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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的孟轲，今天对我们仍然是有启发有意义的。他很有个性，他善于辩论，他文思纵横而且大义凛然，他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问题讲得通透贯穿，同时表达了足够的处世的聪明与应对的机敏。初读《孟子》，对他的大言、雄辩、夸张、横空举例不无隔膜感，再读三读，渐渐感觉到了孟轲的智慧与可爱。善哉《孟子》，甚可读也。”这是王蒙先生八十岁高龄阅读《孟子》的感受。

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与他的学生等人的言论，是儒家的经典之一，被朱熹列入“四书”，也是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必读书目。

《王蒙说<孟子>》是王蒙先生新作，打破《孟子》原有段落，重新编辑组合排列，对孟子及其著作《孟子》进行“王解”与“评点”，挖掘孟子“民本”“仁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王蒙说<孟子>》新书发布会上，王蒙说初读《孟子》有时候觉得隔膜，是因为孟子所处的时代和语境不同。“孟子一上来先要分清义和利，那时候他谈的利跟现在说的利并不一样。孟子的义主要是指义理，即大道理、大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孟子的话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此话值得回味：一个权力系统，如果追求的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利益，后果不堪设想。原因很简单，利与利有时相悖，不同的人、家、国、天下各有其私利，争利的结果会是天下大乱。但今天的人们明白，除了私利，还有国家、人民的利益，利益是有最大公约数的，大道理与大功利是分不开的。过分强调义与利势不两立，其后果是给人以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司马迁）的评价。第二，孟子说话针对的大部分都是侯、王、大臣，说你们治国，不能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前面。孟子以自己的文化资源、道德资源，向权力资源与财富资源叫板逞雄，义行天下，不畏权与利。”知道了孟子说话的具体的状态以及针对什么人说话，就觉得他敢说，有些话说得还非常尖锐，但是有的地方又非常灵活。

王蒙少年成名，笔耕不辍，70岁左右出了解读老庄的著作，为什么会在80岁选择读《孟子》呢？

王蒙说，无论是读老子、庄子、孟子，都是一种学习。王蒙经历非常丰富，“我也有参加革命的经验，也有担任领导职务的经验，也有受挫折、打入另册的经验，我也有写小说的经验，也有写诗的经验，也有做报告的经验。”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王蒙认为老庄和孔孟不是对立的，“而且我告诉大家，中华文化有它的整体性，我们一说‘无为’，都认为是老子的主张，但是无为而治恰恰是《论语》说禹舜南面而坐，各种事自然就搞好了。天下大同，无为而治，这既是老子的思想，又是孔子的思想，又是孟子的思想。这些思想都是通的。现在还有一种说法，如果治国理政的话，多学学孔孟之道；如果处理个人的身心包括养生，多学一点老庄。——这个说法也对。”

对孟子的思想，王蒙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解。例如孟子说“浩然正气”，王蒙理解就是文化自信。“归根到底一个人的自信是文化自信。块头自信当然也很好，个儿跟姚明一样高，打拳跟泰森一样，那个人也有自信，但是那也是文化自信，那是拳击文化、是体育文化、是竞技文化。而孟子为什么有浩然之气呢？一切都是为了最大的道义，为了国泰民安，为了平天下，为了使人真正活的像个人一样，为了使50岁以上的人都穿上丝绸的衣服、70岁以上的人顿顿都有小炒肉。而且说的都是正义凛然，没有一句见不得人的话，没有一句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席的话。所以我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就是文化自信。”

总的来说，王蒙认为，孟子希望能用文化、道德，与文化道德的体现者圣贤、君子、士们，与掌大权却又无义战的诸侯君王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孟子这个希冀很难说做得怎么样，但是比没有好。孟子的思想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保留了活气、正气，也承认了即使封建专制之中仍然存在的缝隙。”

王蒙认为孟子的为学也有可取之处。由于注重义理，孟子在阅读、接受文学批评上有重要说法：“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王蒙说，多媒体等的发达使一些糊涂人作出文学式微、小说灭亡的预言，就是说以为用不会思索的“耳目之官”的“视听”可以代替用“心之官”去“思”与“得”的“阅读”，这一类问题，孟子早就讲明白了：“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对于今天网络与多媒体时代的人恰中要害。

王蒙还很欣赏孟子所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王蒙说<孟子>》赞叹说：“由简入繁，再由繁入简；由约入博，再由博入约；由略入详，再由详入略；由地面高入云天，再由云天稳稳落到地面；由平淡进入高亢激昂，再从高亢激昂回到‘放其心’——踏踏实实地淡定安详……这是做人做文之道，为政为学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