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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炜作为新乡土小说的创作者，是一个对乡土的忠实守望者。他从农村的生命体验出发，对以麻庄为中心的乡土世界进行了原汁原味和富有乡土大地逻辑理念的审美书写。通过他的作品《福地》、《富矿》、《后土》，我们可以领略到苏北鲁南大地上乡村生活的丰富多彩和乡村人的情感纠葛。叶炜三部小说展现了现代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锋。被动的接受与主动的融入交织在一起，都在体现着农村文明变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叶炜在继承传统叙事手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通过描写一个小乡村的变化，呈现出对乡土中国大地正在发生的巨变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新乡土叙事；现代文明；新乡土中国叙事理念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形成了两大基本叙事传统：一是乡土写实传统，从鲁迅到韩少功，以知识分子立场、文化批判形成启蒙传统；二是乡土浪漫传统，从废名、沈从文、孙犁、到汪曾祺、贾平凹，以知识分子的立场、人性审美形成诗话传统。”[1]16

传统乡土文学描写下的乡村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文明的联系不大，是一种近乎独立于城市之外的乡土存在。当下的乡村却和以往的乡土存在不一样，已经和城市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要求文学创作者寻找新的叙事观念，既能够展现写实的乡土，又能够在当下复杂乡土环境中保持一种浪漫的想象。叶炜的乡土书写恰恰是融合了现实与浪漫的书写。叶炜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学创作者，因此对乡村有着深切的体验，能够较为真实的刻画乡村普通生活和鲜明的乡村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对乡村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通过描写位于苏北鲁南地区一个叫“麻庄”的小村庄，揭露着受到现代文明冲击的农村和农民的命运。

作为新乡土小说创作者，叶炜立足于自己的故乡，建构起了以麻庄为中心的文学叙事独立框架。这是一个具有着独特审美意义的地域，展现着苏北鲁南的风土人情。虽然只是描写了一个小村庄，但是这个村庄背后出现的问题却是普遍性的，是鲜活的，与外界有着紧密联系的。叶炜对农村的书写又是不脱离本土的，他遵循着农村发展的内在传统，在继承乡土书写精髓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新颖中给人一种扎实亲切的感觉，“显现为一种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历史裂变、中国农民灵魂挣扎与救赎的审美镜像，即新世纪历史文化语境下中国新现代性的‘中国经验、中国之心’”[2]82。

一、回归本真的、原汁原味的文学书写

“乡土文学创作者谁也无法否认民间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3]31

叶炜在他的作品中描写的是当下社会新农村农民的生活状态，展现的是乡村土地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作者不是以一种“城市看农村”的视角来描写农村，而是从农村内在的生命体验出发。不是将农村推向城市，而是在运动变化中改造农村，去适应新时代。作者希望农村不是空的，而是饱满且不落后的，那么对于农村的书写便是非常“接地气”的，是回归农村本真的原汁原味的文学书写。

叶炜小说里的麻庄是一块风水宝地，麻庄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过着普通琐碎的生活。叶炜在这三部作品中对于乡村民俗的描写非常精彩。《福地》中细致的描写了麻庄人过年时的规矩。过年时的吃食便是非常讲究，“初一吃素馅的饺子，初二吃荤馅的；初三中午净手焚香，祭神拜祖，全家团聚共饮……”[4]278

晚辈给长辈拜年需要磕头行礼，长辈则给晚辈压岁钱或者礼品食物。中国传统农村对于风水、良辰吉日是非常看重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婚丧嫁娶上，《后土》中对于曹东风迎娶刘小妹的描写，便是对农村婚礼的一个真实的展现，提亲——测生辰八字——“见面钱”——测日子——送“大柬”——男方下“催妆衣”——女方“回盒”——迎娶。所有的流程都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查好日子”，选一个良辰吉日。因为农村人相信在良辰吉日，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顺顺利利。叶炜笔下的农民是真正带着“土气”的，在土地上生，在土地上死，始终围绕着土地展开。日常的生活遵循着农村特有的传统，似乎永远都有事儿干，闲不住。只有在下雨天，村民们没法出门劳作，只能在家睡大觉或者和自己的女人纠缠在一起。这种日常化的叙述直观的展现了农村人们真实的生活习惯。另外，大量民俗、民谣、谚语的引用，让小说更加接“地气”。“堆呀堆，堆雪人，圆圆脸儿胖墩墩……我们一起做游戏”[5]337

