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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象小姐

2017年10月12日08:46 来源:当代微信公众号 张楚

张楚,1974年生,唐山人。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中国作家》《山花》等杂志发表过若干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樱桃记》《七根孔雀羽毛》《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象小姐》等。曾获《小说选刊》年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十月》青年作家奖,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郁达夫小说奖、鲁迅文学奖等。

我曾经想过跟宁蒙离婚。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二次。

“你都闹几天了,还有完没完?”宁蒙慢慢揉着我的肩,“别这样。听我的。”

向来都是他听我的。他手劲更大了。他有双灵巧的手:会煮正宗的韩国大酱汤,会在海礁上钓乌贼,会修进口摩托车,会折纸鹤,会接烧断的保险丝,会组装淘宝买来的古怪书橱,还会用刻刀在橄榄核上雕菩萨……

我说:“别碰我。”

他不说话了,低头摆弄着手里的樱桃核。他用樱桃核雕了十八罗汉。

我默默走到窗边。楼下是停车场,一位老人被担架从救护车上抬下来,急匆匆奔往门诊;还有个全身用白床单紧裹的人,被号哭着的女人们连拽带搡地塞进一辆红色面包车。他们的身形那么小,那么扁,仿佛沙漠里被热风吹向天空的沙砾。哪天都有那么多人进来,又有那么多人出去。他们都明白,这里是鬼门关。

“中午想吃啥?”他从后面搂紧我,商量着问道,“清炖乳鸽好吗?”

我转过身看他。这么多年,无论白天黑夜,无论他醒着还是睡着,我曾无数次细细打量过这个同床共枕的男人。他的鼻子还像以前那样挺耸,鼻毛修剪得干净整洁;嘴角微微上翘,那颗土橙色的痣静趴在唇边,像粒干涸的苍蝇屎。除了眼角的两条细浅皱纹,他一点都没老。

“只是随便聊聊的……”他喃喃道,“能有什么狗屁事?”

我盯着他的瞳孔。我一直没有跟他提过,当他说谎时,他的瞳孔就会骤然胀大。

“好了,”他压着嗓门说,“别没事找事。他们回来了。”

我掸掉他试图攀缘上我肩膀的大手,我什么都不想说。这些日子,我早习惯了仰躺在病床上,目光像夜航飞机的翼灯在黑暗中不停磷闪。房顶上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有时,我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人剪影般贴在屋顶。这个婴孩蜷缩在圣母马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饱满多汁的乳房。

他们散步回来了。

他们是我同房的病友,安姐、华妃、翠翠和她的男人臭脚。

安姐照例没说话,蜷在病床上听单田芳的评书。华妃则打开电脑戴着耳机目不转睛地看《甄嬛传》。她说已经看过三次。她让我们管她叫“华妃”,而不是教师证上的名字刘淑芳。翠翠呢,让臭脚给她按摩,不时发出一两声野猫般的喵叫。

“你儿子很久没来了,”华妃摘掉耳机,愣愣地瞅着安姐说,“该给他打个电话了。”

“他忙,”安姐慢条斯理地说,“在北京混,等于光着屁股滚刀刃。”

华妃叹息一声,转身问我:“美人,脸拉得比丝瓜都长,有烦心事?不妨说与姐姐听。”

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不怎么喜欢她。“都晌午了,你还没给本宫请安,本宫以为你眼里没哀家呢。”

华妃咯咯地笑。她跟游戏里那只愤怒的小鸟长得一模一样,嘟嘟脸,小噘嘴。“你的头发还没掉,”她说,“不过再做两个疗程,也变灭绝师太了。”她戴着顶假发,假发箍在圆滚滚的头上,像胡乱编织的劣质草帽。她还在“草帽”上插了排熠熠闪光的发簪,说是弟弟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上买的。

我们四个,前后脚动的手术,化疗时又安排到一个房间。一个疗程六天,出院休养二十天,再到医院化疗……我觉得我们还真是有缘,这是第四次了,还从来没有拆过帮。我觉得她们就是那群既让我讨厌又让我无法厌弃的穷亲戚。

翠翠嫌臭脚按摩时手重。华妃说:“臭脚要把你掐死了,就让野象嫁他,反正她还是黄花闺女。”

翠翠嗲声嗲气地说:“小点声华妃。她来了呢。”

野象真的来了。我们听到了她咚咚的脚步声,即便在略显嘈杂的楼道,她的脚步声也那么铿锵响亮。我们仿佛看到她那两条肥壮的巨腿正艰难地、迟缓地挪动,水缸般的腰身上,一绺绺赘肉随着悲壮的步伐前翻后涌。为了让心脏跳得安稳些,她会暂时放下手里的扫帚、簸箕和墩布,在狭窄昏暗的楼道里叉腰站立片刻,然后趿拉着四十四码鞋子的大脚又开始咚咚地敲击地板,直到地板发出砖头摩擦毛玻璃般的呜咽。说实话,我还真的从未见过这么胖的女人。我觉得她一只胳膊就能将我举起来扔到月球上。

“把你们的矿泉水空瓶通通给我,”安姐说,“记住,踹扁了再给我。”

我恹恹地说:“宁蒙,怎么这样没眼力见?”

