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狗年春节清旧物，无意中发现了42年前王映霞的两封来信：一封写于1976年9月8日，另一封写于同年9月21日。当时我办公的地点在北京西城西皇城根北街二号，来信地址是上海威海卫路190弄（太和村）23号。我当年联系王映霞，绝非因为她列名于“民国美人”，也非对她跟郁达夫的绯闻感兴趣，只是因为她是当时尚健在的跟鲁迅有过直接接触的老人，而我所在的鲁迅研究室正接受了一项抢救《鲁迅研究资料》的任务。当时有关文件明文写着，要抓紧时机，对一些熟悉鲁迅的老人（包括反面人物）进行访问记录。

我致王映霞的第一封信写于1976年9月4日，所提的问题大概是：一、1927年10月，鲁迅跟许广平从广州到上海，最初住在共和旅馆，请问当时她和郁达夫跟鲁迅夫妇接触的情况。二、鲁迅有一首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鲁迅1933年12月30日记载:“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请问该诗的写作情况。三，还有没有尚未发表的鲁迅致郁达夫书简？听说郁达夫收藏的一箱书信遗失了。四、1932年10月21日郁达夫、王映霞请鲁迅等友人午饭，鲁迅作七律《自嘲》。请问该诗写作情况。鲁迅当天日记所说的“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何意？信末我告诉她，似乎日本伊藤虎丸教授编了一套《郁达夫研究资料》。收到王映霞的复信后，我于当年9月11日写信表示感谢，谈到了国家出版局和国家文物局的文件要求我们征集有关鲁迅的“活资料”，并问及关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的情况，郁达夫跟她个人的关系，以及郁达夫跟后期创造社的矛盾。王映霞一一作答。她特别关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对郁达夫抗战时期在南洋表现的结论，因为这关系到对郁达夫的评价及其著作出版问题。这封信中她还订正了第一封信中对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时间的误记（应为1930年，并非1932年）。我收到此信后告诉她，1942年郁达夫在南洋隐瞒身份，化名赵廉，曾于1942年6月被胁迫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1943年脱离宪兵队自办酒厂。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保护和营救了一些抗日分子，如作家高云览，保持了民族气节，于1945年8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此后王映霞又来过一些信，每封信都很长。记得最长的一封是谈及她跟其他郁达夫亲属的矛盾，现在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了也涉及家庭隐私，不宜发表。现将这两封信全文披露于下，供研究者参考：

一、1976年9月8日信

陈漱渝同志您好！

昨日收到你9月4日的信，知道最近在北京有鲁迅研究室的成立，使我们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生前的事绩将永远的流传下去。这真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的决策。

我已经70岁了，虽然现在是在享受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与我的晚年幸福，但身体精神都大不如前。七八年来就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眼睛内的白内障也日有发展，尤其是记忆力衰退得更甚。

鲁迅先生逝世至今40年了，但我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的谈吐和神态，犹宛如在昨。细细的回忆起来，日子也真过得快。

鲁迅是××年（记不清）从广州乘轮来到上海的。随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景宋，下船就被接客的接到一家广东籍开设的小型的共和旅馆里，从回忆中，这个旅馆位于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附近，是一座不是很大的坐南向北的三层楼洋式房屋，鲁迅和景宋是住在二楼。也许是在他们抵达后的第二天，郁达夫和我去拜访了他们。

郁达夫鲁迅本来是相识的，我却是初见。他招呼我们坐下来后，郁达夫和鲁迅在谈及北京见面时的情景。我则目不转睛地在打量着我们这位中年时代的鲁迅。景宋的一口广东国语在和我们交谈中有时要打个折扣，听起来不甚了然。这一天的晚餐我们是一同去外面吃的。同座在还有周建人和李小峰等，有些模糊了。好在鲁迅的日记里有着极详尽的记载。从这次以后的两三天后，他们就从旅馆到北四川路底的景云里安居下来。

从这次的初见，给我的印象却是相当深，以后，鲁迅在上海安居下来，郁达夫和我便经常的出现在鲁迅和景宋的书房兼卧室里。我们四个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谈谈说说是经常事。鲁迅是绍兴口音的杭州话，景宋的广东官话，我都渐渐的熟悉起来。自从《奔流》月刊创刊，《申报》副刊“自由谈”特约鲁迅撰稿后，郁达夫和我便去的次数更多，有时甚至一天跑两次（详载日记），有时是去催稿子的。鲁迅在上海的消息传出去后，一些文学青年去拜访鲁迅的也愈来愈多。

这时，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柔石等五名中国革命青年作家在上海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鲁迅接见宾客的次数也减少下去，有时会客室也暂时改变在内山书店的藏书室里，而且还要先通过内山完造的介绍和允许，那些中外的文学爱好者，这样才能见到鲁迅的面。但鲁迅对于每一个来访者总是诚诚恳恳的接待着，有时甚至还要看稿件，改稿件，日本的增田涉便是其中的一个。

