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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作为学术史人物的王瑶

来源:文艺报 | 李浴洋  2018年01月11日12:23

陈平原编的《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为阅读/研究王瑶的学术序列又添新丁。全书主要围绕王瑶其人其学展开,但也以透视的方式灌注了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若干重大议题的追问与反思,堪称一部以典型学人为个案的见微知著的“20世纪中国学术史论”。

首先,以王瑶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典型个案”,与他在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的纽带位置密切相关。无论是上承鲁迅、陈寅恪与朱自清等前辈学人的精神气象与思想资源,还是下启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几代学者的学术路向与现实关怀,更不必说他与同侪——无论“清华同学”还是“北大(中文)四老”——之间的互动与交响,都使得王瑶成为后来者在面对与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全局与深度时不容回避的核心对象。这就为一代又一代学人反复阅读/研究王瑶提供了持久而强大的动力与后劲。

其次,除去王瑶其人其学的丰富义涵及其之于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以外,《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堪称一部“学术史论”还与编者陈平原的着力经营有关。事实上,深具历史感与学术史眼光的王瑶诸弟子在当初撰写追怀文章时便并未止步于追忆与怀念,而是从一开始就为阅读/研究王瑶打上了鲜明的学术烙印。陈平原正是其中十分自觉地将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来看待与论述的一位。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他更是将这一思路与姿态贯穿全书,提出应当让“感情逐渐让位于理性”,使阅读/研究王瑶“与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思考结合起来,而不仅仅是表彰与怀念,更包括直面危机与教训,或者发潜德之幽光,由此而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在他看来,“这样谈论王瑶先生,符合他作为清醒的学者的立场”,也是史家应当具备的品格与责任。《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便是陈平原这一努力的结果。

陈平原为《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确立的基调是“史著凸显,随笔淡出”。全书分为五辑。一、二两辑均为论文,辑一主要讨论王瑶其学,辑二侧重论述王瑶其人。这两辑超过了全书的泰半篇幅,是为全书的主体部分。在辑一中,解志熙综论王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与风格,高恒文考察《中古文学史论》的著述体例与历史意识,张丽华追踪王瑶与“清华学风”的内在关联,孙晓忠勾稽《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的学术与政治,张梦阳总结王瑶的鲁迅研究的文化追求,姜涛清理与提炼王瑶晚年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相关论述,凡此皆属有的放矢的用心之作,基本覆盖了王瑶一生为学的主要方面与方向,不仅每篇均有条例、系统,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参照、补充。在辑二中,孙玉石全面评价王瑶为人——“胆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圆而行欲方”,姜涛辨析“一二·九”运动与王瑶学术起点的深层关系,谢泳辑录王瑶1956年山西之行的旧事与佚文《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些问题》,钱理群将王瑶自1952年至“文革”结束期间的“检讨书”引入讨论视野,陈平原展现王瑶晚年“学者”、“师者”与“长者”三重身份的辩证,并且尤其关注“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这一命题的生成,如是研究皆以“知人论世”为原则,均能由“学”及“人”,探究作为“历史中人”的王瑶在具体情境中的进退得失,进而揭橥一份20世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三系随笔,作者孙玉石、刘增杰、王得后、段宝林、钱理群、吴福辉、赵园、温儒敏与陈平原依次为王瑶在“文革”之前与其后培养的弟子。值得一提的是,孙玉石等人都已不是首次撰文纪念王瑶,此次收录的文章皆系他们在王瑶百年诞辰前后的新作。而彼时距离王瑶去世,已有25年的时光,所以在他们笔下,学术判断的意味已经明显超过情感投射的成分,即便“志言志行”,也不只是为了“立此存照”,更多关注的乃是其中通透的“学术智慧”与“精神魅力”。可以并不夸张地说,王瑶诸弟子在25年间不断同王瑶展开对话与互动,本身即已构成学术史上的一道“风景”:自其表言之,王瑶不断为他们提供学术、思想与精神资源,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经典”;自其里言之,1980年代以降的学术风云与时代冷暖也熔铸其间,有待有心人的体悟与召唤。

辑三固然精彩,但陈平原在编辑时却有意将其压后,这与他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思路直接相关。如果对比王瑶百年诞辰之际出版的《阅读王瑶》(孙玉石、钱理群编)一书,则陈平原的用心更可得见。《阅读王瑶》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为人但有真性情”收录了王瑶去世以来的若干纪念文章,旨在“怀人”;下辑“治学犹能通古今”收录了同一时期研究王瑶学术的重要论文,意在“论学”。不难发现,《阅读王瑶》的编辑仍然是“纪念文集”式的,而《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却不同。陈平原希望以此提醒读者:《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是一部“学术史论”,尽管其中的追怀色彩依然浓重。他表示:“本书之兼及怀念与研究,那只是一个过渡,相信下一代学者会有更专业且更深刻的论述。”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辑四为“精神的魅力——王瑶与20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实录与当年《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人物特稿《“从百年读书人困窘看王瑶”》(作者彭苏)。辑五是由王瑶家人提供的两份王瑶在“文革”期间写作的“检讨书”以及王瑶的女儿王超冰据此完成的长篇论文《父亲王瑶:“文革”期间的一个案例》。此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纪念之作,而是完全将“父亲王瑶”作为历史人物加以考察,甚至不乏冷峻的逼视与拷问。这无疑恰与陈平原的“史著凸显,随笔淡出”的论述策略与追求异曲同工。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在凸显王瑶作为学术史人物的面向时,自然也就得出了若干与学界此前阅读/研究王瑶时有所不同的“新见”。举其大端,大略有二。一是对于《中古文学史论》的评价明显高出《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不仅有陈平原、高恒文与张丽华关于《中古文学史论》的精彩专论,而且在解志熙等人的文章中也都涉及了相关话题,带入的问题意识与打开的问题空间都相当丰富,而对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等王瑶的现代文学著作的论述则既篇幅有限,也推进不大。二是与此相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科视野在《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中被明显弱化,几乎只有极少笔墨在致力思考王瑶的“学科史意义”,学界此前在谈论王瑶时作为某种思想前提的学科界限被彻底突破,由“学术史视野”取而代之,当然,这或许也与樊骏、黄修己、温儒敏与高远东等人已就王瑶的学科史贡献做出过大量经典论断而“剩义无多”有关。

《王瑶与现代中国学术》还记录了不同代际的阅读/研究者自身学术范式的更替。如果说在王瑶的弟子一辈中,大都认为王瑶的主要张力与核心困境在于学术与政治的歧途的话——这一判断集中体现在与王瑶弟子年龄相仿的夏中义的论述中(参见收录于《阅读王瑶》的夏文《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更为年轻一代的学人则在尝试重新将学术与政治整合成为一种新的整体性的观照视野,所以他们对于王瑶的阐释也就异于前说。不同的学术范式发现了王瑶的不同面向,而丰富并且充满内在紧张的王瑶也反过来提醒他的阅读/研究者:任何学术观,甚至世界观都应当被历史地认识与理解,而真正的学术史必须能够承担历史,同时面向未来继续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