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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清:如何讲述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 ——以付秀莹《陌上》为例

来源:《扬子江评论》 | 宋学清  2018年06月12日16:15

新世纪的中国乡村终于不再作为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被正式纳入现代化发展体系。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提速,城市文明开始迅速渗透、入侵乡村,在城市与乡村的双向撕扯中,乡土文明步履维艰。而城乡二元结构博弈的最终结果,却是在城乡之间,在城市的“边缘”“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崛起。……这是与都市文明密切相关又不尽相同的一种文明,是多种文化杂糅交汇的一种文明。”[1]这是一种由农民向城市大迁移产生的嫁接式文明,是城市与乡村博弈的次生品,却在特定历史阶段充当了城乡二元结构间矛盾的润滑剂,为乡村进一步的城市化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当然这种文明也可能会成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2]乌托邦设想的初级形态。一切都处于孕育和发轫期。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乡村正在经历剧烈的现代性裂变,无论在速度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以至于一直坚持书写“当下”乡村的贾平凹也无限感慨:“农村的变化我比较熟悉,但这几年回去发现,变化太大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起码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消亡了。”[3]贾平凹对现代乡村的“追踪式”描写使他能够对“农村生活的任何细微变化”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表达的热情”[4],但是在新世纪之初既往的乡村经验完全失效,乡村变化已经完全逸出了作家的经验范畴。对于乡村变化的认识和处理必将影响到乡村未来的现代化发展,而乡村的现代化程度也必将影响到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之路。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乡村每一次变化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个“大”故事,恰如青年学者李云雷说的那样:“我们讲述中国乡村的故事就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只有中国乡村的故事才是最为深刻丰富的‘中国故事’”[5],作为“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的历史语境中讲述、讲好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命题。这其中包括如何进入乡村,讲什么,怎样讲,以及为谁讲等问题,这都是“新乡土写作”面对新乡村、新农民、新景观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从感知到认知:新乡土经验的“炼成”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乡土小说对于作家的乡村经验有较高的要求,那些脱离乡村基本事实的“书斋式”文学想象、“怀旧式”乡土抒怀、“知识分子式”乡村批判等所谓的乡土小说,很难经受住现实的叩问,更不用说历史的淘洗。尤其在新世纪中国乡村的社会转型期,乡村剧烈的现代性之变要求作家及时更新乡土经验,在乡村发展的“常”与“变”间思考乡土文化和乡村发展的未来。由此作家李洱倡导应该“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在个人的内在经验与复杂现实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6]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建议“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7],号召作家能够沉进生活的深处,走进乡村、亲近土地、关注农民,立足于“中国问题”以“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保持对现代乡村重大问题的发言权,避免当下乡土小说创作“身患”脱离乡村经验的时代“贫血症” [8]。

对于“经验”的认识我们可以借鉴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德国批评的传统》中提出的观点:“德语中有两个字大体相当于英语的经验(experience),Erlebnis指的是人们对于某些特定的重大的事件产生的即时的体验;而Erfahrung则指的是通过长期的‘体验’所获得的智慧。在把乡村生活的外界刺激转化为口传故事的方式中起作用的是第二种经验,即‘Erfahrung’;而在现代生活中人们普遍感受的是第一种经验,即‘Erlebnis’。”[9]这里的“Erlebnis”在词义上更接近汉语中的“经历”,是指人们在生活过程中对当下具体事件和事物的即时性认识和感受。“Erfahrung”则相当于汉语中的“经验”,是作家在日常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带有知识性的再认识与形而上的再思考,是对生活的理解、升华与抽象。对“经历”与“经验”的认识构成了乡土经验的两种获取方式:感知与认知。乡土经验的获取一方面需要作家进入乡村以感知的方式重新了解乡村生活;另一方面需要作家的智性参与,依靠乡村知识以认知的方式重新理解乡村,探索乡村未来发展方向。

