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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云侠: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 ——格非小说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来源:《当代作家评论》 | 褚云侠  2017年12月11日16:23

作家格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先锋小说家”的姿态登上中国文坛,其创作活力一直延续到现在。经历了1994年《欲望的旗帜》之后接近十年的思考沉潜期,2004年以《人面桃花》强势回归文坛之后,似乎比当年同时代的先锋作家走得更为深远。尤其是近年作品以丰富的细节和场景、最真切的中国当代生活经验、文体上的充分自觉,有效切中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格非的小说已经越来越不是一种西化的小说,当他使文学真正回归到自身之后,便开始不断地徘徊于西方的“智性”与中国古典的“诗性”之间,试图在当代的汉语写作中续接和复活中国古老的士人传统,无论从小说结构与人物塑造上,还是从内在的风致与气韵上,都开始向中国古典的美学与文化致敬。从这个角度来讲,格非重构了西方的资源与中国古典的叙事传统。

与此同时,格非的写作又是一种创设,这种创设体现在其小说的“当代性”上。在对当下中国经验复杂性的表达中,格非创设了“混合”的美学。他以精致的修辞、极为丰富的信息载力完成了对一段具有完整长度的历史叙事,既富有当代批判意识,又带着传统颓伤的诗情,通过深邃的内容和充满形式警觉的表达方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发言。但是这样一个为中国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叙事的作家,曾由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而致使对其小说作品的研究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品略显单薄。

近年来,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正在快速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探索性的成果。[1] 随着国内格非研究的日渐深入与体系化,格非小说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也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势且得到了更为显豁的认识与评价。格非的小说作品不仅重构了中西方资源,而且在此基础上创设了独特的美学经验,通过考察其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如何被评价与接受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宽阔的维度借助世界性视野探索其小说作品的独特价值和启示。

一、越出国界的“褐色鸟群”:格非作品在海外的译介

以先锋小说家身份引人瞩目的格非,其小说作品《迷舟》与《褐色鸟群》被认为是先锋文学的经典性作品。这一显赫于中国当代文坛的扛鼎之作,也较早地进入了海外学者与读者的视野。格非最早的外译作品出现在英语世界,华人汉学家赵毅衡在1993年将小说《迷舟》收入其编纂的《迷舟:中国先锋小说》,率先将格非的小说作品推介到西方,从此开启了其小说作品的外译与传播历程。随后在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等国家或以合集形式、或以单行本形式都出现了格非小说的外译本。它们就像越出国界的“褐色鸟群”,寻找并落脚在新的栖息地。在此,笔者将格非小说在海外的翻译与出版情况做一简要梳理,以期相对清晰、准确地呈现其海外传播的状貌与态势。

以上表格中所呈现的内容仅为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格非小说在海外的译介情况,不能囊括其海外传播的所有信息。另悉,格非作品《隐身衣》的英文版与法文版均已翻译,但都尚未出版。依据以上数据不难得知:格非小说翻译较多的语种是法语和英语。地域特点主要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为主。

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确实最早发生在英语世界,这与赵毅衡和王晶的努力关系密切。但其特点是以中短篇小说出现在几个作家的合集之中或发表在期刊上,目前还没有出现格非小说的单行本及长篇小说的翻译。赵毅衡是第一个在英语世界推介格非小说的汉学家,他在《迷舟:中国先锋小说》里收录了格非的短篇小说《迷舟》。在此书的前言,赵毅衡指出:很遗憾的是,大多数批评家与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是在阐释社会与政治意义,而以新潮小说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已经超越于此而彰显了文学本身的价值。他选这本小说集就是要让西方的读者和批评家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变化和它带给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3] 王晶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选》翻译并推介了格非的三篇小说,分别是《追忆乌攸先生》、《青黄》和《唿哨》。其中《追忆乌攸先生》一篇采用的是汉学家葛浩文在1995年翻译并收入其《毛主席看了会不高兴:当代中国小说》一书中的译本。关于王晶遴选文本的原则,她为此书撰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前言》,在此“对中国先锋文学出现的背景、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先锋小说的特点做了详细的介绍,强调收入该选集的都是‘迷恋形式和寻求讲故事的了乐趣’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认识到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仅关注主题表达,同样也在注重形式探索,有意味的形式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探索的重要收获之一。[4] ”由此可见:海外汉学家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巨大变化,他们希望通过对以格非为代表的先锋作家作品的译介,让世界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的这种重要探索和贡献。