每当民谣响起，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作者还将苏北鲁南地区的曲艺拉魂腔引入到小说中，“东凫山，西凫山，天连水来水连天……”[5]289

还有地方柳琴戏，“大陆上来了我陈世铎，赶会赶了三天多……”[5]55

这种来自于人们生活、深受人们喜爱的曲艺，代表着乡村人们的娱乐生活，也代表着乡村人们那种朴实无华的心态，表现出作者对于农村的深深地热爱之情。

叶炜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对于乡村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描写。在叶炜的小说中，长期的精神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男女之间基本的生理欲求得到了一定程度满足。叶炜在小说中讲述了多种性关系。《福地》中老万的四个孩子都已成人，却从窑子里领回来了才十三岁的冬菊。“冬梅理理额前的散发，笑笑：俺都十三了，不小了！”[4]135

这一“理”，这一“笑”，已经不是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气质，是经历过大难，流转于风尘之地之后的坦然。丈夫的缺失，《福地》中嫣红的丈夫万禄常年在外，生死未卜。在万禄离开后，守活寡的嫣红内心是极其痛苦的。“老万看了看有些失落的嫣红，心里想自打万禄这小子走了以后，嫣红在家里就没怎么高兴过。也不知道傻小子啥时候回来，再不回来，可苦了嫣红了。”[4]138

虽然嫣红在万家不愁吃穿，但是自己的男人却不在身边，因此与从小一块长大的陆小虎一直藕断丝连。由一开始的被迫到最后交易似的默许，作者并没有掩盖她的生理欲求。《后土》中如意的丈夫王忠厚死去，她与吴计划偷腥。翠香死了男人，独自拉扯着女儿。在遇到村长刘青松后，翠香获得了生理和精神上的满足。《富矿》这部小说中描写的煤矿上几乎没有女人，全是年轻力壮的劳力。百无聊赖的矿工们既有着生理上的需求，也有着精神上的空虚，于是在“那个以煤矿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初具规模的小城镇里，每天都发生着许多男人和女人的故事”[6]28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的青壮劳力涌入城市之中，成为农民工中的一员。他们的妻子有的留在了家中照顾老小，她们有着基本的生理需求，就像是在《后土》中被抓的下乡老师高翔说的，“她对我说自己男人出门了，她在家鼓躁得慌。还说不光她自己，现在麻庄的小媳妇都不老实，她们的男人出门太久，都闷得慌。现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几个壮劳力，净剩下些老人孩子妇女”[5]350。

在叶炜笔下，还有一种性关系是把性作为一种交易。有权色交易，《后土》中王远在任村支书期间，利用手中仅有的权利，和多名同村女人发生过性关系，包括妇女主任李玉花，会计刘建设的媳妇桂花等等。“有最厉害的，真真是过着‘天天夜里当新郎，到处都有丈母娘’得神仙日子”[5]335。

老人在乡村生活描绘中一直是重要的角色。叶炜的这三部小说都刻画了一个受人尊敬的老者形象。老者往往是时代的见证者，熟悉村庄的过去和村庄人的生活，拥有着丰富的经验。“年老智者在村庄叙事中常常充当村庄之神。时间和阅历让他们富有经验，因为了解村庄的过去，他们对村庄的现在和将来的判断就有了权威性，经验在村庄生活中具有着重大意义，同样德行也是村庄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度量衡。”[3]115