对于乡村经验的感知性积累是乡土小说的基本要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一代作家的“扎根精神”将感知性经验推向极致,超越了作家一般意义上的采风与野外作业,是舍弃城市生活与知识分子身份,扎根中国乡村以农民身份表现“乡村本体”。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乡土小说基本上都呈现出“侨寓文学”[10]的特征,即大部分拥有乡村生活背景的作家站在都市回望乡村的写作。这种创作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乡土经验的滞后甚至失效,尤其面对剧变的乡村更是捉襟见肘。因此如何获取有效的新乡土经验成为当下乡土小说创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作家付秀莹的创作来看,她的乡土小说仍然隶属于“侨寓文学”。付秀莹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一个偏僻小村庄,10多岁便离开故乡到县城读书,现定居北京,是典型的站在北京看故乡。虽然付秀莹始终保持着对故乡“根”的意识,坚持认为“我的根脉在芳村,芳村是我的精神故园”[11],“是我血脉的源头,是我的精神根据地”[12]。但过早离开故乡对她的创作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付秀莹自己也承认:“这么多年了,我写下的,大约不过是记忆中的乡土。在那些小说里,更多的是追忆,作为一个远离故土的城市知识分子,对童年经验乡村生活的追忆,怀着对乡村的眷恋,深情回望。”[13]她对故乡的记忆一直停留于童年时代,从早期芳村故事《爱情到处流传》和《旧院》中可以发现,它们几乎都采用了童年视角,以儿童懵懂的眼光打量着“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姥姥姥爷”。然而付秀莹凭借作家的自觉努力修复与故乡间的“隔”,她几乎每天都要给老父亲打电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就是说说家常,问问寒温,在闲谈中知道了父亲的一日三餐,头疼脑热,悲喜哀愁,也清楚了芳村每一户人家的婚丧嫁娶、爱恨冤仇、是非纠葛,甚至熟悉到芳村人情世故的每一个拐弯抹角处,每一声咳嗽,每一声叹息。[14]付秀莹充分利用了现代通讯交通工具,改变了传统固有的时空概念,在不断地打电话和返乡过程中,一个完整、清晰、细节化的中国乡村就这样进入了作家的感知世界,成为她乡土经验的一部分。这也是在“下生活”文学创作机制废止的今天较为有效的一种经验获取途径。

但是新世纪中国乡村的变化过于复杂,商品化、市场化、全球化在短短三十几年纷至沓来,面对一时间难以言说的现代乡村仅仅依靠感知经验显然难以为继,因此部分乡土作家开始自觉地运用认知性经验,在生活经验基础上参与知识性的理解。付秀莹在没有任何社会学背景的帮助下凭借自己的敏锐和学院派的知识训练,在《陌上》中实现出从经验的感知向认知的位移。当下乡村的认知性经验既包括情感的升华、理性的思索,又包括乡村问题的深度思考。在情感方面付秀莹并未停留于感性的情绪漫延,而是充满了岁月沉淀的温厚,恰如老家真实存在的“旧院”,“很小的时候,我在旧院里进进出出,我看着亲人们在旧院里进进出出,我爱他们,但我又不懂他们。我懵懂的目光无法识破命运的谜底。直到多年以后,我离开家乡,离开旧院,我在思乡病中一次次回望的时候,才好像渐渐看出了命运的峥嵘一角。我试着通过写作,一次一次回到旧院。”[15]那些童年无法理解的情感以及人和事,当拉开时间的距离重新“回到”旧院,熟悉的空间开始重新演绎别样的故事。于是在《爱情到处流传》中父亲对于母亲的背叛是在“我”今天的回忆中被“发现”,这是在二度体验中对过往生活的新认识,这种不在现场的“发现”使我们对于父亲的背叛和破坏家庭的四婶子充满理解和同情,岁月的沉思削弱了现实的激烈与悲愤。