新世纪之后,Herbert J. Batt也是对格非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学者之一,2001年,他翻译了格非的小说《相遇》并将其收入《西藏的传说:天葬、转经、风马》一书,这本书选取了一系列与西藏有关的文学作品。编者Herbert J. Batt认为有关西藏的作品虽然一直没有进入中国文学的主流,但是从古至今,有关西藏的叙事一直存在于中国文学中,而且是大量地存在着。他想通过编选这样一个小说集呈现当下西藏叙事与过去的西藏叙事之区别。早期的西藏叙事处理政治、信仰、外交和历史,而当下的西藏叙事是依据不同的前提做出想象,对西藏入侵这个主题进入到中国文学中。[5] Herbert J. Batt之所以选择格非的小说《相遇》,是由于它以一个区别于传统西藏叙事以及藏人的西藏叙事的特殊角度,成功处理了对西藏入侵这个主题。这样一个文本,可为研究当下的西藏叙事提供有效的切入点。之后Frank Stewart 和Herbert J. Batt.之所以编选《迷舟及其他中国新小说》,收入《紫竹院的约会》和《迷舟》,是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接受外国资源之后在小说风格与主题两方面的创新,而且在利用后现代理论与资源的基础上它们已经重塑了国际的文学。[6] 截止到新世纪的最初几年,内容与形式上的先锋性是格非小说走向世界的主要因缘。

2014年,由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今日中国文学》以作家专栏的形式向西方推介了格非及其文学创作。不仅翻译了各国汉学家从未涉及到的小说作品《戒指花》和《凉州词》,同时收录了格非的短论《物象中的时间》、格非与张柠的对话以及敬文东对格非创作的评论文章。《今日中国文学》的这次推介与以往的海外传播不同,它更像是一次意味深长的重提。在格非小说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日益彰显之后,“我们”与“他们”该怎样去理解一个作家三十几年来的坚守与选择。

从目前能够检索到的翻译与出版信息来看,法国是翻译格非小说力度最大的西方国家。法国出版的格非中短篇小说多以单行本形式出现,并且率先翻译了英语世界没有触及到的文本。如《褐色鸟群》(包括《迷舟》和《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包括《青黄》和《雨季的感觉》),而《蚌壳》和《傻瓜的诗篇》均单独成册,另外在《傻瓜的诗篇》中附有译者黄晓明与格非的对话录,是围绕精神分析而展开的讨论。《褐色鸟群》、《雨季的感觉》、《蚌壳》和《傻瓜的诗篇》都是英语世界没有翻译和出版的中短篇小说。格非中短篇小说在法国成规模化、体系化出版与法国著名汉学家(如尚德兰、黄晓明)和出版社(如比基耶、黎明出版社)的翻译与推介息息相关。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也在2012年出版了法文版。格非小说的意大利语版包括一个短篇小说《锦瑟》的单行本和长篇小说《敌人》,《敌人》也只有意大利译本。

日本对格非小说的翻译在亚洲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较早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日本集中于格非早期短篇小说的翻译,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对格非小说的讨论也会适时进行。1996年桑岛道夫翻译的《迷舟》首次将格非的小说带给了日本读者,之后関根謙翻译的格非小说集《時間を渡る鳥たち》(时间之鸟)中包括四部格非的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傻瓜的诗篇》、《风琴》、《夜郎之行》和《褐色鸟群》。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介绍了格非的生平经历与创作特点,译者后记题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迷宫》,从迷宫叙事的角度剖析了所选的四篇小说。日本除了以小说集的方式推介格非小说之外,文学期刊也是刊发和讨论格非小说的重要阵地。《相遇》、《失踪》、《打秋千》这些未被西方国家所关注的短篇小说都率先在文学期刊上以日文形式发表。韩国对格非小说的翻译与接受比较晚近,但在仅有的两部翻译作品中,出现了对长篇小说《人面桃花》的翻译。

二、“他们”如何阅读:格非作品的海外评价与研究

一直以来,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评价是互为前提且相互制约的。译本为学者研究一个作家的创作和读者对作品的接受打下了基础,同时学者批评的导向与读者的反馈也影响了某个作家作品在海外流通的深度和广度。一些海外汉学家同时也是翻译家,他们的审美取向往往决定了哪个作家或哪部作品能够进入到其翻译计划之中。因此,对格非作品在海外所得到的评价与研究加以分析,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考察格非的小说是以怎样的姿态进入海外批评家与普通读者的视野的,帮助我们了解海外对格非作品的评论与国内有何区别和联系,以及造成差异的原因。

通过对WorldCat、JSTOR等以及各国图书馆的检索发现,海外对格非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韩国。囿于笔者语言的限制,在此只能对以英语成文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对其他语种的文献仅以索引形式呈现。