他一直拿手机打游戏。他嘿嘿笑了两声,将床底下的塑料空瓶扒拉出来,用手捏扁,这才讨好似的笑着问我:“野象来了吗?”

野象是医院的清洁工。她好像在这里干了很多年,无论年老还是年轻的医生、护士、护工,包括那些耷拉着嘴角、满面愁容的老病号,没有一个不认识她。她总是套件紧绷着巨乳的蓝色罩衫,走起路来仿佛杂技团的一头慵懒大象。我不晓得她绰号的来历,为何叫野象,而不叫大象、家象?在我印象里,大象是种笨拙温和的动物,像所有的食草动物一样,它们铺满褶皱的眼睛总是让我想起终年卧床不起的肺结核病人。野象除了扫地、拖地板、打扫厕所,还收集空瓶。后一项是医院明令禁止的,她总是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有矿泉水瓶吗?“矿泉水瓶”四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时,她灰蒙蒙的眼珠瞬息明亮欢快起来。后来熟了,她连话都不用讲,只是吐着舌头晃我们两眼,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伸出,重重地摇一摇,我们就赶快将空瓶偷偷递给她。我们闲得无聊,后来在安姐号召下,都将瓶子直接踩扁,这样就不用野象挪动她沉重的大脚了。“你们真是好人,”她买了个宽甸西瓜送给我们,逼迫我们每人吃了四五块,“以后我就把袋子放在你们屋了。”

她将空瓶都藏进尿素袋。原来她打游击战,今天将袋子放在男厕所,明天将袋子放在女厕所,还曾将那个鼓鼓囊囊、散发着浓烈化肥味儿的袋子悄悄塞进医办室的衣柜。现在好了,她把它踢进安姐的床底。下班前她会扒着门框小声喊:“宁蒙,宁蒙!”宁蒙稍稍一愣后,马上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到电梯口,从十楼坐到一楼,绕过收发室跑到停车场。野象换完衣服,就将尿素袋从楼上直接扔下。她不去练射击真是可惜了,那个袋子在空中飘游几秒钟后会稳稳落在宁蒙脚边。她搓搓蒲扇般的大手,朝我们挥一挥,瓮声瓮气地说:“再见啊,美女们。”

我们一般都是化疗六天,六天后出院。我们不在时,别的病号肯定不如我们这样心肠软。我感觉她对我们格外亲近,忙完自己的活儿后,通常来我们病房闲聊。她总是倚着门框斜站着,如果护士来量体温,只能从她的胳肢窝下钻进来。她最喜欢跟安姐聊天。安姐脾性好,不像华妃那样老是逗她。

“你为什么不去当举重运动员?”华妃说,“真可惜了这副好身板。”

“我小时候很瘦的,”野象貌似羞赧地舔舔嘴唇,“我那时最想当的是体操运动员。真的,我做梦都想在平衡木上做狼跳和屈体后空翻。”

华妃拉着脸说:“幸亏你没练体操。一跳上去平衡木就塌了。裁判除了给你零分,还要让你赔器材钱。”

“你说得没错,”野象哀伤地说,“像我这样的穷人,还真赔不起。”

“人穷就穷了,志可不能短,”安姐说,“你也就是胖点,可大眼睛双眼皮,也算个漂亮人。你就不能穿件像样的衣服?浑身总是股剩饭的馊味。”

“可不是嘛,”野象像在反问我们,“我怎么总是股馊味?真冤枉死我了。我特爱干净,一个月就洗一次澡呢。”

我突然想起,店里的剩货里有条孕妇裙,等下次化疗时顺手带过来。“哎呀妈呀,真是送我的?”她眨着厚眼皮盯着那条碎花裙,半晌才忧心忡忡地问道,“能……能把我套进去吗?”我说肯定没问题,本来是个很胖的孕妇订购的,可后来她流产了。“太好了,我真喜欢这颜色,一朵朵的喇叭花,喜气洋洋。”我说那不是喇叭花,是郁金香。她咧着大嘴笑了,“我喜欢郁金香。世界上我最喜欢的花儿就是郁金香。”

等她穿着那条布满郁金香的孕妇裙来上班,我们都惊呆了。她做了新发型,茂密的头发像温水泡开的方便面一条条耷拉到肩上,嘴唇是狰狞的猩红,脖子上戴了条贝壳项链,连脚指甲也染成了紫色。

“你谁啊?”华妃说,“世界选美小姐到医院来做公益活动吗?”

野象笑得连隐藏的大金牙都龇出来:“真的漂亮吗?”

“那当然,”华妃说,“要生在唐朝,还有杨玉环什么事?”

“就是裙子有点短,”安姐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穿双长筒丝袜,就更耐看了。”

“中午我就去买,”她喜滋滋地说,“华联超市这几天正打折呢。”

我没料到她走过来,一把将我揽怀里,她身上是浓郁的花露水味。“太谢谢你了。”良久她才将我松开。我有些尴尬地瞟着她,她说,“等我有钱了,请你吃牛排。”

那天,医生、护士、病人都像看怪兽般看着她在楼道里拖着两条粗腿晃来晃去。见到熟人都会大声地打招呼,人家瞥她一眼,她就迫不及待地说:裙子漂亮吧?我妹给我买的。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郁金香!人家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她一句,她就嘴角喷着唾沫星子问,有空瓶没?有的话给我攒着!