同样对于芳村的女人付秀莹也表现出超越性的情感,她清醒地认识到芳村女人在生活的挤压下都存在自己的“毛病”:素台娇纵,翠台强硬,香罗风流,望日莲、瓶子媳妇和春米以身体投资争取生存空间,甚至连正经的小鸾也一时糊涂和中树有染,温柔的小瑞跑皮革生意“跑”出了家门。但付秀莹却在生活面前同她们达成谅解,“芳村的女人们,每一个我都爱。素台,翠台,小鸾,春米,瓶子媳妇,望日莲……她们就是我的姐妹,她们甚至就是我自己。”[16]情感的升华使芳村的“乱”表现得平淡自然,没有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启蒙焦虑和文化焦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在与芳村和解的过程中,付秀莹不动声色地表现出自己对乡村现代性问题的独特认识。比如在资本与情感的关系上,《陌上》始终保持着清醒地认识,没有流于情感的道德批判。资本以获利为目的讲究效益和成本,不谈情感和关系,与乡村传统人情社会格格不入,这是资本运作的游戏规则。开皮革厂的大全深谙资本之道,能够用钱解决绝不谈感情,在工厂里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延长工时压低工资从而降低成本,以保证工厂的运营和利润空间。在生活里大全同样践行资本的原则,他用“三瓜两枣”从儿子学军身边勾引走望日莲,既避免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嫁进家门,又得到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情人,根本不考虑事件本身的乱伦性质。相反同样开皮革厂的团聚则举步维艰,他的厂子曾经兴旺繁荣过,但是他对工人、亲属和生意伙伴过于重情重义,讲究乡村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结果弟弟和小姨子合伙掏空了厂子,自己跑到城里买楼买车建厂,他给工人的工资最高,最后却濒临破产开不出工资。

资本和情感作为一个矛盾体的存在,它们意味着两种文明形态和价值体系,一个代表着工业文明、城市文化,一个代表着农业文明、乡土文化;一个注重理性的发展,一个注重情感的维系。热爱芳村的付秀莹并未站在乡村情感的立场苍白地谴责资本的冷漠,相反她让我们看到了资本和情感的不兼容,警示我们在乡村建设过程中不应将经济发展和文化情感纠缠在一起。正如善良的团聚从未用资本强占芳村“政治权力”和“性权力”,但是资本的失利令他自身难保,无法给工人发工资,更谈不上改善工人生活建设美丽乡村。这就是乡村建设的基本事实。

二、以“中国经验”讲述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

新乡土经验是基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一种本土性“中国经验”,它“不是仅仅指‘成就’,它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17],无论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挫折还是弯路,都可以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中国经验”,它是一种带有“中华性”[18]的经验类型。今天以“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我们面对世界文学与西方经验的一次自我身份的重新确定,是中国文学的一次自我觉醒与真正独立。

在中国乡村世纪转型的重要阶段,新的中国故事正在不断发生。面对全球化背景下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机遇和挑战,认识现代乡村、书写新的中国乡村故事既是“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下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借用学者王一川的观点:“中国故事……能直接呈现中国人生活的价值系统,是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面对来自方方面面(自然、社会、自我等)的挑战而发起应战的符号化结晶。”[19]在现代化、城镇化浪潮中的现代乡村正在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自然资源的掠夺,环境的破坏,社会结构的调整,伦理秩序的崩败,农村产业结构重心的转移等等,在“刺激—反应”模式下中国乡村发生的每一次变化都可能连接着过去指向未来,构成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

在青年学者李云雷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20]那么以“中国经验”讲述的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同样传递着现代农民共同的情感、特征、命运和希望。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世界性眼光,我们“讲述中国乡村及其变迁的故事,关注的不仅仅是‘乡村’,而是中国人在当今世界的遭遇,我们需要讲出现代中国人的‘故事’。”[21]这是超越乡土本身的普遍性叙事,在这一方面付秀莹做出有效的探索,她写芳村却又超越了芳村,“把中国千万个村庄,都化入芳村来。……写出了芳村,也就大略写出了这个时代无数的中国村庄,写出了乡土中国在这个时代的一些面影。”[22]将大时代洪流中的一个中国村庄上升为乡土中国的一种符号,从而使“芳村故事”具有了普遍性特征,用以表达中国农民的共同情感和隐秘心事。在《陌上》中付秀莹“写出了芳村的心事,写出了千千万万个村庄的心事,写出了乡土中国在一个大时代的浩渺心事”,“一个小说家的野心,大约便是写出天下人的心事吧。”[23]可以说付秀莹的创作表现出当下乡土小说难得的世界性视野。