在美国,王晶率先于1993年在《东亚文化评论》上发表The Mirage of Chinese ‘Postmodernism’: Ge Fei, Self-Positioning, and the Avant-garde Showcase,是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海外研究格非创作最早的一篇文献;随后孔书玉于1996年在亚洲评论上发表Ge Fei on the Margins;1997年张旭东在其《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笔者译)一书中收入其长文Fable of Self-Consciousness: Ge Fei and Some Motifs in Meta-Fiction;2002年杨小滨出版《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创伤与反讽》一书,其中谈论格非创作的部分为《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 论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2007年《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上刊载Iovene, Paula的文章Why Is There a Poem in this Story? Li Shangyin’s Poetr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Futures of the Past;2008年Choy的Remapping the Past: 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 1979-1997一书中收入Tibetan Plateau: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by Tashi Dawa, Alai, and Ge Fei和Typography and Topography: The Textual Body in the Works of Su Tong and Ge Fei两篇文章;2014年Iovene出版的新书Tales of Future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中有两个章节涉及到对格非小说的研究,一是第四章Futures en Abyme: Poetry in Strange Loops,一是第五章A Clean Place to Die: Fog, Toxicity, and Shame in End of Spring in Jiangnan;2014年《今日中国文学》的格非专栏中推出两篇文章,分别是格非和张柠的对话录The Psychic Split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Ge Fei and Zhang Ning in Diaologue和敬文东的The Myriad Things Retain Their Mystery for Me。

日本研究者对格非小说的探索显得更为丰富和细致,其中文本细读远远多于美国。日本的文学期刊也在持续推动对格非作品的研读与讨论。下出宣子于1995年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报上率先发表《「記憶」の物語--格非の小説について》一文,是目前能够检索到的日本有关格非作品研究最早的文献。关根谦是格非小说的重要译者和研究者,在日本不仅很多作品的翻译皆出自关根谦之手,他对格非小说的研究也是较早进行的。1996年他就在《藝文研究》发表《格非と実験小説の展開》,1997年他出版的《時間を渡る鳥たち》一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其撰写的研究性文章《中國現代小說の迷宮》。長堀祐造于1997年在《東方》上发表《迷宮への招待『時間を渡る鳥たち』》。和田知久对格非小说的研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一直延续到新世纪,1997年他就在《野草》上发表《格非の作品群における『〔サ〕瓜的詩篇』の意義》;1999年在《季刊中国》发表《中国文学あれこれ(48)格非「欲望的旗幟」を読む》;2007年在《野草》上回应了徳間佳信 《「空蝉」の行方--格非「人面桃花」を読む》一文。徳間佳信和遠藤佳代子是近些年活跃于格非小说研究领域的日本学者。徳間佳信于2006年分别在《野草》上发表《「空蝉」の行方--格非「人面桃花」を読む》、在《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報》上发表《封印された悲しみ--格非「戒指花」について》。同时她还在2007年负责撰写了日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7月例会中关于格非《不过是垃圾》的讨论概要。遠藤佳代子于2012年在《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上发表《格非の実験的作品における語りの技法》,于2014年在《人文研紀要》上发表《「先鋒文学」作家のその後―その主要作品における技法的展開》,涉及到对格非《欲望的旗帜》和《人面桃花》的分析,是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之一。另外“東京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还撰写了《格非「迷い舟」(駒場で読む現代中国文学)》研究报告,且《迷舟》在日本已进入中学教材。

在韩国,张允瑄于2000年和2003年发表于《中国语文学志》的《试论八十年代先锋作家文学思想的革命》和《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博尔赫斯影响——以马原、格非、孙甘露的作品为中心》两篇文章虽不是关于格非作品的专论,但其中涉及到对格非创作的研究。2009年,金顺慎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格非<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梦想》。2012年,金永哲在《中国语文学》发表《格非小说硏究——以<迷舟>和<雨季的感觉>为中心》;同年Dhondup, Yangdon在Inner Asia上发表Writing History: The Expedition of Colonel Francis Younghusband in Ge Fei's Work。Payne, C. N在2013年发表于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的The Shadow of the Past: Ge Fei's "Encounter" with History以英语成文,且为SSCI期刊论文。

基于对以上文献材料的分析,不难看出虽然在美国涌现出不少英文研究格非作品的论文,但大多数出自华人汉学家之手,西方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而在与中国有着某种文化共同性的东亚地区,尤其是在日本,格非的作品较早且一直持续性地被广大翻译家与研究者所关注。他们的研究不仅关涉到格非小说作为先锋文学的形式创新,还从文本中的意象和悲伤情绪出发,力求挖掘格非小说创作中的诗意。而从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的视角与国内学者有着趋同的倾向,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大致可将其分成四类。