她就是捡空瓶时出事的。

据说那天医院的领导来检查卫生。他们到洗漱间时,发现巨大的白垃圾桶边垂着两条硕腿。走在最前面的是医院的办公室主任,他盯着让他讶异的粗腿以及箍在屁股上的裙子,半晌没说出话来。后来他上前拍了拍她的腰,野象才缓缓地把头从垃圾桶里伸出,方便面头上粘挂着白菜叶,手里攥着俩空瓶,龇牙咧嘴地问道:“你拍我屁股干吗?”

主任说:“你这样会吓死人的。”

野象愤愤不平地说:“谁家病人这么缺德!把瓶子扔进垃圾桶。扔进垃圾桶也就算了,还要扔进一堆屎里。”

主任往后倒缩几步,紧紧捂住鼻子问:“瓶子不扔进垃圾桶,难道要从窗户扔出去?”

野象拍拍胸脯,喘着粗气说:“不是有我吗?我就是垃圾女王啊。”

主任问:“你收瓶子干吗?”

这倒让野象惊讶了,她用手纸擦拭着污秽的瓶身,慢条斯理地说:“卖钱呗。一个瓶子一角钱,二十个能卖两块钱。两块钱,能从超市买五个橘子呢。”当她说完这句话时,她立马后悔了。她方才发现,这个戴眼镜的秃头男人背后,还站着脸色铁青的护士长。当然,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半个小时后接到解聘通知时,她仿佛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瘫坐在楼道的角落里不停颤抖,偶有病人从她身边走过,好奇地瞄她两眼,她就朝人家龇牙咧嘴地笑笑,鼻翼两侧的眼泪混淆着灰尘,让她的笑容滑稽又陈旧。她像是马戏团里衰老多病、只得躲在牢笼里吃草料的一头大象。只不过这头大象身上,还裹着那条开满郁金香的孕妇裙。

我很长时间没搭理宁蒙了,想离婚也不是无理取闹。上次化疗时我妈一直陪着,我就让他回家了。出院那天我特意炒了几样小菜,开了瓶朋友从澳大利亚带回的红酒,他一个人全喝了。后来他靠着椅背就睡了。他的手机就放在桌边。

我一直后悔看了他的手机。和那个女人的聊天记录淫秽不堪,我看了都脸红心跳。最让我气愤的是,那个女人对我们家了如指掌,我们的住址、儿子的姓名、我的工作单位……她甚至知道宁蒙当年追求我时,曾在我家门口攥着束玫瑰枯坐了整宿。按照宁蒙的说法,他从没见过她,是偶然在网上认识的。

“就是空虚,你不在家,闲极无聊扯淡玩儿。”

“天边远吗?”

“远。”

“滚天边去吧。”

他老老实实地去睡书房。

我偷偷哭了一宿。我得的是乳腺癌,两个乳房全切除了。说实话,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从拿到切片结果到躺上手术台,只不过隔了三个小时。宁蒙的表舅是这所医院的副院长。本来床位很紧,主治医生又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但表舅一个电话,主治医生就开车从北京跑了回来。当他手里捏着寒光闪闪的手术刀时,迷迷糊糊的我还能感觉到他急促的呼吸声。

而现在,我不得不跟宁蒙妥协:“表舅没出差吧?”

他略带惊喜地看着我说:“应该没有吧。”

“你给他打个电话,让野象接着上班吧。”

“没问题!”

我看着他走出病房去打电话。我们分居很久了。我曾仔细想过,乳房对于女人的意义,以及对于男人的意义。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后来我在医院的一本破杂志上偶然读到首诗,是个叫巴勃鲁·聂鲁达的智利人写的。他说:你的乳房仿佛洁白的巨大蜗牛/你的腹部睡着一只斑斓的蝴蝶/啊,你这个沉默的姑娘!于是我知道,我的乳房沉默了,我也沉默了。我也知道,对宁蒙来说,他不仅仅是失去了洁白的巨大蜗牛。

“我跟表舅说了,没问题。”宁蒙笑着说,“我们又能看到野象了。”

我们确实又能看到野象了,只不过她现在不敢收集空瓶了。打扫完卫生,她通常蹑手蹑脚地走进我们病房,靠着墙壁跟我们聊天。华妃还是喜欢逗她玩儿。

“这次真是有惊无险啊。”

“你说我怎么那么笨?专往枪口上撞。护士长前天就警告我,说这几天检查卫生。可我一看到垃圾桶里的瓶子,怎么都忍不住,就想把它捡出来。”

“粘了屎你也捡?”

“在你眼里有屎,在我眼里是钱。”

“你命好,命里有贵人相助。”

“真的吗?”野象讪讪地说,“吓死我了。你说我要真下岗了,到哪儿找份得心应手的工作?胖人没胖福的。”

“可不是嘛,”华妃摸摸假发髻上的银簪,“还不谢谢你的救命恩人?”

“救命恩人?”

“是大美女找人给你说情,你才没被开除。”

这样,野象第二次拥抱了我。我没有闪躲,而是任她近乎夸张地勒着我。她硕大的、柔软的乳房顶着我的胸脯,让我的眼眶不禁潮湿起来。

“你是个好人。”她在我耳畔嘀咕道,“哎,为什么好人总是多灾多难?”

