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从众多方面来讲，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对于延续民族血脉，建设精神家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文化传统仿佛是一条不竭的江河，源头在过去，而一直奔涌流淌到今天。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富厚重。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作为惟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仍然蓬勃葳蕤，老树新花，显然与这种文化中强大优异的基因有关。在强调文化自信、弘扬中国精神的今天，更是有充分的理由认真传承和弘扬其中的优秀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

文学写作，是一种发抒情感、表达思想的文化行为。如古人所言，“诗言志”，其最本质的属性之一，便是借助语言艺术，通过审美的方式来表达具体的价值诉求。那么，传统文化中许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优秀思想、伦理道德观念，足以成为历久弥新、生动鲜活的精神资源，滋养今天的写作者。

这个话题所涉的内容广大浩繁，远非一篇随感性的文章能够承担的，那就用举例说明的方式略作申陈。这固然是一种讨巧的做法，但却未必就难以触及神髓。既然主旨是探讨传统文化资源的化育作用，我首先想到的便是苏东坡，他堪称是优秀传统文化哺育出的文艺巨匠。他文学成就巨大，诗词文赋、书法绘画无所不精，著作宏富，才高盖世，冠绝千古；在外在事功方面，他关心国家命运和百姓疾苦，力主轻徭薄赋，在从宫廷到地方的不同职位上，包括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他曾经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致力于改善民生，革除弊政，传播文化，建树颇多；他的内在人格魅力尤为令人称道，亲切、温暖、乐观、旷达、幽默、潇洒、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刚正不阿、放荡不羁，为一代代的人们传诵不已，无比钦羡。

苏东坡其人、其事、其文的种种生动精妙的构成和表现，背后都有着传统思想资源的鼓荡。他所处的北宋时代，正是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主流思潮、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儒家的以天下为己任、佛家的普度众生、道家的委任运化，都给予他丰富深刻的滋养，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人格。现代作家林语堂在其《苏东坡传》中对此有出色的描写。这些足以证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的卓异品质、强大生命力和化育功能。

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以及其作为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为丰富的精神谱系的特质，使之代代传递，赓续不已。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等，构成其核心思想理念。它们也内化为千百年来古代文人们的价值追求，在文学作品中被反复地表达。以诗文为例，“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是以生命呵护高洁理想的沉痛而决然的表白，“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是为深陷苦难的百姓掬一捧悲悯同情之泪；“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岳飞），是抵御外敌收复山河的爱国主义激愤呐喊；“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郑板桥），是借吟咏竹石表达了对于坚韧勇毅、不屈不挠的精神人格的向往……这些源自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和情怀，成就了漫长岁月中一代代的诗人作家，同样也能够为今天的写作者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情感资源。

当然，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里并非全称判断，需要大力传承弘扬的是优秀传统文化，而不能不加区别照单全收。不能因为当下强调文化自信，而对传统文化中的弊端放松警惕，甚至相反，以丑为美，将毒素当作营养。对传统中的腐朽没落的东西必须要辨识清楚，予以提防规避。因为涉及范围太广，只能举例说明。如就人伦关系而言，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谬误。如《论语》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理想的君臣伦理，到了后世随着专制皇权的登峰造极，在现实生活中演变成了“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高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命无保障人格无尊严更是可想而知。主体人格普遍丧失，臣妾角色、人身依附观念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压抑个性的结果，便是扼杀了创造力，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因为国家是由个体组成的。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上世纪之初，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大力倡导要培养独立自由的人格，认为未来理想社会正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的结合。