第一,从叙事学角度对格非小说形式先锋性的研究。这个角度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最为丰富和体系化的。博尔赫斯对格非的影响,格非作品中的叙事迷宫这些问题也几乎存在于各国学者的研究范畴中。的确,这也是格非早期小说最为显要的特点。格非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之一,其创作形式上先锋性是使其作品迅速进入海外汉学家视野的最初因缘。这一视角的研究与国内存在较多的共性,且对格非作为一个先锋作家的特点挖掘较深,而对其个体的独异性,或者说排他性的关注不足。在2014年《今日中国文学》对格非作品的推介中,敬文东教授的The Myriad Things Retain Their Mystery for Me一文,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它成功地将格非小说创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种特质展现给海外学者和读者,相信可以更好地帮助海外人士有效地理解格非的作品。格非小说叙事的神秘性已被海内外批评家广泛提及,但是这篇文章的关注点在于格非小说中的这种“神秘性”是如何通过他独一无二的叙事方式得以完成的,揭示出格非小说不同于其他人的最基本特征。作者谈到:“格非的小说每每乐于处理的,恰好是日常生活中非隆起的部分。都是以平淡稀松的尘埃为方式、以历史的边角废料为面目,进入到格非的叙事结构之中。是叙事结构为历史、现实(或事情)赋予了神秘性;而在‘万物都向我们保持神秘’那句话中作为‘动作’的‘保持’,只能出自于小说的现代性。[7] ”

第二,从历史与哲学角度对格非小说主题的研究。虽然这在国内也是研究格非小说的重要视角,但它在海外学者那里更加备受青睐并呈现出了与国内研究不同的特点。在我看来,张旭东的Fable of Self-Consciousness: Ge Fei and Some Motifs in Meta-Fiction一文是对格非早期小说创作有着非常详尽而精准论述的研究成果,他通过对格非早期小说进行文本细读,发现了1980年代晚期中国实验小说中的主题:记忆、时间、自我、主观性等,都在格非的小说中被给予了充分阐释。杨小滨在《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 论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一文中谈到:“格非通过揭示集体与个人记忆在不可调和的叙事碎片中的缺陷,来挑战主流话语赖以构成的宏大历史总体性。在格非的叙事中,主体的声音颇为清晰;但是,它并不是用另外一种绝对的声音取代宏大历史话语, 而是展示了其自身游离分散的表述。[8] ”Choy, Howard Y. F.的Remapping the Past: 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 1979-1997这本书本身就是以邓小平时代的历史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其中涉及到格非小说的两个篇章也是从历史角度对其作品的阐释。他一直将格非的小说称为“antihistorical metafiction”即“反历史的超小说/元小说”(笔者译)。如在Tibetan Plateau: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by Tashi Dawa, Alai, and Ge Fei中,他主要围绕着《西藏的传说:天葬、转经、风马》这本小说集中所选取的有关西藏的小说进行论述。谈到格非的小说《相遇》时,作者认为在他的小说中,作者对历史持一种虚无主义的观点,最终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这种虚无是存在于现代发展与古代文明之中的,这种反历史小说消弭了过去的一切成功和失败。[9] 在另一篇文章Typography and Topography: The Textual Body in the Works of Su Tong and Ge Fei中,作者指出格非的小说在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历史是由语言构建出来的。在他的作品中,阅读历史就像阅读一个空白的符号。他的迷宫叙事正是一切的起源,它为情节和阅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它制造了很多有关过去的谜团,最终变成一种语言的游戏。SSCI期刊文章The Shadow of the Past: Ge Fei's "Encounter" with History一文可谓是一篇“异见”文章。作者通过对《迷舟》、《大年》、《相遇》、《推背图》的文本细读,分析了历史在《迷舟》与《大年》中是怎样遮蔽叙事,最终在《相遇》和《推背图》跳出阴影而完全进入叙事的。他认为在文学中不断重新想象和批判地处理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的需求最终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格非早期的创作行为,取消了他先前富于挑战性的叙事而以更为贴近于官方记录的故事取而代之。他的创作实际上与新历史小说背道而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跳出阴影主导了他的小说叙事。[10] 笔者并不认同此文的观点,在我看来,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叙事方式,所谓“新”是指其区别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国家历史叙事。在《迷舟》中,作者借用了北伐战争的历史背景,一系列的偶然性因素改变着事件发展的走向。每一个个体就像一只迷舟,在命运浩瀚而诡谲的大海中,无法看到方向。由个体偶然性组成的历史和被我们所描述出来的历史相去甚远,但是它们的结局有可能是一致的。因此传统历史叙述的虚构性暴露无疑,其真实性也变得可疑起来。

第三,挖掘格非小说创作中的古典性元素。对古典性的挖掘主要集中在对小说《锦瑟》的研究中。如Iovene, Paula在Why Is There a Poem in this Story? Li Shangyin’s Poetr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Futures of the Past中讨论了当代文学中的李商隐诗歌,其中谈到了格非的小说《锦瑟》。目的是探索李商隐以及古典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塑造作用,但也可以反证格非小说对古典元素的运用。小说《锦瑟》在多重层面上被李商隐的同名诗歌所塑造。它呈现了处于线性发展与选择性循环理念论争中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作为当下的一维而出现,也保持着部分的神秘性。[11] 在Futures en Abyme: Poetry in Strange Loops一篇中,他继续分析了王蒙和格非小说中的李商隐诗歌。在格非的小说《锦瑟》中,李商隐的诗歌《锦瑟》从多个层面上塑造了小说的叙事,在小说文本中,这首诗歌被重读与重写,但它依旧召唤和躲避阐释。格非的小说再现了李商隐诗歌的多重结构并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句困扰了读者几个世纪的诗句提供了一种解读,同时它指出这种困惑是由预期造成的。 [12]

