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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杨沐散文创作的双重资源

来源:文艺报 | 黄灯  2018年02月24日09:09

杨沐不是那种野心大,发狠要写到什么程度的作家,但她是一个对写作充满了敬畏,充满了谦卑,内心有着真正骄傲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她内心有问题,有困惑,这是推动她写作的重要动力。

在和塞壬的对话中,杨沐曾经提到,她原本在60岁之前是不准备写散文的,这固然显示她对散文文体的理解,但她最后还是破了戒,在远远不到60岁时写起了散文,这恰恰说明,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文体的困惑并不重要,真正决定他们写作路向的其实是内心的困惑。

杨沐喜欢说自己染上了“后青春综合症”,从其散文创作看,这种“综合症”的缘由来自两方面,其一,杨沐没有办法理清自己生命的来路,其二,没有办法理顺自己与时代的关系。前者,如她自己在《老母土》中所言,“对我来说,要清理来路,就不得不面对祖母为什么自杀这问题”。“我肯定跟她有过深长的对视,这种相互确认带给我的就是,仅只一眼我就认了宗,仅只回过两次大宅,在张皇时,我首先是寻找与它的关系,藉此确认故乡的方向”。她给自己开出的方子就是,“当我这棵长在异乡的树花瓣落尽,不得不也结点小果子时,我试图用文字寻找‘我是谁’,同时也给自己拉得太长的‘后青春综合症’,找个自愈的办法”。后者,她在《青春事》中则表达得更为明显,“你偶然遇到了80年代,偶尔遇到了那个大自由大解放的10年,偶尔在北京,偶尔和有思想有教养的人在一起,这一切成为今天的这个你。但是,80年代到底有什么呢?我们没有出新的思想,没有自己的宣言,没有自己的语言,没有出什么伟大的作品……我们什么都没拿出,也没留下货真价实的作品,没什么是属于我们的!”这两种焦虑刚好同时作用到一个年轻的女性写作者身上,以致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焦虑。确实,在整个青春年代,如何让自己飘忽不定的青春找到落地的方式,如何找到和生命对接的途径,对杨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而言,杨沐的写作,有一个明显的主题,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走出来的一个文艺青年的个人成长史,这里面包含着她对意义的执著,包含着她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过分世俗化、功利化、资本化的抗拒。她的散文作品,如《老母土》《寻乡记》《青春事》《与你相望》都是这一困惑和追问的产物。她那些与西藏有关的系列作品,都是为解决这一困惑所采取的生命实践行为而带来的文字产物。

由此看来,我们在理解杨沐散文创作时,必须留意到她创作的双重资源。

其一,来自血缘的、传统的对家族史的认识和梳理。杨沐没有简单地从家族史的角度来理解她特殊的家世和出身,在现有的语境下,诸如杨沐这样身份的叙述者如何叙述自己的家族故事,其实是一个处理难度很大的写作事件。她曾经在和朋友的对话中明确地提到“对于我,最需要讨论,最值得讨论的就是‘文革’。在大事件里最能探讨人性”。这种观照视角,构成了杨沐处理自己家族经验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换言之,她的视角既代表了一个当事者、一个见证人,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具有话语权的写作者对这一历史的情感和思想态度。

其二,杨沐的写作资源同时来自对上世纪80年代的回望和梳理。如何走出80年代涉及她对80年代的理解,而她处理80年代的方式,是以80年代以后的生存镜像为参照的。杨沐创作的真正核心是一个从80年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如何理解他们这一代精神资源的问题。她笔下的人物、气质,人物之间的情感方式,甚至她个人的审美和价值观,都深深烙上了80年代的气息和印记。她没有作为一个时代的在场者进行创作,而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回望者对此进行梳理,这是她和同时代作家很大的差异。这是杨沐极为敏锐的地方,因为她的真实,这种梳理也构成了杨沐创作的重要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这双重资源是合二为一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杨沐对家族史重新认识的热情和愿望,显然和她对80年代的判断和情感姿态密切相关,而她的“青春期综合症”之所以延续了很长时间,恰恰来源于80年代的精神流脉轰然崩塌所造成的后果,这种后果作为一种遗憾,留存在杨沐的潜意识中,也作为一种伤害,作用到她的精神世界。这是杨沐作为一个诚实的写作者的真诚流露,但也阻碍杨沐在此类写作中,获得一种更为高远和有价值的反思。

最后,让我说说对杨沐散文创作的遗憾。事实上,对于一个自我认知特别清晰的作家而言,要对其做评价是一件难度极大的事情。从写作的素养而言,杨沐毫无疑问是卓越的,她敏感细腻,语言功力极好,更重要的是,她内心有大的情怀和格局,但如何和自己的生存经验拉开一定的距离进行观照,是作品获得超越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己走得太远,创作固然无法落地、无法生根,但和自己走得太近,也有着无法避免的风险,它会因为视野的狭隘,阻碍创作主体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中去理解和处理自己的经验,会使得作品和作者黏糊得太厉害,从而影响作品的气韵。以《老母土》为例,在纵横捭阖和挖掘很深的散文结构中,因为过于强调自己出身的特殊性,并未呈现出杨沐极具个人特性的恬淡气质。以杨沐的性格和警惕心,她一直在提防这种局面的出现,但因为她对80年代的过于迷恋,还是无法帮助作家过滤掉自己某些不自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