判定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具有正向的价值，应该予以传承和弘扬，首先要看它与人类共同认可信奉的价值理念是否契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尺度。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其后，他又在多个场合阐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表达了这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这无疑是明白无误地宣示，我们是承认人类文化价值的普遍性的。讲话清晰地指出了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确定了十分明确的取舍标准，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传承传统文化中那些能够体现人类共同价值、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优质内容。中国传统文化的浩瀚库存中，这样的珍宝可谓俯拾皆是。如民本思想，从上古《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周代《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战国时代孟子的“民为贵，社稷轻之，君为轻”，到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直延绵不断。在君主专制的漫长封建社会中，它尽管难以真正实现，却始终是一股掣肘制衡的力量，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探讨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时，必然会面对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在今天，全球化让世界成为一个村落，技术的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高度趋同化，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愈发需要彰显个性，文化的独特性也倍加引人瞩目。与此相关联，一个并非新鲜的说法也获得更高的出现频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怎样理解这句话才是正确和恰切的，有必要加以认真的分析辨识，因为不同的解读可以导致大相径庭的结果。其实，“民族的”也分不同的情形。有些东西固然为某个民族所独有，但显然不会成为“世界的”，难以被文明世界认可和接纳。如一些民族曾经有砍头祭祀的传统，当然是民族的，但无论如何说也是属于野蛮的陋俗；中国满清时代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也堪称是一道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但显然无法推广。不能以所谓珍重文化独特性的名义，来保护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只有在蕴涵和体现了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前提下，文化的独特性才真正具有意义。实际上，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古国，传统的重负和惯性今天仍然很强大，某些负面东西死灰复燃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强调坚持文化自信，强调传承中国精神，都是有限定的，是在开放前提下的守护和继承，是在拥抱先进价值前提下的兼容并蓄，而不能是关起门来自我欣赏，抱残守缺，夜郎自大。

一个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的例子，值得引起我们关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在其三度探访印度的纪实体作品《印度三部曲》（包括《幽暗的国度》《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中，对印度文明中的种种弊端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它们羁绊了印度的发展，使这个庞大的国度长期以来仿佛置身在幽暗的阴影中，虽然这种由种姓制度、宗教沉迷、对本能的无智识的生活的肯定等等所构成的文明形态，可以说是极具独特性的。奈保尔深入位于孟买的亚洲最大贫民窟达拉维。“达拉维的矛盾从各处朝我涌来， 混乱疏离、 悬殊的贫富差距也许令人不悦和感到威胁， 但很多人在面对它时， 更愿意相信其本质饱含诗意的 ‘波西米亚’风情而非 ‘贫穷’。他们认为 ‘印度的贫穷仍是个浪漫的概念， 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独特性的一部分。’”奈保尔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贫穷就是贫穷，和浪漫无缘，而和苦难、无奈、绝望相邻。他从中看到了“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的危机”。

奈保尔的思考值得中国作家借鉴。作为今天的写作者，也需要以这种客观、冷静、理性的态度，看待丰富而复杂的传统文化，该继承的继承，该摒弃的摒弃，经由创造性转化，将那些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情怀、思想等，化为作品中的骨骼和血脉。

如果说以上侧重于从传统文化的内容层面进行辨析，指出其复杂性和应对策略，那么，有一种关联相对来说要更为明确清晰，那就是在艺术表达方式的层面，要向中华美学精神充分汲取营养，它们也是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中的一项内容。在这一层意义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更能够获得普遍的认同，争议最少。它们更多是指向审美方式、艺术形式等方面，凸显了方法论的价值。很多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表达方式，它们都被证明是有效的、独具魅力的。如日本文学中的“物哀”理念，体现在川端康成的许多重要作品中；如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马尔克斯等一批拉美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一系列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华民族尤其如此。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独特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表达手段。中华美学精神丰富而博大，仅仅在文学领域，就有《文心雕龙》《诗品》《艺概》《人间词话》等一大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形成了深刻精妙、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及鲜明形象、具体生动的修辞技法和方式路径，在其指导下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中华美学精神穿越时空、恒久而鲜活的生命力，也体现在现当代不少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从鲁迅、老舍、沈从文，到汪曾祺、贾平凹、阿城，传统美学元素让他们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辨识度，也成为他们的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今天，我们更有理由向传统美学充分学习和借鉴，以期能够更加生动有效地书写当下的生活。

在保持自己充足的文化自信的同时，以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度，接纳东西方形形色色的先进文化；在向一切人类文明的成果敞开怀抱的同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中孕育生长出来的精神果实，给予一种格外的眷顾和呵护。一个今天的汉语写作者，应该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