作为女性作家付秀莹克服了“软乎乎”小感触的惯性书写,努力“介入沸腾的时代生活”,“为人民抒怀,为人民放歌”,“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创作出“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有深刻把握”的“伟大作品”[24],这是对“伟大的中国小说”[25]的自觉追求。于是在比“邮票还小”的芳村我们看到的都是现代乡村的“大”故事。在经济方面,商品化的芳村产业结构的重心发生转移,“农业不再是主导的经济活动……工业和服务部门在重要性上取代了它”[26],皮革产业成为芳村乃至大谷县的经济支柱,作为辅助性经济的服务业开始兴盛,而农业沦为副业。芳村村北的开发区布满大大小小的皮革加工厂、皮具厂、养鸡场、养猪场,村里也开了春米家的饭店,秋保家的超市,连小鸾的针线活也由义务转为收费。在政治方面,《陌上》为我们呈现出乡村政治的新动向,即资本和政治的合谋。大全为了自己的产业出钱操纵基层民主选举,将建信推到村支书的位置,扩军公开分发电饭锅、豆浆机等电器公然贿选,恰如《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与资本力量结合牢牢控制住选举。农村自治也同样堪忧,村支书建信为自家谋利,拿工程回扣,公款吃喝,占有乡村性资源。乡村权力监管不足、选举混乱已经成为重要问题。在生态环境方面,皮革产业使芳村环境遭遇严重污染,“村子里,到处都臭烘烘的,大街小巷流着花花绿绿的污水”[27],“人们不敢喝自来水不说,更有一些人,不敢进村子,一进村子,就难受犯病,胸口紧,喘不上来气,头晕头疼。……如今村里人,年纪轻轻,净得一些个稀奇古怪的病”[28],四十不到的小七得了怪病连城里的医院都治不了。以皮革为支柱产业的大谷县地下污水面积达到几百平方公里,无法治理。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下乡村大问题,限制了中国乡村的良性发展。

当然芳村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观的改变。小说《陌上》以风轻云淡的文字勾画出一个完整的商品化乡村,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商品化芳村在价值观上开始发生嬗变,商品经济孕育出来的金钱本位价值观开始冲击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下乡村“差序格局”的礼仪价值[29]和“伦理本位”的互惠价值[30]。金钱观念渗入农民的精神世界成为乡村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因此身无所长的素台可以在翠台面前趾高气昂,从事色情行业的香罗在芳村可以呼风唤雨,大全可以只手遮天过着土皇帝般的生活,难看老两口甚至鼓励儿媳妇春米勾搭建信。费孝通先生曾认为农民“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在丰裕经济中所维持的精神是‘无求餍得’。”[31]今天丰裕经济下的资本乡村农民的欲望泛滥成灾,对金钱的追求永无止境永不满足,传统乡村的本体性价值体系和社会性价值体系分崩离析,农民主体的道德自律和他律严重缺席。最为直接的表现是家庭伦理关系的破败,贵山家二婶子被儿媳妇虐待睡尿窝,兰月娘和小猪他娘被儿媳妇随意呵斥,燕雪、小改、小疙瘩媳妇、老虎他爹、包子都被儿女赶出家门住小窝棚,老莲婶子被儿女舍弃喝药自杀。在芳村这已经是普遍现象,人们习以为常。

《陌上》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动态的变化中的现代乡村,新的乡村故事正在发生,我们身处乡村发展的大历史,这是决定乡村未来的大时代,因此当下乡村无“小事”。但部分大问题初露端倪,尚未明晰,有些“大”故事很难书写,然而这都不是我们回避现实逃避生活的借口。只有认清当下,书写出现代农民隐秘的心事,才能在历史的整体观中确定当下乡村的历史位置,才能为乡村未来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乡村问题的全面发现恰恰体现出新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有能力发现问题,更有信心解决问题。

三、“大”故事的“小”讲:日常生活叙事的审美力量

付秀莹《陌上》的创作呈现出“新乡土写作”的基本特征,所谓的“新乡土写作”是指在新世纪全球化语境下基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基本事实,在“新乡土经验”和现代乡村叙事经验的基础上,以“新思想”、“新文化”、“新价值观”、“新历史观”作为根本推动力,以世界性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乡村,以新的文学笔法与表现方式叙述乡村,用“中国经验”讲述新的“中国故事”重塑新的“中国形象”,呈现出根植于乡土文化土壤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史、心灵史和精神史,表现出新世纪乡土中国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文化气质。“新乡土写作”在“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之外,还要涉猎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去讲述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