在《后土》中，老村长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在村里有重大决策的时候，作为村支书的曹东风都会去问一下老村长的意见。在《富矿》中，二姥爷活着的时候一直是麻庄里麻姓家族的主心骨。二姥爷去世了，村里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大半个村庄的人都来帮丧，这就足以见得村民们对二姥爷的敬重。在《福地》中，老万作为麻庄的守护者，得到了村里人们的拥护，甚至是成了麻庄人们共同的信仰。这些村子里有名望的老人“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7]53

这也符合中国乡村社会里一般的农民总是随着辈分高的人、有名望的人的决定而行动。所以，作者刻画的这些老者，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整个家族、整个村庄的精神信仰，进而体现出作者对以老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敬重。

二、两种文明的交锋、冲击与新希望的萌生

城镇化的推进和工业文明的侵入使得乡村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不管现代化的前景如何，现代化都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的宿命。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的，还是文化上的现代化，在文化上现代化就是要‘化’掉中国乡村，‘化’掉中国乡村的文化传统，在这一过程中，村庄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空间，必然会发生文化上的冲突和碰撞，必然在冲突和碰撞中改变自身”[3]67

。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锋中，其矛盾冲突也逐渐变得十分尖锐。首先是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被打破了，农村的人口开始脱离世代依靠的土地。其次是农村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开始适应性的变革。然而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锋，使生活在夹缝中的乡村人民急切的适应，无奈的接受。叶炜在他的小说中，对这两种文明的交锋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叶炜笔下的乡村发展并不是绝望的，虽然经历过磨难，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却是有着希望的。

现代文明侵入农村，村庄开始适应性的变革。“现在，全镇都在搞经济，天天把招商引资、发展乡镇企业挂在嘴边。各村都争着上报村财政发展的数字，争着搞各种村办工厂。为了不落后，麻庄上马了村办砖厂”[5]67

。随着农村改革的开始，传统的村庄面临着重重挑战，农村文明正在走向衰落。耕地文明被彻底的打破，一方面表现在对耕地资源过度的开采，对自然的索取变得越来越无止境。《后土》中的砖厂、《富矿》中的煤矿一步步的侵蚀着麻庄的土地，由一开始占用荒地到最后征用耕地。这些现代文明的进入所导致的灾难也日渐出现，《富矿》中开篇就向我们展示了受到煤矿污染的严重，本来四季分明的麻庄几年不下雪，“麻庄女人的乳汁已经逐渐变成了黄色、褐色、黑色，吃这种乳汁长大的孩子，脸膛黑得像煤碳”。[6]4

村庄原来的生态结构被打破，耕地的减少直接影响的是农人的生存资料，环境的改变则影响着农人们的生命质量。煤矿机器的轰鸣声扰的村民们睡不好觉，男人们骂，女人们也开始焦躁不安起来。另一方面又表现在对剩余耕地的荒废。农民种地的成本增加，收成又受到多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最后算下来，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却不能收获满意的结果，单纯的只靠土地生活已经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以土地为根本的农民开始对土地失望，村民们正在一步步的脱离着土地。原来的粮食种植变成效益更高的瓜果蔬菜，村里的一些有眼光的人开商店、开发廊。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逐渐在村庄里生根，劳动力的流失使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被闲置。另外，信仰文明的崩溃。农村的生态平衡被打破，生活在村庄里的人的思想也开始被外来文明逐渐的异化。表现在原始信仰逐渐的淡化和脱离，“每到礼拜天，她们都喜欢到如意家里的小教堂去祷告。如意家里越来越热闹了，与土地庙的日渐冷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5]368

，村民们逐渐的开始不再信奉土地爷、村约这类原始的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逐渐的攻破了村庄传统文化城堡，一步步进入村庄文化中。如意在信仰“主”后开始清心寡欲，逐渐断了和吴计划偷情的关系。如意好似找到了一种重生的感觉，把自己的家改成了一个信“主”的聚会之地。在这里，她们获得了精神上的洗礼，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了别人，这在她们从前的生活中是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富矿》中麻庄的人们羡慕的是以矿工们为代表的现代文明人手里大把的钱和他们的生活习惯。就连传统的老人也开始慢慢的接受这种文明所带来得种种改变。这些传统的老人在现代文明浪潮的裹挟下显得茫然，不知所措，只能无可奈何的接受。这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强大的征服力量，这也是现代文明进驻乡村所带来的矛盾。而“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面对中国乡村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被人类无节制的开发与掠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的现象，如何‘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和、合写的生态树审美关系’，甚至‘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她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成为了当代中国乡土叙事中的新思考。”[8]3