从那以后,她到我们病房跑得更勤。当然,她很少空手来。我们很快吃到了野象腌制的萝卜条、爆炒的绝辣海螺蛳、新煮的玉米洋芋,以及形形色色从来没有吃过的大餐。比如有次她端了个塑料盒,里面盛着奶嘴般的红色食物。我们的筷子在手里摆弄几个来回,谁都不敢第一个品尝。还是华妃忍不住问:“这是什么?”

野象得意地说:“保密。你们尝了就知道了。”

我们就更不敢吃了。野象用筷子搛了一块,强行塞进我嘴里:“吃吧。这是我从荷花坑早市买的猪乳头。老中医不是说过吗,吃啥补啥。”

我们都沉默了。最后安姐说:“难得野象有这份心,你们还愣着干吗?哎哟,味道还真不赖,你们尝尝!尝尝!”华妃瞅我一眼,也搛了一筷子,吧唧吧唧地嚼。安姐说:“你慢点吃。还人民教师呢,坐没个坐相,吃没个吃相。”

我们都知道安姐最近心情不好,她儿子快两个月没来医院,电话也极少打。

她的头发也全掉光了。我们病房真成尼姑庵了。

安姐儿子终于来了。这是个安静的小伙儿,见人三分笑,个子纤细,有点驼背。医生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护士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来时他点头弯腰,说:“您辛苦了,请多关照我妈妈。”野象就问:“你谁啊?”他眯缝着眼说:“您辛苦了,我是安长河。”

安长河手脚勤快,将安姐的桌子擦了,又将我们的桌子全擦了。我们不让他擦,他就尴尬地看着我们笑,我们只好让他用干净的白纱布来来回回蹭着脱皮的破桌面。当他干完这些,他瞅了眼安姐。安姐绷着脸没言语,他就开始擦玻璃窗。我怀疑那几扇玻璃从建院以来就没有擦过。他忙活个把小时,才将玻璃擦得晃人眼。他叉腰站在那里,望着窗外说:“妈,我明天还要去深圳出差。上午十点的飞机。”

“你有事就回去吧,”安姐说,“千万别耽搁了工作。你现在还是部门副经理吗?”

他扭过头看着安姐,半晌没有说话。

下午他说出去买矿泉水,结果半天没回。安姐有些坐卧不安。华妃说,你呀,一辈子瞎操心,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膀大腰圆,能出什么事?安姐说,你不知道,这孩子胆小如鼠,八岁了看到螳螂还吓得直哭,真随了他那没出息的爸。华妃说,再没出息,人家现在也是北京人,当了部门经理,出差都坐飞机,你还想怎样?安姐这才有点笑模样,说,他学习确实不错,当年可是咱们市的理科状元。

安长河回来了,窄仄的怀里搂着十来瓶矿泉水。瓶子像金字塔般搭垒得齐整稳当,最上面的瓶口紧紧抵住他的尖下巴。白色衬衣全湿透了,两根肩胛骨突兀地支出来。“我想买些冰镇水,可楼下没有,去了商店,竟比超市贵一毛钱。没想到超市那么远,”他羞怯地笑着,“幸亏我是飞毛腿。”说完他怎么就腾出只手去擦汗,结果在我们的哎呀声中,怀里的矿泉水噼里啪啦地全掉下来,有几瓶甚至滚到了门外。

“你个傻子!没出息的傻子!”安姐突然咆哮起来,“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超市的水再便宜,总共便宜不了一块钱!你腿脚再快,有车快吗?你就不会打辆出租车?”

我们都愣住了。我们从来没见过安姐发脾气。她说话向来滴水不漏,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谁都没敢吭声,全直勾勾盯着安长河。多年后我还会记得当时的情形:安长河突然跪下了。他跪得那么突兀,似乎有双无形的手在他麻秆般的细腰上猛击了一拳。他跪着蹭到安姐床边,将头埋在安姐两腿中间抽泣着说:“妈!我没用!没让您过好日子,还天天惹您生气操心!”他狠狠扇了自己俩耳光,“我是个没用的东西!我是个没用的东西!”

“真是随了那个老不死的!唉,怪谁呢,蛤蟆的儿子不长毛。”

野象不晓得何时进的屋。她张着大嘴看看安姐,又看看安长河,这才迈着粗腿咚咚咚咚地挪过去,一只手揪住安长河的衣领,轻轻松松就将他拎起来,摸了摸他头发,盯着安姐说:“蛤蟆的儿子不长毛,怎么能怪孩子爸呢?”

“那怪谁呢?”

“怪你呗。”

“怎么就怪我了?我在地毯厂干了三十年,年年是先进工作者,还当过市里的劳动模范!”