第四,近年来对格非转型后作品的解读。在Iovene新近出版的著作中有这样一个章节A Clean Place to Die: Fog, Toxicity, and Shame in End of Spring in Jiangnan。这一部分主要围绕格非的小说《春尽江南》展开论述,它选取了一个特殊的角度:由“雾”这个特殊的意象出发,分析其在小说中的媒介作用和比喻意义。首先作者为分析这部小说切入了一个人类学视角,即环境元素是人类挣扎与情绪的借喻式表达。“雾”在格非的小说《春尽江南》中作为一个媒介,连接起毒素的四种表现形式:羞耻、牺牲、剩余、犯罪。法律与药已经不能遏制这种毒素的蔓延,而它成为掌控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机制。作者从卡尔维诺那里借用了一个意大利语的概念:“pulviscolare”,并称格非《春尽江南》的写作是:“pulviscular prose”,大概可译为“尘埃散文”,以薄雾诗学的角度探讨了小说中这个肮脏的污染物以及它是怎样影响小说的写作的。 [13]

三、空间炼金术:格非作品海外传播的特点与原因

格非小说在海外翻译、出版、研究的状况可以说是反映这类精英文学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状况的两个重要侧面。其小说越出国界在国外被阅读与阐释,这其中经历的不是一个空间平移的物理过程,而是一个类似炼金术式的神秘而复杂的化学变化。造成这种化学变化的内在原因与格非小说的“重构”与“创设”是紧密相连的,或者可以说,格非的小说正是在“重构”与“创设”的过程中走向世界的。

首先,综合格非小说在海外的翻译、出版与评价、研究方面的情况来看,格非小说创作强烈的先锋性是其在九十年代初走出国门的最根本原因。显而易见的是,格非从先锋文学的出场就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完整的情节与结构,而是以一个又一个的“不在场”拆解了叙事的连续性,从而制造出一种近乎神秘的谜团,充满着晦涩与扑朔迷离的隐喻。在结构上,故事与故事之间不断嵌套、勾连,通过叙事上的“重复”对“空缺”予以补充。这在格非早期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例如在《追忆乌攸先生》、《迷舟》、《褐色鸟群》、《青黄》以及《敌人》中都表现得很明显。格非在后期虽然放弃了形式上较为极端的实验,但是这种空缺与重复依然保留在他晚近的小说中。它不仅是小说的叙事方法,也是作者表现现实生存经验的方式。格非这种先锋性的叙事方式,是在整合与重构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因此,海外学者也能很快解析出格非小说叙事的奥秘并梳理出其与西方资源的谱系性联系。同时,格非小说在九十年代初是作为先锋文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海内外加以认识和感知的,它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最新动向,将“怎样写”的问题拉回了与“写什么”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格非对历史主题的书写是使其小说受到海外关注的原因之一。格非的小说创作一直保有历史意识,因此他的创作不但在处理自身与历史的关系时有一种自觉,也让他的文字与纵横交错的东西方文学传统构成一个并行共生的秩序。格非在以文学的方式思考和介入历史时,首先采取的是新历史主义式的书写。“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从根本上是由一种独特的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14] ”也就是说,历史经验是被话语所叙述出来的,“历史书写本身有多少种不同的话语,就有多少种历史经验。 [15]”这使他的小说明显的区别与我们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所建构起来的历史叙事。格非并不呈现一个完整的历史场景,而是通过一些经历了历史的人的经验、他们对历史的感受相互拼凑而复原历史。如早期的《迷舟》、《相遇》、《褐色鸟群》等。不难发现,这些小说也正是在海外得到广泛译介和传播的作品,同时历史视角的研究在英语世界也是最为丰富的。这大概与西方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兴趣有关。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格非的小说《相遇》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这部作品也是多被放在西藏叙事的框架中加以理解的。格非创作小说《相遇》的初衷在于为其在西藏游历的感受赋予一种形式,在西藏的两个月中,他走在英国远征军入侵西藏的道路上听到了很多当年的轶事。在西藏,朝廷对它的管辖名存实亡;天主教会自行解散;藏传佛教中最大的秘闻是耶稣不过是修成正果的佛陀。荣赫鹏上校率领的部队从一开始就有一种“永远无法占领拉萨”的焦虑。尽管最后他的部队偶然地攻占了拉萨,但是他觉得自己根深蒂固的观念甚至时间都发生了变化。历史并不是一个线性向前发展的状态,即使用最为先进的武器侵略了最为原始而简朴、自信而虔诚的生活方式,也未必能将它征服。一种文化的存在有其自足性和稳定性,它蕴含着一种巨大的能量,与外来的入侵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关系。在我看来,格非实际上是在利用一个虚构的故事讲出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他所表达的观念抽象于西藏这块确定的土地和发生在西藏的这段具体的历史,而显然无法作为一种民族风俗小说或地方志加以理解。但是正是这些历史文本为海外了解中国打开了一个窗口,通过研究它们在叙事模式、叙事话语上的转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当代以来的历史叙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背后隐藏的一个深层动机便是以此了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程光炜教授在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中的几个问题时曾提到“异识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中的增量问题[16] ”。他是指汉学家在遴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与推介时,倾向于寻找那些异识作品,也即与主流观念存在差异的作品。因为他们想从中窥见到中国形象。“这些作品一旦被纳入这种意识形态系统,其文学价值便会大大增量。这种文学筛选程序所存在的问题,是随着文学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化,作品的艺术价值逊位于其社会价值,被它选择的作品可能往往都不是作家本人最优秀的作品。[17] ”在此,我并不是说被海外汉学家青睐的这类格非的小说不够优秀,而是在我看来,海外汉学家的这种倾向性一方面促进了格非某一类主题的小说的海外传播,但也使他们遮蔽掉了另外一些同样优秀的作品,因为他们的根本动机是从中国文学走向中国学。