所谓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大”不是指事件发生的程度而是指事件表现出来的性质和对乡村未来发展的影响,主要针对的是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在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这些“大”事件影响甚至改变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伦理价值观,其重要性有待历史的评估。如何讲述这些新的中国乡村“大”故事成为当代作家的一个难题。作家付秀莹在《陌上》中采取了“大”故事“小”讲的叙事方式,即以乡村日常生活的“小叙事”去讲述乡村“大”故事。付秀莹的小说创作理念便是:“‘小说’就是‘往小处说’,我们有大的眼光、关照,还不妨往细微之处、人性的起伏波折之处去落笔和探索”,努力去追求“小桥流水的清新柔美”的小叙事。[32]作家要有世界性的大眼光去书写大历史大事件,但是需要从小处落笔“往小处说”,关注脚下的土地。

付秀莹的“小叙事”首先表现在叙事对象的选取上。《陌上》表现的是那些没有惊颤体验和惊颤效果的乡村日常生活,普通、平凡而又真切。在小说开篇付秀莹便定下基调:“芳村这地方,怎么说呢,村子不大,却也有不少是非。”那些“是非”无非是“谁家的鸡不出息,把蛋生在人家的窝里”,“谁家的猪跑出来,拱了人家的菜地”,“谁家的大白鹅吃了大田里的麦苗,结果死了”[33]等等鸡零狗碎之事。芳村太小只有百十户人家,芳村无事又无趣芳村人只能“无事生非”,在是是非非中“又是一年过去了”[34],浸染在日常生活中的芳村人祖祖辈辈循环往复,他们生活着也被生活吞噬着。卑微的芳村没有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农村能人、新人和伟人,没有无私奉献的梁生宝(《创业史》),气魄雄浑的村支书郭存先(《农民帝国》),锐意进取的暖暖(《湖光山色》),返乡投资农业的农民企业家曹双羊(《麦河》)、刘杰夫(《后上塘书》),大公无私以建设家乡为己任的范少山和返乡大学生雷小军(《金谷银山》),更没有现代版“梁生宝”马垃(《人境》)。作为现代乡村芳村存在得更为现实更为真实,这里没有现代农业、旅游业、农家乐,没有稀缺资源,更没有那些具有骑士精神的“拯救者”们。

《陌上》表现的正是最为普通的中国乡村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人都在过日子。芳村人“一日三餐”、“婚丧嫁娶”、“是非纠葛”等日常琐事构成了芳村故事的主体,比如:翠台忙于儿子大坡的婚姻和工作;香罗在城里从事色情行业腰缠万贯,又有大全做靠山,但是却处理不了与母亲小蜜果之间的冲突,更深受没有子女的痛苦折磨;素台努力掌控着丈夫增志;臭菊成了儿媳妇迷;教师兰月有一个不省心的弟弟泼辣的弟妹;增产有一个惹事的儿子一个不省心的女儿;喜针热衷于同儿媳妇、亲家母间的斗争;做大事业的大全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却管不住霸道的儿子学军;村支书建信大权在握却解决不了妻子一家的杂事……穷也好富也好都在生活,都有自己的烦恼。

付秀莹静静地书写着身边的芳村人,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观察着人与人间的交往,表现出难得的细腻和敏锐。比如在吃饭上,她先后细写过几次饭菜每一次都意味深长,香罗回家“窝囊”的丈夫根生布好饭菜,“一个小葱拌豆腐,青是青白是白。一个香椿煎鸡蛋,金黄碧绿,十分好看。一个银丝花卷,一碗麦仁豆粥,一小碟辣油笋丝,一小碟咸鸭蛋,淋了香油,红红黄黄,香气扑鼻。”[35]大全回家媳妇也是战战兢兢地伺候着饭菜。他们对家常便饭的用心既有爱更有怕,这是夫妻关系向金钱的倾斜,家庭地位由金钱决定。而令增产骄傲的豆粥也成为对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眷恋。芳村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如同他们的饭桌,简单素雅却又色彩缤纷。正如学者乔焕江所说的那样,日常生活“以其自身的文化内涵及文化诉求,深刻影响了文化表层的思想观念,并大规模参与到文化格局的重构当中。”[36]

