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路遥相识于1963年，当时他14岁，我11岁。我们的友谊从那时开始一直持续到他不幸去世，长达30年。今年是他去世25周年，借此机会我将自己和路遥交往中的几件小事摘出来，以此纪念我这位英年早逝的朋友、兄长。

路遥故居

朋友如鸟贵同飞

我和路遥做朋友，可以说从小到大，与生以共；亲密无间，与时以进。对此，许多熟人都感到奇怪，有人甚至挑明了问我：原因何在，秘诀几多？

有一次，我把这些事讲给路遥听，想听听他的意思，没想到竟引出他一大篇真心实话来，他说——

“我们为什么能成朋友，这必须和我的朋友观说起。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怎么分、怎么聚有其中的道理。赌徒有赌友，恶霸有打手，吹鼓手交往的是敲锣、拍镲的人。我们以写作为终生事业，以奋斗为精神支柱，在这方面我们相同，所以成了朋友；我们从小时就爱这个，且都在坚持中进步，进步中坚持，所以友情与时俱进，与日俱新。

“你可能觉得我对你的帮助多点，你对我的帮助小点，其实不是这样，我在你身上汲取的东西比你想象的要多。别的不说，光说精神方面，你就给了我不少。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你，就会增加自信。我会想：难道我的困难比海波的还大吗，处境比海波的还差吗，条件还不如他吗？他能坚持，我为什么不能；他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能；他敢迎难而上，我为什么不敢？一句话，我们不是酒肉朋友，而是事业上的朋友；我们不是结伙蹁跹于花丛的彩蝶，而是相伴飞翔在陌生高空的候鸟；我们没有共同的享受，只有共同的奋斗。

“以飞翔为生活方式的鸟儿，它的朋友必须具备飞翔的能力。只有这样，双方在才能在共同飞翔中拉话、说笑，以冲淡长期飞翔形成的寂寥，增加飞翔的乐趣。这两只鸟飞的高度、速度和节奏都必须接近，否则，不但不会促进飞翔，还会干扰甚至破坏飞翔。两只瘦弱的鸟，只要具备以上条件，是能飞到一起的，虽然慢点，但迟早总会到达目的地；而一只矫健的鸟，和一只不会飞或者飞的高度、速度和节奏不同的鸟去飞翔，结果只能失败，无论这只鸟是它的同学、朋友或者亲人。”

路遥给海波的信

恩多只能“打包”报

由于生活环境所限，路遥的前半生一直处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之中。在战胜这些困难的时候，少不了别人的帮助。随着路遥在全国知名，有些曾经帮助过他的朋友，想见一见、“拉会话”的简单要求，路遥也不能一一满足。于是，这些人不高兴了，通过各种渠道给路遥捎话，表达自己的“委屈”。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在陕北，有许多人和我也认识，所以我就成了“捎话”的人选。当我择主要的给路遥说了后，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这号话你以后不要给我说。”我问：“为什么？”他说：“办不了。也不想办！”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啊？你应该报恩啊。”他说：“正因为应该报恩，才不能管这些事情。”一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只想着如何体面地离开。

总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开口了，给我讲不报恩的理由。讲了不止一次两次，提起这个话题的由头也多种多样，我只能把他说的要点写在下面。他说——

“像咱们这样出身的人，要想成点事，就不能报这些恩；这样报恩，肯定一事无成。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每前进一步，都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那些帮助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很重要，都值得报恩。比如在农村时，因为家穷，要担水，没桶；要砍柴，没有好镢头；秋天要背庄稼，连绳子也不够用，只能向人借。绝大数人不会借给咱，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没富余，借给咱，他就用不成了——那时是大集体，说歇，全村歇，说干全村干，一个干什么，大家也在干什么——在这种情况，有人咬了牙借给你水桶、镢头或者绳子，不但救了你的急需，还维护了你的尊严，你说这算不算恩，该不该报？比如当民办教师，村里只需要一个教师，可有五六个中学生，大家都想做这个事。领导决定让咱们教，咱们满意了，别的人肯定不高兴。这个领导为了咱们当个民办教师，自己惹下‘一堆’人。你说这算不算恩，该不该报？再说进了县城当临时工时，咱们人虽然在县城里，实际上还是农村人，工资表上没咱们的名字，粮食本上没咱们的配额，单位上发一张电影票咱们也不在范围。这时候，有人给咱们借钱花，有人给咱们均饭吃，还有人事事处处抬举咱，你说这恩情大不大，该不该报？最要紧的是咱们彻底离开农村时，那是千百人挤这个独木桥啊。过去了，虽然不能说上了天堂，但至少能体面地活几年人；过不去，虽然不敢说下了地狱，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这种时候，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亲帮亲，友帮友，或者亲友相互交叉着帮。咱们都是“干骨头”穷人，不要说家人了，就是家族和亲戚里搜尽五族也找不出一个‘吃公家饭’的来。靠什么？还不得靠别人帮。这些帮你的人，恩情有多大，该不该报？”