叶炜的文学叙事中的生态叙事非常的深刻，他的小说中也蕴含着对乡村生态、文化、文明的担忧以及思考。

农村主动走出去。“麻庄从前年开始，陆陆续续的出去了五六个，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开始很能挣钱，隔一个月都往家寄好几千块，村里其他年轻人看着都眼红，也都准备出去呢”[5]103

叶炜在小说中描写的村庄只剩下女人、孩子、老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们，如果没有学历，只能是吃着最简单的饭菜，做着最苦最累的活儿。女人运气好的可以当个保姆或者钟点工，运气差的可能就出卖自己的身体。“有人说，麻庄女孩在城里从事的工作就是当‘鸡’，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用身体换钱的不归路”[5]179

就像是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提到的，这些难以融入城市的人其实生活过的并不好，毕竟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无法真正的适应城市的生活。城市生活对于这些来自乡村的人是包容的，也是限制的。不过虽然来自乡村的人在城市生活中缺少很多生活的保障，但是至少是觉得进城了，便不想再回到自己的乡村，甚至愿意死在城市里。偶尔有回到村庄的，也是短暂的停留。这种短暂停留，有时甚至为城市的灯红酒绿的生活做出了一种宣传。于是在这批人重新回到城市的时候，又带走了村庄的一批人。“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进行了步幅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改革，与传统乡土文明关系密切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现代城市文明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导”[9]263

城市现代文明对于农民的巨大诱惑，使得一个个的村庄变空。村庄失去了生机与活力，一片萧瑟。叶炜虽然对农村人在城市中的生活描写的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在这方面的用心。叶炜通过对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类人的描写，以小见大，与乡村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出作者对于乡村文明开始巨大嬗变的感叹，其中在《后土》中对女孩菊花的描写，“她的身上穿着一个包臀的短裙，黑色的丝袜罩在修长的腿上……她身上哪还有以前那个土的掉渣的菊花的影子”。[5]178

菊花代表着从农村到城市中的女孩子的一种境遇，从事着特殊的职业。一个“哪还有”表现出惊讶之感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冲击感。虽然小说最后写到长得那么俊的菊花终于“出门子”（出嫁）了，嫁给了一个“二茬子”（二婚的人）。菊花算是幸运的，然而还有很多不幸的，她们没办法，就只能将“生意”一直做下去。“整个中国，不论上层下层，大小规模，多少正在演着性质相似的悲剧……大有横绝难收之势了—这就是我想说明的损蚀和冲洗我们乡土社会的过程”[10]65。

然而这种悲剧只是城乡发展中的一方面，作者在这里也没有把悲剧全面的展现，依然是保持着对乡村的回归和守望的态度。

叶炜笔下的农村，虽然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不是绝望的，仍然包含着希望。“在乡村，人如同庄稼一样，当一茬老去、消失的时候，永远会有另一茬孩子鲜活的成长起来，生命在乡村周而复始的循环着，而乡村的活力，生机与希望，永远是因为有那些成长起来的孩子们。”[3]95