第三,格非小说中的古典性因素既推动又阻碍了其作品的海外传播。格非从“江南三部曲”开始,向中国古典美学传统致敬,虽然在此之前的小说中也弥漫着传统因素,但是从《人面桃花》开始,其内在情调与气韵走向了全面向传统复归的道路。格非不仅仅重构了西方资源,也重构了中国古典资源。东方古典情调与气韵不仅在小说外在形式上得以彰显,更重要的是它成为小说的内在基本调性和观念,对长篇小说整体性的建构也围绕其展开。但是海外学者对格非小说中古典元素的挖掘还没有涉及到《人面桃花》以后的小说,这也许和较为新近的“江南三部曲”还没有在西方世界完整翻译和广泛传播有关。同时,西方学者对其小说古典性的阐释仅限于从文本中的古典诗歌出发,而对于那种情调与气韵上的古典性接受起来是存在一定的困难的。在我看来,格非小说的东方古典情调与气韵是来自于中国人对时间的一种特殊感受和美学观念,用格非小说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麦秀黍离”来表达似乎显得更为恰当。另外,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江南三部曲”复活了中国传统“循环论”的时间美学模式,无论是从历史命题还是从整体结构修辞上都散发出一种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意蕴,它的整体逻辑是有如《红楼梦》一样的从盛到衰、从生到死的经验轨迹。而这种“麦秀黍离”之感与“循环论”的时间美学模式不仅为其小说的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也为缺少东方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和研究者接受这些作品设立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就像张爱玲、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海外的影响并不大一样,“因为这些东西是中国特有的,比如对时间的感悟,伤感与悲悯,人与人之间特别细微的情感,张爱玲特别喜欢描写这种东西,但是在西方充满戏剧性的文学传统里边,她找不到她的地位了。[18] ”而此时,格非小说的语言也渐渐走向一种古典的诗意了。格非小说中的语言或采取一种陌生化、抒情化的语言结构,或使用一些意象找到词语之间新的组合关系,或借助一些巧妙的设计创造一种诗化氛围,这种倾向在其晚近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他会将类似“杏子单衫,丽人脱袄;梨院多风,梧桐成阴[19] ”这样几个排列典雅而简洁的四字句,镶嵌在几个抒情化的长句中,直指人心又不失诗歌的韵味。在笔法上,也可看到格非向中国古典文学取法的痕迹:《人面桃花》中张季元在日记中描写秀米“目如秋水,手如柔荑,楚楚可怜之态,雪净聪明之致,令人心醉神迷。[20] ”这里作者模拟了《诗经》的笔法,将陆秀米的形貌刻画得极具古典之美。格非小说对中国传统美学与神韵的续接可以说是在一个极富“现代性”的文本中建立了一种和古典的呼应关系,使“现代性”与古典美学结合在一起,于传统中有创造,在现代性中借助古典的启示性力量,完成了既有现代感又有古典韵味的小说作品。而这样的作品该如何翻译到西方世界,对于缺乏中国古典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来讲能多大程度上领会其语言与意蕴之美都是在海外传播过程中遭遇的重要问题。这使我想起陈晓明教授在《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一文中提到的“其本土的、母语的文学性水准愈高(或愈成熟),它走向世界的难度就愈大[21] ”的论述。的却,这种本土的、母语的文学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向外走的道路上形成了反向的摩擦力,以一种隔阂的方式牵制着中国化与世界性之间的距离,但这也是中国文学保有其独特经验的重要前提。

