，病房一开门赶紧进去记在纸上。有时还是不小心会洗掉，以后就写在胳膊上。
1998年冬天，山东济宁和济南几家报社及山师大文学院一起邀请我回山东老家看看，同去的有林莽、刘福春和高小刚。（高小刚,百万庄发小。让他跟着去是为在路上照顾我。）先到济宁，后去济南。
这次山东之行最难忘的是在济宁意外的收获。
济宁举办了我和济宁师院师生的见面会。会开了一阵后，由几个学生搀扶着赶来一位教授。
记得那位教授身体十分不好，行动极为不便，由学生扶持着艰难地走上讲台，站在讲席前有点颤巍巍的。当时我和学校师生一起坐在台下，虽然不知道来人是谁，但从教授一走进大教室，从师生们热烈欢迎的场面看，我知道来的一定是学校里非常有名望的人。在掌声中，旁边的人告诉我：来的是姜葆夫教授，这是济宁市唯一的教授，因为身体原因，已多年不登台授课了。
姜教授虽身体单薄，行动不便，但声音清晰响亮，开口便讲：何为诗？什么是诗？！不用讲稿，从《诗经》谈起，如数家珍，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尤其讲到魏晋诗文，更是精彩。因为“文革”中，我读过魏晋的诗集，这回又经姜教授点拨，心中十分明了，不由得暗暗佩服姜教授学识根底的深厚。就这样，我和济宁师院师生的见面会，成了已久不授课的姜教授给我和文学院师生面授的一堂课。我和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受益很大。
因为行程安排得太紧太满，我只见了姜葆夫教授这一面。
这一面之教，令我终生难忘。要知道那时姜葆夫教授不但与我素不相识，还知道我身陷逆境，封闭在精神病福利院里已八年之久。
听姜教授这一课，特别是关于文学史上的一段即汉魏六朝这一段，他的精辟见解引起我深刻的思考。我第一次感到中国文学受益于战国文化而起于汉魏六朝，即开始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为唐宋文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听姜教授的儿子光炎说：他喜欢诗，借来我的诗看，被姜教授在家中发现，姜教授看完诗集后，说了句：这才是诗。1998年我回济宁，去师院，姜教授得信后，说了句：我得去讲讲。这才有了上面说到的那堂课。2011年初夏我又回济宁鱼台，见到光炎，得知姜教授已过世，心中一阵难过。光炎送我一本姜教授的《歌风集》和姜教授手书的一副对联。回京读罢，深感姜教授做人的骨气和清白。
姜光炎跟我说，《歌风集》里《蚯蚓》那首诗是写给我的。特恭录在此：
纵然被/犁头犁断/拖着带血的伤残/仍同犁头一起/在泥土里/深翻
姜教授一生饱经磨难，一身正气。早年被打成“右派”劳改，至晚年，疾病缠身，患严重的类风湿病不能行走，夫人蹬着三轮车载先生去给学生授课；夜不能寐时，读诗著文，缓解病痛。先生是我的榜样。我定牢记先生的师德、师恩，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尽心尽力。
我写了篇纪念姜葆夫教授的纪念文章登在《望湖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此书是姜葆夫教授的文集，纪念文章收集在文集的附录中。）
在济南时，曾受山东一家电视台之访，谈到此次山东之行中对山东发展的印象和看法。记得我谈到济宁的城市建设不错，但我的老家农村的情况变化不是很大。城市好，不是真好，城市和农村一起发展繁荣才是真好。采访我的人曾给我一张名片，叫谷云龙还是顾云龙，记不太准了。
在精神病福利院十二年，我从小被诗歌培育的心始终没有变。
清夜无尘，月色如云照无眠。
漫长的冬夜，追求与思考从来也没有停止。一次次提笔抒写心中的伤痛，诗伴随我等待着春天。
2002年3月21日，寒乐接我走出福利院。这一天恰巧是世界诗歌日。
出院后不久我办了退休手续，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一年写出了《解冻的心潮》、《啊 尼采》、《我的梦》、《冬日的阳光》。
2003年写出了《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诗神来了》、《精神的驿站》。
2003年的秋冬时节，曾写诗《不眠之夜》，讲述在当时环境下的一些思考：城乡经济和社会、文化应捆绑在一起发展，我们这一代（退休的和即将退休的）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此诗因故至今未完成。
2004年写出《我的歌声》、《秋阳》、《秋雨》。
2005年写出《苦夏》和《秋收的庆贺》。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2005年5月1日迁居海淀区上庄，开始了真正的晚年生活。粗茶淡饭，从容放松。自由地读书、看报，心中感动了写首诗，可以从容地沏上杯茶，可以随意地点上支烟，关注自己有兴趣的问题，在“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中品咂生活滋味。
2006年2月9日我和翟寒乐办理了结婚手续。
从小妈妈教我读古诗，抑扬顿挫的声音，我听着像声音的回廊，有回响。这种感觉正如前面提到的，在柯岩的儿童诗，贺敬之、郭小川的诗以及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胡适的《如梦令》（天上风吹云破）中，都读出过。这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就是吸引我。直到五十五岁时才从付新营介绍钱钟书韵论的文章中知道，这种感觉是宋代范温论韵味时以听钟比喻点明的。范温在《潜溪诗眼》谈到韵味时说：“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我以为“韵味”按范温的话说，用听钟声的心神愉悦来比喻是再合适不过的，其感觉是无法言说的精神层面的享受。回荡的钟声会令人们各有所想，直至陶醉了不能自已。诗歌是如此地讲出了人们心中深处的东西，叫我着迷。这些就是我和传统割不断的联系；我觉得这是中国诗的根，是中国诗歌血脉的延续。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聊布往怀，不胜感慨。
诗歌在我的心中是神圣的，我写诗时心是虔诚的。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我尝试过多种诗体，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到了晚年，尤其注重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韵味。我活着，就不改初衷，不停止思索，不停止追求，不到万不得已，不停下笔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