在《后土》中，麻庄在上一代领导班子的组织下停了砖厂，改建鱼塘，而且眼光独到的村支书曹东风建立了麻庄新村。大学毕业回来做了村长助理的刘非平和早年外出打工衣锦还乡的王东周就是村庄的新希望。作为大学生村官，刘非平决定在麻庄建立农家乐，把村庄几十年没有开发利用的小龙河、苇塘、马鞍山、果园和鱼塘开发出来，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而衣锦还乡的王东周手里有钱，希望为村庄做出贡献。俩人不谋而合，成立了麻庄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有了楼房和工作，麻庄的外出打工人员开始被吸引着回乡。麻庄的人们有对自己的村庄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在《富矿》中描写的村庄深受现代文明，也就是煤矿的影响，但是在小说最后由国家投资对煤矿挖煤形成的矿坑、塌陷区进行了农业综合的开发，把这些地方改造成鱼塘和风景区。麻姑生产了一个胖小子，笨妮也出狱了，两家来往逐渐又稠密了起来。生活逐渐变得和谐，也充满了希望。“乡土社会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中形成了相应的规则，有时候当这些规则产生了较强的负功能时，它也未必能顺理成章地自动消除，因为观念的自动流变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也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情势之下都能出现一批‘吃螃蟹的人’。因此在适当的时机，适当地外力的介入很可能打破这个非理性的连环扣，从而成为新的观念和规则生成的契机。”[11]177

叶炜对于当下农村文明与现代文明有着清醒的认识，恰到好处的描写了这种“外力的介入”，在乡土书写中很好的调和了农村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锋，使得乡土文明能够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和形式继续延续下去。

三、源自乡土大地的叙事方式

叶炜笔下的乡村总是明暗交织的。乡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锋，乡村文明在逐渐衰落，但是明暗善恶却一直存在。区别于贾平凹的《秦腔》中原生态化的农村写作而言，叶炜的具有“乡土味”的写作，使得人们可以不用像读《秦腔》一样需要极强的耐心。作为一个站在农村内部往外看的书写者，叶炜更多的是偏向于农民不要离开土地。不管是在故事的结构还是刻画的人物上都显示着叶炜对于农村的独特的独特理解与思想偏爱。这是叶炜对于乡土书写的一种新的探索。

叶炜小说故事结构方式巧妙采用源自乡土大地的自然逻辑理念。在《后土》章节中，作者通过二十四节气这个时间线索串联整部作品，以“惊蛰”节气作为开始，又以“惊蛰”节气结束，中间将二十四节气打乱，每一个节气下都会发生一段符合这个节气特点的故事。用二十四个节气串联起三十年左右的历史，整个小说的结构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叙事完整而且有趣。尤其是“惊蛰”节气，“惊蛰”即是上天打雷惊动冬天蛰居的动物的日子，象征着一切动物活动的正式开始，小说也由此展开。“惊蛰”又暗含着开始即是希望，小说最后村支书曹东风和村长刘青松有意将位子让给年轻一代，把麻庄的希望寄托在了刘非平和王东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这既是一种寄托，又是一种期待。在《福地》的目录中，作者采用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法，用来表明故事发展的时代。然后在每个章节用干支计时，讲属于每个具体时间的事件。采用了一个家族连接一个村，用一个村展现近百年历史的写法。老万的四个儿女，万福、万禄、万寿、万喜的命运和麻庄深深地连在一起。老万一生守护麻庄，但到最后老万在麻庄的香火却断了，孙子辈的后代没有一个还是真正的万家人。老万守护麻庄的主线与四个儿女的命运变化的副线交织在一起，繁复却不杂乱，显示出叶炜强大的讲故事的能力。小说的叙述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将琐碎的生活用灵魂的人物或事件串联起来，采用的是用人物引出事件，用事件回忆人物的叙述模式。在这种叙事模式下，叶炜似乎偏爱强调女人的重要性。叶炜的这三部小说中，女人是非常重要的叙事构成，乡村中的女人是家庭日常中的主要角色，通过描写女人的命运以及与男人的关系来组成整个小说的线索。《富矿》通过对麻姑和笨妮两个女人的命运的描写，便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麻姑，一个一开始不想进矿的人最终却成了矿长的妻子，留在了矿上。笨妮，一个一心想在矿上过上好日子的人，最终回归到村子里与六小过着简单的日子。“富矿”是一种隐喻的意象，是煤矿资源，也是女人。作者将两个女人的命运做对比描写，展现出乡村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下人们的境遇的尴尬与悲剧。在《后土》中，对刘小妹、赵玉秀、如意……的描写，既体现出她们作为妻子对于自己丈夫的依赖，又体现出她们作为女人本身对自我的追求以及自我意识的表达，还原了乡下女人的基本真实面貌。由一群能够真正体现农村色彩的农民构成的农村小说，才会更加的自然。