野象淡淡地扫我们一眼说:“怎么不怪你?你摸摸自己的脑袋就知道了。”

安姐狐疑着摸了摸头,扑哧一下笑出声。我们也都笑了。可不是,她头上可是一根发丝都没有。

“儿子大老远地来看你,摆着张臭脸给谁看?”野象嬉皮笑脸地说,“难道我们还不知道吗,你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安长河是晚上走的。走时他挨个向我们鞠躬,让我们多照顾安姐。那是个伤感的傍晚,窗外的晚霞余光斜射而进,让我们的脸颊都抹了层绯红的光晕。我紧紧攥着宁蒙的手。他粗大的骨节扎疼了我的掌心。

回家时,我让他从书房搬到卧室。那天晚上,我们做了很久。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亲吻我的乳房,他的糙手只是犹豫着在那里碰了下就果断挪开。我为他的犹豫有点难过。

更让我难过的事,发生在几天后。

宁蒙请了几个哥们儿到家里吃饭。他和那个女人聊天的事,他们全知晓了,半荤半素地在我面前数落起宁蒙的不是。宁蒙垂着头,一副追悔莫及的神态。他总是忍不住将自己的糗事告诉朋友,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让他的心里干净。那帮酒鬼早早喝醉,不到八点就散了场。我带着儿子去街上溜达,宁蒙在家里洗碗。等回来时他正在上网,见到我时他的瞳孔忽就胀大了。我说你跟谁聊天呢?他说没什么,有个老顾客问我们还有没有剩货,想抽空挑件衣服。我二话没说将他从椅子上拽起来,“你陪儿子睡觉去吧,”我虎着脸说,“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他杵我身边,一动不动。

他果然是在跟老顾客聊天。这个顾客我认识,是政府公务员,以前来宁蒙店里买衣服时低眉顺眼的。她丈夫是我们这里最大建筑公司的董事长。他做梦都不会想到,娇小娴静的妻子是如何跟野男人调情的。

“多长时间了?看样子是老情人了。”

“你胡扯什么?人家可是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这样,我约她晚上过来。她要是来了,我就杀了你。”

他结巴着说:“我,我,我……”

我用宁蒙的口吻继续跟她聊天。我说,你嫂子还在医院化疗,晚上有空过来坐坐?我酱了牛肉,可以喝点日本清酒。女人很快回信,说等我半个小时,我先洗个澡。

我关了电脑。宁蒙坐在阳台上闷闷地吸烟。半个小时后门铃响了。你能想象到她看到我时的表情,嘴张得比河马的嘴还大。“嫂子回来了?我跟宁蒙约好挑几件衣裳,”她反应倒是很快,“你的病如何了?”

我笑着将她请到客厅,然后告诉她,约她出来的不是宁蒙,而是我。她的眼睛就直了,蜷坐在布沙发里,手神经质地揪着丝袜的一根跳线。我说,你没有必要解释什么,我都清楚。怪只怪我生了病,糟钱糟物,他心情不好是难免的。多谢你这段时间陪他说说体己话,让他缓解缓解压力。你看,我头发全掉光了,命不好,可我谁都不怪。

她哽咽着辩解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虽然什么都没有,可还是为自己有过这样的想法感到羞愧。她以后不会跟宁蒙联系了。她希望我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她的丈夫。最后她抱住我的肩头小声抽泣起来。

“不会的,”我递给她张湿纸巾,“擦擦眼泪吧,假睫毛都掉果盘里了。”

野象问:“宁蒙怎么没陪你来?”

我说宁蒙的祖父生病了,他陪床呢。

野象说:“你怎么又瘦了?小脸还没巴掌大,我可得给你好好滋补一下。”

安姐这次没来,据说病情有些恶化,转到北京的医院去了。我们打她的手机,七嘴八舌地抢着跟她讲话。她的声音跟平时一样,淡淡地说那里环境不错,等出院了就来看我们。还特意叮嘱翠翠不要老欺负臭脚,叮嘱华妃不要总看电视。翠翠呢,照样整天腻着臭脚,如果说臭脚是匹瘦马,那么翠翠就是一只粘在马尾上的果蝇。华妃的《甄嬛传》已经看到第五遍。她换了顶假发,这次假发上戴了朵粉色蔷薇。“漂亮不?”她细细捻着绢布花瓣,“皇后这个歹毒的女人,怎有我这般天香国色?”

宁蒙是两天后来的,我看都没看他一眼。他买了我最爱吃的猕猴桃,剥后小心翼翼地递给我,我没接,他低着头自己吃了。他沉默的样子让我心疼。午饭后他说出去趟,我没吭声。这时野象来了,她大概刚扫完厕所,满头是汗。我说,野象你有空吗?她瓮声瓮气地说,刚忙完,累劈了。

我从楼上俯瞰着野象穿过停车场,朝医院门口缓缓走过去。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个好侦探,对于她的新职业,她似乎也并不热衷,很快我看到她挺着乳房折返回来,在楼下弯弯腰,扭扭屁股,开始做起广播体操。她的广播体操很惹人眼,除了常规动作,她还将一些奇妙的动作糅合进来,比如高抬腿——如果你看过大象表演,那么我可以说,她的动作比大象还要缓慢优雅;比如龟步,肥胖的双手一前一后地机械戳探,脖颈一伸一缩,同时粗腿弯曲着迈着碎步。很快她身旁就聚了群病人指指点点,她这才整理整理衬衫,将露出的肚脐盖好,一点一点朝传达室方向蹭去。等见到她时,她神神秘秘地将我拽到墙角说:

“我跟他走了两条街。”

“他去干吗了?”