路遥还说：“该报的恩这样多，我们又有怎样的能耐呢？干咱们这一行的人都是些‘水泡枣’，听起来名声大，事实上没实力。打官司不如法院的人，处纠纷不如派出所的人；搞‘农转非’、帮忙入学和提拔更是门也没有。这情况那些求咱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以为咱们‘面子大’、‘分量重’，一句顶他们千万句。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人情社会，所谓的人情社会，骨子里是个“交换人情”的社会。你想‘用’别人，必须是自己对别人有用。咱们对别人有什么用，要钱没钱，要权没权，别人凭什么听咱们的。”

“另外，咱们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如果咱们把工夫都花在这些事上，还有什么工夫看书和搞创作？如果创作也搞不上去，像一只只会叫唤不下蛋的鸡，谁还能看得起咱？说不定现在求咱的人，都变成笑话咱的人了。工人不做工，不是好工人；农民不种地，算不上好农民；咱们搞创作的，如果不好好写作，整天喝酒聊天、吃喝玩乐甚而钻营觅缝、包揽词讼，岂不成了‘二流子’了？

“我这样说，绝不是不讲人情，不报恩，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报恩，脚踏实地地报恩，把报答别人和促进自己结合起来。最好方法是，努力地写东西、出作品、出名声。如果我们像鲁迅先生那样‘天下无人不识君’，那些曾经帮过咱们的人，即便仍在抱怨咱们，感觉也完全不一样。表现上是抱怨，实质是炫耀；口里说咱们的‘不好’，事实是在夸奖咱们是‘干石板上扎根，自我奋斗的英雄’。如果我们写的作品能说出他们真处境、真感情、真担心、真期望，那么这恩就报‘深’了，不但他们能感觉到，他们的儿孙也能感觉到，历史也能感觉到。俗话说‘大恩不言报’，不言报不是不报，而是光报不说；大恩大报，小恩也大报，把所有的恩情‘扎成捆、打成包’集中起来一齐报。”

1991年路遥和海波（左）在汉中西乡县

路遥的“呼噜”打得怪

路遥有两大毛病，一是爱通宵“拉话”，二是打“呼噜”厉害。我一生闯荡，换了许多单位，见了无数人，像他这样“出类拔萃”的没见过第二个，更离奇的是他打呼噜的轻重竟和情绪有关。

他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社会上反应平平，评论界更多不同声音，他感觉到压力很大。有一天晚上找我谈这事，想听听我的看法。我率直地说了看法，大意是和外面的看法差不多。

听完我的话，路遥显出很沉重的样子，说了几句闲话就准备睡觉。这是几天来我们睡得最早的一个晚上，总以为能睡个好觉，结果一眼也没合；不但没睡成，还差点要了我性命。那天晚上他的“呼噜”真算打出了水平，长一声、短一声，高一阵、低一阵，直打得隔壁房间的人也睡不住了，过一会就在墙壁上“咚咚咚”地敲。我更是受不了，先是用被子蒙了头，不顶用；后又把棉花塞进耳朵里，仍不顶用；最后，我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央告说：“你先醒一会，让我吃片安眠药等我睡着后，你再睡。”他说：“这也是个办法。你吃吧——”

正说着，他竟然坐着打开呼噜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他也在努力控制，先是硬憋着，整得口唇直抖，嘴里“扑扑”有声；终于憋不住了，“哈—拉拉”地大“吼”开了，那声音比平时的更响亮、更有底气、更具穿透力。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一边打呼噜一边还给我道歉：“对不起，这是一种病，你担待些。”

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了，只好逃进卫生间，拧开了热水龙头，放了一浴缸水，躺在里边想“眯”一会。刚眯了一会，就觉得头晕、想吐，浑身除了下巴能动，其他处都动不了了。我意识到是“晕堂”了，惊了个半死，硬用下巴颏勾住浴盆沿儿把自己“翻”出来。我从卫生间出来时，路遥睡得正香，呼噜打成“如歌的行板”，我只能苦笑着穿上衣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