自由大同盟在上海成立后（也许是1932年）杨杏佛被杀害，作为上海负责人的鲁迅和郁达夫就不得不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踪，这时我家就计划迁往故乡杭州，和鲁迅谈及，他大加反对，后来我曾向鲁迅索书作纪念时，他就写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首诗，分写了四张小屏条，我把它裱好挂在杭寓的会客室里，直到七七事变后我们全家离开杭寓时，还认为就会回来，匆忙间未将这四张墨宝带走。现在想来，我当年的无知和幼稚，真是好笑。待我1946年重返杭州时，家中已空无一物，这四张屏条连同我家的两万多本中外书籍，大约已多被日军搬去了（听说我家住的全是日军）。

自从我们迁家杭州以后，和鲁迅一家见面的机会便极少极少。鲁迅在1936年10月在上海逝世，我们从杭州赶来上海，一走进大陆新邨就见到景宋，彼此只点了一下头，我看她全神贯注地在里外忙着，我们也不敢多打扰她而匆匆别去。二十年后，在1956年10月，景宋一家来上海把鲁迅墓迁葬到虹口公园里时，景宋来找到了我，我和她又同在一处吃了饭，并亲自送她上了北去的火车。谁想到此时此日，连她也已经逝世四年了。

和鲁迅初见一直到如今，计算起来，将近半个世纪。去年冬天，上海虹口公园鲁迅纪念馆的陈友雄同志介绍了几个同志来看我，我们谈到了关于鲁迅先生生前的事迹时，我依然沉浸在当年的回忆中。等和陈同志分手后的次日清晨，我还冒着寒冷，独自走到延安东路江西路附近这一带去徘徊了好一会，似乎总想在那里找点什么痕迹来作为怀旧的，可是失望得很，地形虽然依旧，但由于数年来形势上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条延安东路两旁的建筑物，也有多处已经翻造过，原来的灰暗色也已变得焕然一新，使我怎么也找不出当年共和旅馆的一砖一木来。于是我只能悻然而返，这也算作是一次无语的纪念。

关于郁达夫一箱书札的问题是这样的：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两年，我家辗转流亡，偶一不慎，在长沙车站上遗失一包旧信札，内中全是我和郁达夫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中的郁达夫写给我的旧信，不料后来被一位不相识的青年所捡到（这位青年，现在也已经是六十左右的老年了）。四十年来，无论在国内外，这位先生都妥为保存着，但在十年前，却散失了大部分，如今还留有十多封旧信，于半年前对方找到了我，还给了我。这些都是私人信件，找不出什么大价值。当年郁达夫本人由于环境限制，从来都没有留信的习惯，尤其我们和鲁迅先生同处上海，写信的机会极少，偶或有之，也都于当时毁去，现在想来，是极可惜的。

鲁迅先生定居上海后与我家的往来，以及当年上海文坛中的形形色色，除了在鲁迅日记里偶有记载外，我相信在郁达夫1930-1933年的日记中有详尽的记录，可惜的是郁的这阶段的日记，在抗战开始后两年我们去新加坡时，把全部行李存在郁达夫的姐丈家中（富阳），后来日军进驻富阳时他姐丈的住屋被焚毁，我们的行李就全都被波及，因此如今有许多事情无从查考。

我已记不起是哪一年，郁达夫和我约鲁迅夫妇吃饭，席间大家提出写字作纪念，郁达夫当时写的什么我已忘记，但鲁迅先生写的一首就是《自嘲》。当时还写上四句跋，是“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爰成一绝”。前几年有朋友问过我，这“偷得半联”是偷的什么人的，我也记不起，也许鲁迅先生这首诗是和郁达夫唱和之作，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但郁的诗集里也找不出有关这些韵脚的诗）

郁达夫和鲁迅的初见大约是在1923年，当时在北京（这是一个朋友讲给我听的），后来并不经常见面来往。在上海的这几年，他们间的友情是更增加了，见面时可以说无话不谈，虽如此，但郁达夫对于鲁迅，既尊敬而又诚挚，无论在人前人后，我从未听见郁达夫之对于鲁迅先生有什么不尊敬的言辞，在郁达夫的口中这是很特殊的。

日本出版的《郁达夫资料》一书，我不知道，也未听见朋友讲起过。昨日收到来信，今晨起来，我记忆听及拉杂的写了这些借以作复，万万谈不上什么资料的。

匆复，此致 敬礼

王映霞 9.8

二、1976年9月21日信

漱渝同志：

9月11日您的信收到多日，因主席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悲痛之中，所以也就将信迟复了，乞谅。

关于过去许多作家，尤其是鲁迅先生的著作及事迹，要尽可能予以追忆，是符合中央关于抢救资料的精神一节，很感谢你启发了我。我虽年迈，自当尽一臂之力，追忆写成片段。问题是多年来手头的资料和可资参考的书籍都已散失，老友大半死去，如非文坛方面的人，对我们所要求的也很难满足，青年又因年岁差别无法交谈，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为此我想对于抢救资料的精神方面，能不能详细提示一二或对有关这方面的书刊、参考文件等等，选择可以寄我的邮寄若干，以便启发与参考。因相隔年代过久，思想上由于与当前形势脱节，即使写来想亦不能符合要求，这是实在话。