“这傻小子,买了火腿肠和啤酒,喝得有滋有味。”

我点点头。她又说:“宁蒙这傻小子,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宁蒙是下午回来的。回来也没怎么说话,分给臭脚一根香烟,两个人躲到阳台上去吸。

他们都睡着了,只有我睁着眼死盯着屋顶。房顶除了几条蜿蜒成玫瑰状的裂缝,什么都没有。我以前常常恍惚看到传说中的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剪影般贴在上面,他蜷缩在马利亚的怀里,嘴唇贪婪地伸向她的乳房。而现在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瞅瞅睡在简易床上的宁蒙,他的呼吸均匀安稳。我蹑手蹑脚地将毯子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是野象。她压着嗓门说:“跟我出来趟。”

我狐疑地跟她出了病房。深夜的楼道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肯定有无数的幽灵在这里飘荡徘徊。他们都是不甘心的灵魂。在医办室的电子秤前,她停住了脚步。

“看好了,我到底有多沉,”她眨了眨厚眼皮悄悄地说,“我要表演魔术了。”

“我眼睛又不近视,”我撇着嘴说,“一百零五公斤。”

她说:“过两分钟后你再瞅瞅,我到底有多沉。”

值班的医生趴在桌上睡了,墙上的钟嘀嗒嘀嗒地走着表针。她轻轻咳嗽了一声,我又瞅了瞅电子秤,说:“一百零二点五公斤。”我有点不相信似的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秤,“你捣什么鬼?”

“我才没捣鬼。这是我的秘密。”她神秘兮兮地说,“小时候偶然发现的。”

我搀扶着她从电子秤上下来。她说:“你知道那五斤秤的重量跑哪儿去了吗?”

我摇摇头。她说:“那五斤,就是魂儿的重量。”

我哑然失笑。她翕动着硕大的鼻孔说:“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体重就减轻五斤。”

我说:“胡扯。电视上说,人的灵魂是二十一克。”

“不管是五斤还是二十一克,说明人除了这身肉,还有点别的。”

“那倒没错。”我恍惚地看着她。

“也许,那点别的更重要。这身肉死了,烧了,变灰了,可魂儿还在,也许它一直待在墓地里,也许它随着风到处乱飘。知道不?那些郁郁寡欢的人,就是死后魂儿也整天绷着脸,不受待见;那些快活的人,死了也是快活的,它跳来跳去,在电线杆上跟麻雀唠嗑,在野地里跟田鼠抢麦穗,在马背上跟跳蚤讨论下届的美国总统是谁。”

我只是傻笑。笼罩在光晕下的庞大躯体仿佛不再是那个为了空瓶锱铢必较的人,而是一位肃穆着布道的牧师。她的眼睛那么亮,仿佛有小小的火焰在瞳孔里燃烧。

她又说:“你不要整天攒着眉,像人人欠了你五百吊似的。你运气够好了,虽然是乳腺癌,却是早期。安姐那样才闹心,本来是良性,没想到癌细胞转移了。”

我盯着她重又灰蒙蒙的眼珠,不晓得说什么好,我知道她这是逗我开心,可是我怎么开心得起来。“我没事,我挺好,”我垂着眼睑说,“也许是化疗后遗症,整天疑神疑鬼。”

“你明白就好,”她舔舔厚嘴唇,“不过我得纠正你,人的魂儿不是二十一克,而是五斤。”

“好吧,”我笑着说,“你体重比我沉,魂儿也比我沉。”

回到病房,宁蒙正轻声轻语地接电话。我说谁啊,这么晚了还骚扰别人。他怯怯地瞥我一眼连忙掐掉。我说,把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他犹豫了片刻。我走上前一把抢过手机。他愣了会儿,然后嘴里嘟囔着推了我一把。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动手,踉跄着跌到床边。他慌里慌张地跨过酣睡的臭脚来搀我。我顺势从他手里抢过手机,狠狠朝墙上摔去。

手机破碎的声音在夜里那么响。华妃先醒了,她摸摸头上的蔷薇一惊一乍地问道:“我的妈呀,氧气瓶爆炸了,还是地震了?”

宁蒙低头走出了病房。他没有再回来。如果他在街上冻死了,那么,就让他死吧。

“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为了屁大点的事动肝火。”第二天中午了,华妃还在唠叨我,“他容易吗?在家里哄孩子,在医院哄你。你就不能让他省点心?”

野象给我带了罐蒜末海带丝,她说滴了好些香油,最是下饭。然后试探着问:“晚上……我请你看演出吧?”我问什么演出?她支支吾吾起来。我看着她扭捏的神态忍不住笑了。她两眼放着光问:“你答应了?太好了!晚上七点半,我在医院门口等你。记得打扮得漂亮点。”

我没怎么打扮,精心打扮的是华妃。她穿了件华美的旗袍,旗袍有点皱,让她瑟瑟地站在秋风里时老忍不住用指甲蘸着唾沫抹一抹,再拽着布料抻一抻。我很好奇她的乳房为何那般高耸浑圆,却没好意思问。“你说,她会不会请我们看歌剧?收音机里说,今晚燕山剧院有黑山歌剧团的《塞尔维亚的理发师》。”但她马上把自己否定了,“野象那么小气,”她用唇膏狠狠地刮弄着嘴唇,“最大的可能就是请我们看场二人转。哎,她向来既俗气又没品位,毕竟只是个清洁工。”

