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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天翮的《女界钟》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阐发女权理论的专著”。重读前贤文章，其中激情仍动人心魄。

女界沉沉黑暗中，光明一线请君通；

凿开混沌慈悲愿，佛力无边是大同。

灿烂庄严救世文，一枝铁笔扫妖氛；

钟声撞到铿然处，震起婚姻革命军。

重男轻女判尊卑，提倡平权有几人；

愿代同胞二万万，买丝绣出自由神。

1903年，《国民日日报》发表了《读〈女界钟〉》一诗，激赞该书，而《女界钟》的作者正是金天翮（音同合）。

金天翮是近代“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上世纪30年代，他与章太炎、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唐文治并称为国学四大师。金天翮后半生致力于“教育救国”，柳亚子、杨天骥（费孝通的舅舅）、范烟桥（著名词作家，《夜上海》的作者）、金国宝（中国统计学之父）、严宝礼（《文汇报》创始人之一）、费孝通、王欣夫（文献学家）、顾廷龙（古籍版本学家）等均出自他的门下。

金天翮曾被推为“女界之卢骚（今译卢梭）”，他的《女界钟》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阐发女权理论的专著”。遗憾的是，如今知道金天翮的人已不多。

“我将为君一拳槌碎黄鹤楼，君为我一脚踢翻鹦鹉洲，快哉快哉，迷信去而后压制去，压制去而后文明国自由民出现于中国。”重读前贤文章，其中激情仍动人心魄。

会写诗还会养蚕

金天翮，原名懋基，又名金天羽、金一，有时以字行，则为金松岑，他还有很多笔名，如麒麟、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等。

1874年，金天翮生于江苏苏州的同里镇，家甚殷，族内有诗社“学吟社”，故他从小便喜吟诗，12岁被父母送到吴江诗坛名流顾询虞门下。15岁时，友人给金天翮的爷爷送了一柄团扇，金天翮在上面填了一首词，顾询虞看到后，斥责说：华而不实，小小年纪不应专注于辞藻，要用平实语言来表达深意。

金天翮后以诗鸣世，被钱基博赞为：“才气横肆，极不喜所谓同光体，越世高谈，自开户牖。”钱仲联先生则称他为“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金天翮自己也说“余诗有律令，不趁韵，不咏物”，均是顾询虞的风格。

顾询虞长书法，金天翮偷偷模仿，认为极像，便盗用老师的落款“老询”，却被老师一眼看破，说：你的字像米芾，不像我。

从顾询虞学诗8年，又随钱词锷学文6年，但金天翮对八股文颇感厌倦，转向“经世之学”。据他的族弟金元宪说：“先生（指金天翮）于学，早岁亲纵横术，好擘剑驰马，高谈兵略，通习音律绘事，才气踔厉。”

金天翮曾精研治水之术，并乘小舟多次考察太湖水道，民国初年，太湖多水患，他曾上书建议五分太湖去水，可免淤塞，时人均以为荒谬，但试行后果然有效。

金天翮早年写过《孤根集》，从历史考证，到文学观念，乃至养蚕术，皆囊括其中。

出钱帮邹容出版《革命军》

金天翮“年十八，补县学官弟子员高等，府试获隽”，不久，他写的《长江赋》和《西北舆地图表》两文被江苏督学瞿鸿禨看到，瞿极表赞赏，1898年2月，他将金招入南菁书院学习，并任班长。

1898年5月，清政府举办特别科举，专招经济人才，瞿鸿禨推荐金天翮进京赴考，可金到京不久，恰逢“百日维新”失败，又改回八股取士，金天翮借口祖父患病，返乡办起私塾。到1902年3月，金又将私塾改为同川自治学社，是为“家乡新式学校的鼻祖”。

一边教书，一边研究元史，金天翮试图弥补陈邦瞻《元史记事本末》不足，书稿完成后，寄给已在军机处任职的“恩师”瞿鸿禨，没想到突生变动——慈禧向瞿鸿禨透露出对庆亲王奕劻的不满，没想到瞿竟透露给报馆，被《泰晤士报》刊载。慈禧大怒，将瞿免职。

经此波澜，瞿鸿禨将金天翮的原稿丢失，金早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从此无下文。

1902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在上海成立，附有爱国学社，会长蔡元培特招金天翮来社工作，该社“重精神教育，而面授各学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金带了柳亚子、蔡寅、陶亚魂3名学生同往，“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唯一之革命机关矣”。

在学社里，金天翮和章太炎合用一间办公室，与邹容同住一间宿舍，和吴稚晖也是同事。

邹容刚写完《革命军》时，无钱出版，金天翮便拉柳亚子等人一起投资，该书面世后，轰动一时。

胡适鲁迅基本未超越 《女界钟》

1903年，因在《苏报》上痛骂光绪皇帝，在清政府的巨大压力下，租界工部局将章太炎、邹容投入监狱，金天翮前后奔走营救，出力极多。

经此挫折，金天翮在诗中写下“空有文章惊海内，欲回天地入扁舟”句。所谓“入扁舟”，指他决心回乡继续办学，而“惊海内”，则指他归乡后“竭四星期之力”完成的《女界钟》。