第四,格非转型之后的新作品再一次带动了其小说的海外传播。2011年,随着格非“江南三部曲”收山之作《春尽江南》的出版,国内文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格非研究的热潮。通过对此时海外格非小说作品接受状况的观察,不难发现在同一时期,海内外的接受与研究形成了一种共振关系,并且海内外开始将“江南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考察和研究。可以说从《欲望的旗帜》之后,格非的创作逐渐过渡转型,在先锋文学“胜利大逃亡”之后,格非在其晚近的几部创作中已经放弃了之前近于极端的形式实验和抽象化的寓言模式,呈现出了很多不同于先锋时期的新特点。而这些新的特征尚未被当下学术著作以及学术论文所充分阐述。借其新作品的完成之际,格非及其创作都再一次在海内外的视野中得到重新观照,加之研究热潮的推动,有力地促进了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目前,《人面桃花》已经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海外对其的解读与研究也逐渐涌现出来。不仅是在东亚文化圈中的日本和韩国,2014年Iovene出版的新书用了整整一个章节去讨论《春尽江南》并把它放在三部曲之中进行分析。这是西方世界对格非新作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为我们理解格非小说提供了更为新颖的视角。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对《春尽江南》的解读是非常独到而精准的。它从一个人类学的视角入手,探索天气、环境与人类境遇之间的关系。生态因素一直贯穿于《春尽江南》的写作之中,但作者没有止于对这个文本做一种简单的生态批评,而是由此向人类世界的纵深处挖掘。这是颇富启示性但又为国内的批评界所忽视的观点,可见海内外格非研究的互动与共振对揭示格非小说的独特价值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不会迷失的舟:格非作品海外传播的前景

格非转型之后的小说创作为当下的文学昭示了一种吸收与传承了东西方传统的叙事方式,用徘徊于“智性”与“诗性”之间的美学风格指涉精神与文化意义上的当代,在全球性与民族性、世界性与本土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平衡点,以一种最传统的方式完成了最现代的叙事。这既是一种重构,也是一种创设。虽然它会遭遇某种程度上的难以为继和重复,但格非这种富有创设性的写作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格非整合了东西方的文化谱系,创作了一个个中国故事,却最终使文本指向人类精神的更深层次。例如,他不断地在发问:人类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在《敌人》中,悲剧性的事件所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作为“历史无意识”长久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在《傻瓜的诗篇》中,杜预在童年的国家恐怖主义氛围下,一个不经意的举动使他无意间充当了“间接弑父”的凶手,这一精神刺激连同精神病母亲的自杀在他的童年时期就留下了关键性的扭结;《春尽江南》更是在预示着一个“个人精神病”时代的到来,人人都灵魂出窍的时代里,那些自以为“正常”的人,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而已。这些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现象学。他的历史叙事不设定真实的历史场景,而以寓言化的形式对历史构成一种隐喻。如果说海登•怀特以其《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颠覆了我们长久以来的历史观念,格非则以一个先锋小说家的姿态在文学中践行了这一观点。在《迷舟》中,历史并没有按照本来的逻辑发展,而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因素改变着事件发展的走向。每一个个体就像一只迷舟,在命运浩瀚而诡谲的大海中,无法看到方向;在《边缘》中,杜鹃、花儿、小扣、蝴蝶、徐复观、仲月楼这些人物同“我”一样,也都无一例外地踩在命运的鼓点上,无处可逃。历史正是作为一种文学虚构而存在的,而这种虚构性恰恰正指向另外一种真实。在这些文本中,历史只是某种“借用”,其所要表达的东西远远超乎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上。再如,乌托邦的想象与建构一直贯穿于“江南三部曲”中,乌托邦想象是源于对当下生存状态的不满,无论是中国式的乌托邦——桃花源梦想,还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化的乌托邦都是知识分子面对眼前的种种不堪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自然选择。这些命题无疑都具有世界性,并不局限于东方或西方,而是关乎整个人类文化与精神深处的纽结。