叶炜小说展现了一种本土性魔幻性叙事色彩，与乡土大地的民间信仰有着内在的吻合。作者在这三篇小说的开篇都先是介绍了这个村庄的由来和守护神。在《福地》中，一棵有着五百年多年树龄的老槐树被当做了村庄的守护神。村庄里的人遇到大大小小的事儿都会到槐树底下商议，这棵槐树给村民们一种神圣感、安全感，仿佛经过老槐树见证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在人类的文化心理中，自然本身就是强大的，神秘的，而时间则会给自然界的一切增添更多的强大和神秘，人老成精，树老成怪，植物和动物只要存活的时间够长，就可能获得某种神奇的力量，在当代文学的村庄叙事中，老树常常成为村庄自然神崇拜物。”[3]200

在叶炜的小说中，这种对原始信仰的崇拜、对土地的热爱和坚守、对神灵的敬重表现的淋漓尽致。《富矿》中描写的村庄尊官婆为守护神。《后土》中描写的是土地爷。这三部小说的神灵描写都透露着对于土地的一种信仰与坚守。另外坟场是人的最终的归宿。在乡村中，人们除了拜祭神灵，就是拜祭自己的祖先。坟场是村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生命的轮回，命运的回归，都在这里进行着。叶炜这三部小说中，有许多关于“坟场”的描写，而且将活着的人物与死去的人物通过坟场连接起来，仿佛死去的人还未离去。在《福地》中，老万家的坟场是整部小说中重要的一个空间。“坟场不小，四角长满了茅草，足有一丈高。里面大大小小的坟头好几个，老万家的几代先人都埋在这里了”[4]47

老万在重要的时间节点都会来到自家的坟地，有时是对着万家的列祖列宗祈求保佑和祝福，有时是对着自己的媳妇绣香的坟诉说心中的苦闷。坟场作为老万的精神寄托，直接关系到他在领导保护乡村时的作为。“几乎每天，麻庄人都要和果园里的坟头相对。他们去那里祭奠亲人，去那里给亡人添坟，去那里给坟头除草……所以死人和活人的区别无非在于生活的场所不同，其他什么都一样。”[5]171

《后土》中的村庄、坟场、果园虽然是三个空间，但却是连在一条线的。坟场似乎生活着故去的亲人的灵魂，他们看着村庄的变化，提醒着自己的子孙后代。叶炜在小说中将村庄的灵魂与梦境连在一起。《福地》中的老万在对麻庄和孩子们的守护过程中，每遇到重大的事情就会梦到自己的妻子绣香。《后土》中刘青松作为土地爷的转世凡身，土地爷经常在梦中指导刘青松，给刘青松以解决困难的启示。《富矿》中麻姑梦到官婆和自己的谈话以及最后梦到传说中的洪水淹没村庄，受到了灭顶之灾，也是对这一建构的刻画。作者将神灵、坟场、梦境与日常化的农村生活结合起来，架起了生死的桥梁。以神灵和亡人的视角看待如今的现实的世界，针对现实世界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意见，更加的深刻且发人深省。