本来翠翠也要带臭脚来,后来华妃对她耳语一番,她才嘟囔着留在病房。见到华妃时,野象有点吃惊,不过也没多问。华妃倒是拉着长音说:“要是看二人转,我这旗袍就白穿了。”

野象闷头闷脑地乜斜她一眼说:“穿着旗袍去泡迪厅,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呢。”

说实话我没想到野象会带我们去迪厅,这辈子我去迪厅的次数屈指可数,估计华妃也是如此。在门口检包盖荧光印章时,华妃出了点意外,她死活不肯让保安保管那把陈旧的瑞士军刀。后来我和野象不得不将她揪到一旁。“这把瑞士军刀是我前夫送的,我一直带身边,要是保安弄丢了怎么办?”华妃噘着嘴说,“没准他们看着好,自己就私藏了。”我跟野象好说歹说,她才恋恋不舍地把军刀递给保安,又逼着人家打了一张欠条。

里面的人真多啊。野象给我跟华妃找了两个座位,又给我们点了饮料,然后悄悄离开了。华妃坐在高凳上,不时抻拽着旗袍袖口。谁也不会料到,我们是两个没有乳房的女人。

“太吵了,”华妃说,“简直比学生出操还吵。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像我们一样的人。”

“我就知道,这笨女人根本不会把我们带到什么好地方。”

“我挺喜欢这儿的。”

“喜欢个屁,一群乌合之众。”

野象很久没回来。我跟华妃就傻傻地盯着那群跳舞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分不清是男是女的人。“你想喝啤酒吗?”华妃问,“我以前一斤老白干不在话下。”我说这里的酒很贵。她不屑地瞥我一眼,“瞧你那小家子气。”

我们就喝起了啤酒。我很久没喝了。我记得以前没意思了,就跟宁蒙在家里喝酒。他喝不过我。想到宁蒙时,我的酒就喝不下去了。

“我的乳房漂亮吗?”华妃嬉笑着问,“是不是很性感?”

“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你戴了什么玩意儿?”

她说:“你不知道吗?医院食堂的白面馒头,蒸得又圆又大又软。哎,我真是皓腕高抬身婉转,销魂双乳耸罗衣啊。”

我们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瞎聊着,场子的灯光忽暗下来,人群也静下,然后光柱尾随着音乐摇摆到一根钢管上。我们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根明晃晃的金属钢管旁,站着一位超级肥胖的女人。她有一头蓬松的栗色头发、一张宽阔猩红的嘴巴以及两只大力水手才有的臂膀。她身上裹着件镶嵌着无数金属箔片的黑纱衣,站在那里,仿佛美艳的菲律宾女佣。

“她她……是野野象吗?”啤酒沫沿着华妃的嘴角流出来,“她疯了吗?”

“是她。”我抚着胸口说,“我们最好先溜到那边,防止她从台上跌下来。”

可我们都没动。我们看着野象随着音乐开始扭动她肥硕的臀部,看着野象绕着明晃晃的钢管风姿绰约地抛媚眼、抖乳房,间或微微抬起她大象般的前腿。她或许以为她还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平衡木上做狼跳或霍尔金娜后空翻?当我看着她双手艰难地握住钢管,左腿直立,右腿和左腿劈成九十度角时,我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厉害啊,”华妃咂摸着嘴说,“我们给她加油吧!野象野象,宇宙最棒!”

我就跟她扯着嗓子喊起来。可我们的声音太小了,很快就被全场疯了般的口哨声、掌声和歇斯底里的尖叫声淹没。如果没记错,野象的最后一个动作是双手托住乳房,双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劈叉。我一直没想明白她为何不双手撑地,好让粗圆的膝关节有个更稳妥的支点。当她面色潮红地站起来时,我看到她的黑纱裙被撕扯开一角。她缓缓地从舞台上走下来时,有人伸手去摸裸露出的大腿。她满不在乎,在明灭的霓虹灯下,穿过涌动的人群朝我和华妃一点一点挤蹭过来。

“一晚上四百块钱,”野象得意地喝着啤酒,“我可是这里最受欢迎的舞者。”

我跟华妃不约而同地点点头。

“开心吗,大美人?”她的鼻孔还剧烈喷着热气,“没想到妹妹有这一手吧?这个迪厅的老板邀请了我三次,我才赏脸光临呢。”

我敬了她一大杯喜力。我确实很开心,却也无比难过。我突然想起她说的那个灵魂,那个随着野风流浪、在马背上跟跳蚤聊天、或许重达五斤的灵魂。

对于那天晚上的迪厅之行,我跟华妃都保持了沉默。翠翠一个劲儿地盘问我们到底看了什么精彩演出,后来华妃撇着嘴说:“无聊得很,就是赵本山的徒子徒孙们演二人转。”

野象见到我时,杵着墩布羞涩地笑了。我朝她伸出大拇指,她咧着大嘴扒拉掉我的手,瓮声瓮气地说:“记得下次给小费哟。”