这种特质使格非的小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小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要对现实的未来给与预测和影响,而这个现实的未来是作者和读者的未来。小说的特点是永无止境地重新理解、重新评价,那种理解过去和维护过去的积极性,到这里便把重心转向了未来。[22] ”面向未来的文学在当下的接受中或许会受到某种阻碍,但它所经历的一定是一个价值逐渐彰显的过程。格非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说到:“中国作家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忙着和西方接轨,忙着让他们承认;还有一种选择是自己先做一些更重要的准备,这种准备可能是你在世的时候,一两百年内得不到认可。在现在,你可能觉得心存不满,但是你选择做更愿意、更值得做的事情。在你充分了解西方的情况下,你可以不一定按照他的逻辑来创作,你可以有更好的野心、更大的意图、更强的独立性,你越独立,他们越想主动了解你。我觉得中国文化正处在这样的交接点上,我非常希望中国出现这样一些作家,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文学就真的能成熟了,就和世界的关系理顺了。[23] ”显然,格非的选择是属于第二种的,他不愿一味地与西方接轨,不愿在创作之时就为自己的作品预设好潜在的海外读者群,也不会去迎合海外翻译家与批评家的品味。他的重构与创设是在深入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打通东西方文化的一种独异性的写作,有着更大的独立性。但是这种独立性或许在当下还没有为海外的读者所充分认知,且由于作品风格的原因使得翻译并不能很顺利地进行,以至于相比其他作家,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状况略显逊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海外对格非创作的重视程度是显现上升态势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拓展。

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由外,很多外因也在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步伐。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中格非本人曾谈到:“国外也有好的出版社和好的翻译,但是自己的作品在版权输出过程中的谈判与合作,多数是不平等、不愉快的。[24] ”他认为:“文学版权输出应该走专业的路子。他希望有专门从事版权服务的公司,聘请一些真正懂行的版权经纪代理人进行中国作品版权代理。[25] ”可见,代理机制与版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依然困扰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输出,对这方面条件的完善才能保证更多中国当代的优秀作品进入世界视野。

胡河清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种对世界图景的感知方式是以全息主义的形态呈现的。以此作为文化传统的后援,在此基础之上注入西方文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将开启一个崭新的美学建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格非的重构与创设,似乎将这种期待中的美学建构真正拉向了现实的创作中。同时,这种美学建构是以“中国故事”予以承载的,它构成了中国对世界独一无二的叙述。因此,格非的作品会越来越被世界接受和认可,它们就像一只只不会迷失的舟,在世界文化的洪流中划出一道道清晰的航线。

 

[1] 参见刘江凯:《本土性与民族性的世界写作:莫言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4期;《当代文学诧异“风景”的美学统一:余华的海外接受》,《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以及其相关专著。其他如《长城》从2012年起就开始这方面的专栏讨论,近两年包括《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刊物都有相关讨论。

[2] 该数据依据世界图书馆联机检索(WorldCat)、中国作家网关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当代文学外文译本情况的说明、各国国家图书馆、各国亚马逊网站整理。表中空白部分为无法确定的信息。

[3] 参见Henry Zhao, ed,The Lost Boat,Avant-garde Fiction from China,London: Wellsweep,1993.

[4] 姜智芹:《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第14页,济南:齐鲁书社,2011。

[5] 参见Batt, ed,Tales of Tibet: Sky Burials, Prayer Wheels, and Wind Horses,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1.

[6] 参见Frank Stewart and Herbert J. Batt,Eds,The Mystified Boat and Other New Stories from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7] 敬文东:《万物都向我保持神秘》,此文中文版尚未发表。英文版见Jing, Wendong, Tr. Denis Mair, The Myriad Things Retain Their Mystery for Me,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 4, 1 (2014), p.29-31.

[8] 杨小滨:《不确定的历史与记忆: 论格非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9] 参见:Choy, Howard Y. F.Tibetan Plateau: Historical Alternatives by Tashi Dawa, Alai, and Ge Fei, In Choy, Remapping the Past: Fictions of History in Deng’s China, 1979-1997. Leiden: Brill, 2008, p.103-132.

[10] 参见:Payne, C. N. The Shadow of the Past: Ge Fei's "Encounter" with History.,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2013(13),p.53-75.

[11] 参见:Iovene, Paula,Why Is There a Poem in this Story? Li Shangyin’s Poetry,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Futures of the Past.”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9, 2 (Fall 2007),p.71-116.

[12] 参见:Iovene, Paula ,Futures en Abyme: Poetry in Strange Loops, In Iovene, Tales of Future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4, p.107-34.

[13] 参见:Iovene, Paula , A Clean Place to Die: Fog, Toxicity, and Shame in End of Spring in Jiangnan, In Iovene, Tales of Future Past: Anticipation and the Ends of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4, p.135-62.

[14]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292页,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5] 同上。

[16] 程光炜:《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几个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17] 同上。

[18] 邓如冰、格非:《对话格非: 走向世界的当代汉语写作——关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和当代汉语写作“国际化”》,《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9] 格非:《春尽江南》,第37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20] 格非:《人面桃花》,第8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21] 陈晓明:《渐行渐远的“汉语文学”》,《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

[22] 【俄】巴赫金:《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选自《小说理论》,第534页,白春仁 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3] 邓如冰、格非:《对话格非: 走向世界的当代汉语写作——关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和当代汉语写作“国际化”》,《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4] 舒晋瑜:《中国文学走出去,贡献什么样的作品》,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02月26日,第7 版。

[25]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