在金天翮之前，康有为、梁启超也曾呼吁女性解放，但只是要求“废缠足”和“兴女学”，因缠足是“害种之事”，且“欲强国必由女学”。换言之，解放女性只是为了强国强种，解放女性只是手段，改良国家才是目的。

《女界钟》则明确提出女权的概念：“女权与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政治之革命，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家庭之革命，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其目的同。”

在此基础上，金天翮力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性参政等，书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焉”成为轰动一时的名句。

柳亚子称《女界钟》为“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金君此钟乃应时而响”。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说：细读陈独秀、胡适、鲁迅、沈雁冰、吴虞等人的文章，不难发现，其议论的议题和思想水平，除了在个别问题上较辛亥以前有所拓展和深入，其余基本没有超过《女界钟》。

还是和赛金花扯上了关系

1903年4月，金天翮同乡陈去病（著名诗人，南社创始人之一）主编《江苏》杂志，写信向金约稿，金天翮对中俄交涉有研究，便敷衍成小说，计划写60回，先写2回寄去，很快便发表了，署名为麒麟。但写完6回后，金天翮便将小说交给好友曾朴，让他代劳，此即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

金天翮原本想写成“政治小说”，但曾朴改为“历史小说”。小说以赛金花为重要人物，对于中途放弃，金的解释是：“赛之淫荡，余不屑污笔墨。”

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天翮承认从未见过赛，他说：“国民某年以水利事入京，勾留既毕，束装言旋，有客邀去访赛金花，余以恐误行期，却之，故始终未见其人也。”并讽刺说，诗人陈衍去了，称赛金花“极娟好，且甚端庄有福泽相，惟口腔太大，殊无樱唇之致耳”。

金天翮晚年曾与客人在酒楼聚饮，众人以谈赛金花为乐，金不高兴地说：一个老太太，有什么可聊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不也是个老头儿吗？金天翮回应道：名士以老为贵，妓女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赛金花去世后，史学家张次溪给金天翮写信，请他作墓碣，金天翮不客气地回应道：“我有我之身份，不能为老妓谀墓。”

令金天翮意外的是，让之在《新西京杂记》中却空穴来风地称赛金花墓为“四绝”，即：“金松岑（即金天翮）的碑文，杨云史的书法，齐白石的篆刻，赛金花的香艳历史。”

没有珍本的藏书家

金天翮后半生曾出任过省议员和官员，但时间都不长，他将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教育中。他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微贱，不得位，犹将肩名教之任，延人道于一线，是吾志也。”

据听过金天翮授课的范士林说，直到快70岁时，金仍每周到校讲课一次，一次1.5个小时，中间不休息，他“不带稿子，不用黑板粉笔，也不提问学生，站着一个劲儿讲”，讲到孔子时，常吟唱几句，而“每当他领着大家高唱‘大哉孔子，高山仰止，万世之师……’时，我们就知道要下课了”。

金天翮不会讲普通话，对西洋音乐不屑一顾，认为洋喇叭像黄牛放屁，岂能与中国古代的丝竹之乐相比。金天翮极爱他的孙子金同翰，说他7岁时便能出联难倒祖父，金天翮曾用该联让学生们试对，是“自来水，自来火（即火柴），自来水火不容”。

金天翮喜藏书，号为藏书家，但他只为阅读，不求珍本。别人有珍本向他兜售，他一概回绝，称：“数万卷常见之书，穷吾齿不能竟其业，何暇以枕之秘傲人？”他亦不太整理书，所以“雅俗骈厕于案，一室之中，叠架如重城，客至揖让无余地”。

金天翮看书喜欢写批注，晚年眼睛坏了，就口授学生代写，自称“丹墨狼藉，皆破烂不中藏”。由于书柜不上锁，金天翮藏书中稍好的几套书都凑不全，也不知是谁拿走的，他也从不追究。

金天翮将他的藏书楼命名为“天放楼”，撰文称“物求其用而已，非为藏也”。

因“沈崇事件”而死

抗战爆发后，金天翮生计艰难。1939年，江苏伪政府官员陈则民、杨翰西亲自登门，许以省财政厅长、省教育厅长、省史志办工作人员等职，金天翮托病拒绝。为避免纠缠，他带爱孙金同翰逃到上海，一度在光华大学任文学教授，每月200大洋。

1941年，美国向日本宣战，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光华大学解散，金天翮又回苏州，全无经济来源，“糠豆不赡”，每月靠学生接济一点食物。

金天翮昔日好友任援道担任伪省长后，登门请金出任伪国立社教学院院长，校园设在苏州拙政园内，但金天翮拒绝道：“宁可没钱使，不可没行止。”

1945年，爱孙金同翰病逝，年仅25岁，金天翮竟无钱办丧事。

1946年12月24日，在北京发生了“沈崇事件”，金天翮听到消息后，于1947年1月1日晨到东吴大学找住校美国传教士文乃史论理，文很惊讶，用英语问陪同者说：“他是战士还是共党分子？”陪同的人说：“他是战士。”

文乃史对金天翮说：“那是美国年轻人干的事。”金说：“但他们代表了美国人的形象，你们美国军队和机构理应从中国撤走。”

回家后，金天翮便生了病，十多天后去世，终年74岁。

金天翮去世后，他的弟子、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的潘光旦将其藏书全部收购，并另给了4万元丧葬费，金的弟子王謇称潘“真当世之厚道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