在人物的刻画上，叶炜小说是贴近乡土生活的真实描写。作者没有故意的拔高道德人物，也没有描写绝对的恶人，不把人物类型化处理。这既展现出乡村人们的朴实的美好性格，又展现出其集体无意识的一面。以小见大，来展现乡间的明与暗，乡人的善与恶。《后土》中的村支书曹东风之所以处心积虑的想当上村里的一把手，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外乡人，想要在村里获得地位。另一方面，他确实头脑灵活，有本事，也是真的想为村子里做点事情，带领村子里的人一起致富。原村支书王远虽然做下了很多恶事儿，但他毫不犹豫的救治了刘青松落水的女儿，完全没有计较刘青松也是谋划扳倒他的人中的一员。作者将他们在能力上的优势和内心的私欲结合在一起，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显得更加的真实。《福地》中描写的恶贯满盈的刘老黑时，也对他前期的勇猛机智进行了描写。人都是有缺陷的，但正是因为有了缺陷，才显得更加的真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叶炜在小说中所用的富有张力和弹性的语言，与民间相应的场景和适合的人物一起，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带来丰富的思想蕴藉。叶炜的语言是有着灵性的。虽然看上去显得朴实而粗犷，但细细的品味，又有一种独到的细腻，在不知不觉中感染着读者。尤其是在描写细节的时候，语言与人物的动作相结合，仿佛小说里的人就呈现在了眼前。《后土》中描写的王忠厚带头反对征地，与刘青松、曹东风对峙时的情节，就展现了叶炜对语言运用的巧妙。“刘青松指指王忠厚：‘还是让忠厚说给你吧。’王忠厚梗梗脖子：‘我说就我说。’”[5]183

“指指”人，“梗梗”脖子，两个简单的动作就把人物在所处环境中的出境描写的惟妙惟肖。刘青松在把王忠厚领到曹东风面前时，有些话他是不合适说的，如何使得场面不僵，那就是要显得随意。而这种在平常生活中随便用的“指指”，表现出这种目前所在的处境并不是那么的针锋相对，一下子就把气氛缓和下来。“梗梗”脖子，则直接把王忠厚内心的坚持和蛮横表现出来。“刘青松看到曹东风额上冒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刘青松看看曹东风额头上不断冒出的青筋”[5]184

，通过作者的描写，我们仿佛看到了曹东风内心的挣扎。还有就是对于苏北鲁南方言的引入，作者将方言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使得方言没有给人一种陌生化的感觉，而是更好和文本融为一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作者深爱苏北鲁南的文化情节，带着作者的这种文化认同和作品融洽的结合在一起。

四、问题、局限与未完成的审美想象

叶炜的这种回归乡土的写作带给我们了一个真实又复杂的苏北鲁南农村，这是一种带有着很强乡土“原汁原味”的文学书写，呈现出一种对乡村书写的新精神探索。但是，苛刻的说，作为乡土中国伟大的乡村叙事传统和众多乡土文学经典对比而言，仔细阅读这三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和局限。

首先叶炜的这三部小说描写的乡村生活，力求真实的同时却又被这种日常化的叙述所束缚，表现的内容存在着简单的重复。比如小说《后土》的前半部分叙述就显得有些拖沓。琐碎的事情描写的太多，就容易偏离甚至淹没故事的主线。小说虽然具有了规整的结构，但是却像是记流水账一般成了简单故事的罗列。故事的发展也会缺乏激烈的矛盾冲突，虽然是写乡村，但是当下的乡村中也是暗流涌动，矛盾激烈，并非是在不温不火的发展。通过小说的展现，叶炜是热爱乡村的，对当下乡村问题也有着一定的认识，但是对乡村问题的深刻性表达稍显不足，进一步探索文化价值超越性的力度也稍显不够。

其次是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存在着枝节过多，次要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性格逻辑不够鲜明等问题，缺少核心人物形象与内在尖锐冲突。叶炜小说中成功刻画了几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像《后土》中的支书王远、曹东风、刘青松，《福地》中的老万等等。但是对于非主要人物的刻画，却缺少鲜明的个性，仅仅是为了补充事件而出现的。比如在《富矿》中的矿上医生肖秀，和笨妮一块去矿上的福妮、宝妮，在小说故事情节需要的时候出现的比较唐突，在失去作用的时候命运便会发生突然的转变，要么是出走，要么是死亡，有种类型化的倾向。