来信谓自由大同盟成立于1930年2月，对的。大同盟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当时的鲁迅和郁达夫都没有住在自己的家中。迨1933年3月，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宋庆龄，上海的负责人是郁达夫。这时白色恐怖更甚，我们才决定将家迁往杭州。我前信中所提到的自由大同盟成立后迁家杭州的回忆是有出入。特在此订正。（杨杏佛是当年6月被害）。

关于浙江省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一节，先时我也听见郁达夫提起过，等我们1933年春天搬家杭州以后，我也就没有再听见谈及，究竟当时是否通缉我不知道。

关于郁达夫与鲁迅的关系，我当会尽可能提供，即使我与郁达夫之间的情况，我也可以根据你所要求的，“不必顾虑，一切从事实出发”来对待这个问题，可是问题也就谈到郁虽为一代文人，他当时的文章，是有多方面的基础的，我和他过去的函件，虽是私人性质，你既见示有意复制一下，在我本人是问题不大，但对于郁在解放之后某出版社曾一度有意印行郁达夫全集，后来又中止，是以遂产生了对郁的评价问题，这一点不知你能否告诉我一下？又郁在文化大革命前，政府曾对他生前在南洋结婚及所生的子女，曾接回中国作了安排，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身份有所褒贬，为此我和他所生的孩子都以郁的过去有否作出评价和结论为念。关于这一点，是否也请你代为探听及见示。

1927、1928年时代的创造社，几个发起人都已星散，郭因反动派通缉而流亡日本，成仿吾一直就在北方，只有郁达夫适从广州来沪，他就不得不在既无人手又无经费的创造社中去收拾残局。为了《广州事情》这篇文章，郭郁意见很相左，从此就十年不通音讯。至于以后他们是怎样见面的，郭是怎样回国的等等，以后再写。

当时创造社里有名的几个小伙计是反革命潘汉年、叶灵凤和周全平。他们联合起来，把社里仅有的一点经费搞得无法周转，薪金发不出，刊物不能按时出版，郁又是一个穷光蛋，外面更加有反动派的迫害，内外夹击，郁单枪匹马难以应付，就此关门大吉。这些情况，我从郁达夫的谈话中听到的。

我们迁家杭州以后的许多情况以后当再写奉。

祝

撰安

王映霞 9.21

1977年之后，我因为经常有机会到上海出差，故多次拜访王映霞，聊天时天南地北，漫无中心。她当时的丈夫钟先生每次都在旁听，笑容可掬，从不插话，像一尊守护神。记得王映霞谈到，她本名金宝琴，后随母姓，改名王旭，字映霞。曾在温州当小学老师。她是1927年经友人介绍跟郁达夫相识，同年6月5日订婚，1928年3月结婚，跟郁达夫育有三个儿子，至1940年3月离异。她觉得郁达夫是个浪漫文人，跟她结婚虽轰动一时，但跟原配夫人孙荃也只是分居，没有摆脱旧时代妻妾成群的旧观念。

郁达夫与王映霞

郁达夫似乎认为她跟浙江省党部宣传部长许绍棣有暧昧关系，导致家庭破裂。但王映霞坚持说她跟许绍棣只是朋友，许的妻子孙多慈就是她介绍的，这两人现在合葬在台湾阳明山。有人说她跟许绍棣曾在浙江丽水同居，这完全是造谣，所谓王映霞写给许绍棣的信也是伪造的。

谈到《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她认为诗名就不妥，是别人加的。当时她想从上海迁往杭州，是因为郁达夫当时受到国民党当局和左联两方面的夹击，作品卖得不好，上海生活水平要比杭州高一倍，她是杭州人，熟悉当地环境，生活方便，又便于孩子上学。当年盖的那座风雨茅庐于1945年卖了，钱分给了她的娘家人。

王映霞给我写这两封信是在42年之前，时年68岁，已属高龄老人，当时又刚刚粉碎“四人帮”，所以信中仍将潘汉年、叶灵凤、周全平称为反革命。除了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时间记忆有误之外，郁达夫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职似乎也有误，鲁迅是该同盟的执委，郁达夫并不是上海分会负责人。关于共和旅馆的情况她也记不清晰，但共和旅馆确如她所说，是广东人开的，前身叫“泰安栈”，位于今上海江西中路东首，因火灾和拆迁已片瓦无存。鲁迅初到上海在这里下榻，是因为离太古码头很近，交通方便，旅馆有180多间客房，在当时规模已经不小。至于七律《自嘲》中所谓“偷得半联”，现已查明，出自清人洪亮吉的《北江诗话》：“酒酐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

我跟王映霞还有一次偶遇，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台北市，我在访学，她在女儿陪同下访友。台湾“野史馆主”刘绍唐先生几次设宴，同时邀请了我跟她们母女，洽谈甚欢。当年我们还有一帧合影，就刊登在台湾《传记文学》的封里。2000年王映霞病逝，终年92岁，今年是王映霞诞生110周年，仓促中写成此文，遥祭她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