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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稚吾”不是唐长孺

2018年02月13日09:35 来源:文汇报 肖进

近日翻看王素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史学大家从事新文学翻译的并不多,唐先生可谓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据唐长孺弟子王素先生的引述,唐长孺先生前后翻译过的作品有:赛珍珠的《大地》《分家》《东风·西风》,富兰克林的《富兰克林自传》,奥尼尔的《月明之夜》,以及史蒂文森的《金银岛》和葛蕾勃尔的《新中国》等。作为一位史学大家,唐先生被后世关注更多的是其史学成就,早期的翻译行为则不太为人所知。王素先生笺注的《唐长孺诗词集》不仅从诗词的角度给唐先生做了一个别样的自传,而且对唐先生早期翻译所做的史料搜集作出了贡献。

唐长孺先生是江苏吴江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之后辗转中学任教。其从事翻译工作,与早期在“嘉业堂”读书有关。据冻国栋先生《唐长孺先生生平及学术编年》引述,唐先生在“嘉业堂”“常览者有三:一为中国古典文学;二为‘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三为17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由此看来,唐先生之从事翻译,虽有生活的压力,自家兴趣也不可无视。柳义南先生在《忆唐长孺教授》中说,唐先生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任教时,“用有闲时间译了一本书名《爱国者》的小说,不用己名,用他妹妹唐齐(露葵)的名字去投稿。书出版后,出版社通知他妹妹去领稿费,弄得大家都愕然”。

但王先生所述唐长孺的翻译中,对赛珍珠《大地》的指认似乎有待商榷。赛珍珠《大地》的“由稚吾”译本,被王素先生认为是唐长孺先生以笔名翻译的作品。王先生还曾就署名问题专程探询唐长孺哲嗣唐刚卯先生,刚卯先生亦未确切,只说“他在翻译赛珍珠的《大地》时所用的是我一位姑母的名字,据说寄稿酬时,收款人是我的姑母,曾为笑谈”。对此,王素先生亦认为“正误亦参半焉”。王素先生推断,《大地》署名“由稚吾”的缘由,盖因为“领取稿酬者为唐齐,盖‘吾’即指其妹,‘由幼稚之吾’译述,由幼稚之妹领取稿酬,亦甚匹配也”。

但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查找和比对,笔者认为,唐长孺先生没有翻译过《大地》,“由稚吾”并不是唐长孺笔名,而是实有其人。由于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本都有译者序言,我们可以对比“由稚吾”与唐长孺的译序,看二者之间有无风格和表述上的区别。

对比“由稚吾”和唐长孺的译序,首先是二者在赛珍珠名字的翻译上不一致。“由稚吾”的《大地》译序称赛珍珠为“巴克夫人”;唐长孺在《东风·西风》和《分家》中称赛珍珠为“白克夫人”。称呼上的不同反映出译者的翻译习惯有别。其次是语言表述风格上的差异。“由稚吾”在谈到赛珍珠的父亲时,用的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一个传教士”这样的称呼,语含批评;唐长孺则认为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位热心的传教士”。在20世纪上半期,汉语语言中的帝国主义一词,基本是作为侵略的代名词而存在的,称赛珍珠的父亲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先锋队”,显然不是正面意义上的表述。反之,唐长孺用的“热心”一词则显示出他相对认同赛珍珠父亲的传教行为。如果说在赛珍珠名字翻译上的“巴克”和“白克”之别,是语言翻译的习惯问题,那么对赛珍珠父亲的传教以及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看法,则凸显出译者对西方传教士的认可度和国人不同的民族观,这么大的反差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显然难以解释。第三,在对所译作品的评价上,“由稚吾”持批评态度,他直指这部作品的艺术性不强:“平心而论,像这样一部作品,在纯艺术的观点上,不应当能博得这样的虚名。”而《大地》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是因为赛珍珠把中国丑陋的一面暴露给了外国人。也正因此,“由稚吾”对《大地》的翻译,并非完全忠实于原作,而是采取了节译的方式,事实上成为一个“洁本”。唐长孺的译本对小说的艺术上的评价不多,但寥寥数语,也能显示出译者的爱憎。如对赛珍珠的评价,说“她是专以中国社会状况为写作题材的一位美国作家,而尤以描写农村灾象致深刻动人为人所称道”;对《大地》三部曲,认为“反映着中华民族由古老帝国,经过军阀割据而抵达现代中国的三个不同阶段……可以当它做纯文艺小说读,也可以当它做错综复杂的社会史来读”;对《东风·西风》,唐长孺没有像“由稚吾”那样指责赛珍珠暴露了中国丑陋的一面给外国人看,相反,他从正面指出,赛珍珠的小说使外国人知道“中国人坚毅朴实的性格,使他们知道中国人宁静自足的心境”。

可见,“由稚吾”翻译的《大地》与唐长孺翻译的《分家》和《东风·西风》在翻译的习惯和批评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评价上,二人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由稚吾”的激进显示出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唐长孺的认同性评价则体现出他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温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