可是一个人时,仍然会想起宁蒙。我母亲打电话说,你怎么让宁蒙先回来了?一个人在医院能行吗?要不我下午就过去?我说不用了,这里有很多姐妹,还是让宁蒙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吧。再说这是最后一次化疗,两天后就彻底出院了。母亲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回家后静养就行,以后定期检查。华妃也要回县城了,那件旗袍她穿了好几天才肯脱下来。翠翠就更高兴,他们家的栗子今年收成不错,她还极力邀请我们明年春天去山上看栗子花,据说万里飘香。我们还约定,以后有空了互相串串门,毕竟住院住出来的好姊妹,是同患过难的。可我也清楚,只是说说而已。那天我看报纸,那个总是戴着墨镜的香港导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常遇到些人,他们在特定的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记忆深刻,然后他们就消失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说得没错。

出院的前一天晚上,野象说请我吃牛排。那家餐厅我知道,是快餐厅,以物美价廉著称。我在那里坐了良久,她才气喘吁吁地从门口进来。让我惊讶的是,除了她自己,还有个男孩。那个男孩坐在轮椅上,远远地就朝我招手。

“叫阿姨。”野象对孩子说,“阿姨是医院里的菩萨呢。”

男孩只歪着头笑,嘴角不时流出涎水。野象掏出手绢麻利地擦掉,这才跟我面对面坐下。

“这是谁家的孩子?”我忍不住悄声问,“他得的什么病?”

野象好像并没有听到,而是继续挺着腰板耸着巨乳有板有眼地点餐。等服务员离开,她才小声说道:“他生下来时难产,结果头部受损,得了脑瘫。除了不会走路,他什么都懂。乖乖,给阿姨背首唐诗。”

男孩抬起下颏,将小手老老实实地背到身后,开始有板有眼地背诵起《静夜思》。他大抵背过很多遍了,背完后他佝偻着掌心定定地瞅着我,野象赶紧往他手心里塞了粒奶糖。

“是你亲戚家的孩子吗?”

“不是,”她久久地盯着我,“他是我儿子。”

我一时不晓得说什么才好。据我所知她还没有结婚。我斟酌着问:“孩子的……父亲呢?”

她灰蒙蒙的眼珠更暗了,“他没有父亲。”她的牙齿咬噬着厚厚的嘴唇再次重复了一遍,“他没有父亲。”

她只是说了这么一句,就扭头去给孩子擦涎水。我思忖半晌方才嗫嚅着说:“认识你这么长时间,野象野象地叫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她嘿嘿地笑着说:“我姓鲁,我叫鲁叶香。你叫我叶香就好了。”她有些羞涩,“我还没结婚,叫叶香小姐也成。”

孩子能自己吃牛排,他用刀叉有条不紊地切割着牛排,仿佛是个技艺精湛的厨师。“我常带他来,”野象目视着孩子说,“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过……”

那是顿难忘的晚餐,野象和她的儿子总共点了四盘七分熟的牛排、两份水果比萨和六个冰激凌。她本来还想点一瓶红酒,可是被我拒绝了,她也就没再坚持。她儿子饭量委实不小,她时不时地抚摸着他焦黄稀疏的头发,犹如一头疲惫的母象爱抚着一头羸弱的、永远只能坐卧的小象。他的眼睛和她一样大,只不过瞳孔亮晶晶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野象。宁蒙早晨来医院接我时,野象还没有上班。已经是秋天了,我在家一心一意拆洗衣物棉被,然后将阳台晒得满满的,连阳光都射不进来。我曾经接过华妃的电话,她说她去上班了,如果再见不到那些可爱的孩子,她肯定会得抑郁症。快立冬时,我还接到了安长河的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安姐已经过世了。过世前她给我们病友每人留了份礼物,等有空了,他会专程开车送过来。我握着手机,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眼泪流个不停。我已经很多年没流过眼泪了。

我跟宁蒙还是老样子,整天说不上一句话。他开始接些活计,专门给人雕刻佛珠,或者将檀木手串卖给摩托车俱乐部的哥们儿。尽管报酬并不丰厚,总比游手好闲强些。有天晚上他的左手不慎被刻刀割破,血流满了手背,我慌忙翻找云南白药和纱布,帮他细细包扎起来。当系好最后一个丝扣,他突然用右臂抱住我的腰,喘息着将我硬生生地按到沙发上。他的力气还是那么大,让我不禁眩晕起来……当他的嘴唇犹豫着亲吻上我扁平的胸部时,我只是漫不经心地摩挲着他短短的头发。灯还亮着,我茫然地盯着屋顶,屋顶上有条裂璺。我仿佛又看到那个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个孩子的模样,蜷缩在马利亚的怀里,满脸的焦灼不安。

等宁蒙睡下,我简单冲了个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很少看电视,可是那天我拨到市台的广告频道时,再也没有换台。那是一则不停滚动播放的痛风广告。一个花枝招展的胖女人对着镜头傻乎乎地说:

我得痛风三年了,双膝疼痛、僵硬、肿胀积水,蹲不下去,站不起来,上下楼还得斜着身子走,每个月要靠输液和吃药控制病情。由于病情恶化,医生建议我置换关节,在这焦急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丈夫在台湾的联谊会上通过战友知道了蚁王痛风舒胶囊……

接下去,无非是通过吃胶囊痛风得到根治。为了验证医疗效果,女人还扭起了东北大秧歌。她的四肢如此庞大笨重,舞动起来犹如一头灰扑扑的大象在音乐声中滑稽地起舞,舞着舞着她忍不住咧开大嘴笑了一下。

说实话,那是我漫长、卑微、琐碎的一生中看到过的最动人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