第三，小说的精神维度和思想高度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提升。作者虽然指出了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农村出现的问题，但只是将问题浅显的表达出来，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当下文学更需要提供高于现实的高贵的诗意、真诚的大爱、诚恳的关怀、怦然心动的感觉或会心一笑的理解……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12]33

在刻画处理农村出现的问题时，过于简单化理想化。比如在小说中，叶炜进行了大篇幅的农村日常化叙述，小说思想的升华力度就显得不够。表现在作者对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乡村文化是热爱的，但是面对这种文化的消亡，没有继续去探讨这种乡村文化的再生可能性。比如，“土地爷”作为一种文化意象，所代表的乡村文化逐渐的衰落，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土地爷”是不是应该继续存在，他所代表的精神价值何在？这都值得去表达出来。另外对小说结尾的处理上稍显仓促，乡村生态文明受到破坏，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理想化改良式的解决方法来作为小说的结尾。在《后土》中，建立现代文明小楼，吸引乡村青年回村，但是这些青年真正能够心甘情愿的回到村子里吗？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想象罢了。进入了城市，受到了城市的浸染，这些青年早就已经回不去了，始终处于一种融不进城市，又回不到乡村的状态。《富矿》和《后土》中，叶炜都是将矿场造成的大坑改造成鱼塘，这种想法是浪漫的，也是符合生态发展模式的。这种对受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土发展结局的刻画，体现出作者对于这种当下现实世界的一种无力感。乡村展现出的现代性，这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够为了迎合阅读，而将其处理成一个通俗的大众的问题。对于农村的问题过于理想化，就是忽略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容易演变成为肤浅的乐观主义，从而削弱了所要表达的内在意蕴。

“新世纪村庄社会的现实书写更加强调作家个人经验感受，更加强调个人话语言说，由于作家对村庄社会现实的审视角度不同，思考的思维方式不同，创作立场不同，所以作家笔下就有了丰富多样的村庄社会形象”[3]79

叶炜用本土化日常化的描写，展示出一个朴实恬静，又暗含着物欲横流的乡土小村。描写乡村的美好，表现出作者对于乡土本身的热爱；而对乡村和乡人们所遭受的苦难的刻画，则表现了作者对乡村未来的深深地思考。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足，但是可以看出叶炜一直在探索乡村书写的路上。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乡间的明与暗，乡人的善与恶交织在一起，乡土文明在一步步的走向衰落。当“面对当代中国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剧变，新世纪中国作家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做出历史的、审美的回应，可以说是责无旁贷。”[13]61

所以跨入新世纪并不意味着乡土书写的终结，乡土是人们的根，人们不能够脱离土地去过生活。只要还在土地生存着，那么就与土地有着扯不断的联系，乡土叙事就是未完成的审美想象，会一直继续下去。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福地》、《富矿》、《后土》，既是一个过去创作的有标示意义的终点，又是一个重新起步的坚实新起点。我期待叶炜对这一关系到人类未来文明走向的大问题进行持续思考，做出具有深刻生命体验与自己独特思考的新乡土小说。这是新世纪乡土中国对于叶炜，对于新一代作家的召唤。

 

参考文献：

[1]白忠德.浅析中国乡土文学内涵及其叙事传统[J].作家，2016（6）.

[2]张丽军.新世纪乡土中国现代性裂变的审美镜像——读贾平凹的《秦腔》与《高兴》[J].文艺争鸣，2009（2）.

[3]韩春燕.文字里的村庄：当代中国小说的村庄叙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叶炜.福地[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

[5]叶炜.后土[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4(10).

[6]叶炜.富矿[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5(3).

[7][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8]曾繁仁.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J],中国图书评论,2006.

[9]贺仲明.重建我们的文学信仰[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4).

[10]费孝通.乡土重建[M],湖南:岳麓书社,2011(11).

[11]董明磊.村将不村—湖北尚武村调查[J],中国乡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5).

[12]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界文学论稿[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5).

[13]张丽军.“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

（原载《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