《陌上》采用了“散点透视”的小说结构,有意规避了宏大叙事,使小说呈现出“虽云长篇,形同短制”的基本特征。芳村故事零碎松散,虽然在形式上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结构,但章节之间关系松散,部分章节在故事情节上不存在必然联系。小说共二十五章涉及二十四个主人公,每章一家一人一个故事,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困境,但是因为芳村因为生活他们被置于一个整体,他们既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又是他人生活的配角,他们的故事彼此穿插交织。没有完整的故事、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形象从根本上消解了宏大叙事的可能。

在“散点透视”的结构里很多芳村故事呈现出不完整叙事特征。比如第三章《翠台的饺子撒了一地》,翠台为了儿子的工作违心地讨好香罗,但是哭够闹够了儿子究竟去了姨夫增志还是去了大全的厂子,增志究竟有没有外遇等问题都被悬置。第七章《大全大全》媳妇半夜接电话直着嗓子哭,大全夺过电话一句“学军怎么了”?便没了下文。很多章节的故事都是这样戛然而止,有些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传统笔法,在后文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增志外遇的事坐实了,学军就是打架被抓。而部分章节留下的则是没有结局的故事,比如第二十二章《建信站在了楼顶上》,结尾处郁结的建信“脚下一滑,径直跌下去了。”[37]然后呢?就没有了然后,建信摔得怎么样?谁当选了村支书?第二十三章《增产家的事》增产看到车里的女人是不是女儿小茹?增产晕倒在路上结果如何?这些都是未知,没有任何交待。这种处理令小说本就散漫的故事情节变得更加不确定,但也更符合生活的原生态,有的时候生活就是没有结果没有结局的。

“散点透视”的结构与不完整叙事使《陌上》的故事显得更加松散零碎,但是《陌上》并未垮掉而是有机地构成了一个整体,因为每一个人的故事最后都被芳村串联起来,芳村既是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也是小说结构的依据,“芳村”成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学者王春林便认为:“《陌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芳村这样一个作为隐形主人公存在的村庄之外,你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从中找到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主人公形象。”[38]可以说《陌上》是一部空间感极强的小说,它有意弱化了故事发生的时间,缺少时间线性发展的有效秩序。空间叙事是新世纪以来乡土小说较为热衷的一种叙事方式,它“写的不再是一个或几个人物,而是写了一个村庄、一个文化群落、一种生存状态。”[39]这种叙事方式在学界经常被称为“方志小说”、“方志叙事”或“村庄叙事”,它不是方志与小说的一次简单叠加,而是赋予村庄以新的审美内涵。

成为主人公的“芳村”被寄予厚望,部分学者认为它能够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更大,大到整个人类社会”[40],这也是付秀莹世界性视野下“新乡土写作”追求的一个目标。作为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事”的“70后”作家[41],付秀莹表现出独立的审美诉求,自觉地远离了“史诗”与“宏大叙事”,关注“个体”、“当下”与“小叙事”。而这种具体、零碎的小叙事在马克·柯里看来可以“提升成本土叙事”,借以挑战“提出全球适应性的大叙事”[42]。基于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小叙事正是一次脱离西方话语体系回归本土性、地方性的一次叙事实验,不同地域背景下的日常生活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琐碎零散芜杂的日常生活中隐藏着普通百姓最为朴素的情感经验与文化思维。日常生活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宏大叙事的普世价值观,在全球化语境下发出中国底层人民自己的声音,在重新确定叙事主体的过程中表现出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我们有能力在大历史面前向世界讲述属于我们自己时代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

 

【注释】

[1]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当下中国文学状况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2]李静等:《城市化进程与乡村叙事的文化互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书中提出“现代城乡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设想,认为它是“有别于传统农业社会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城乡文化高度同质化的一种新型文化共同体,这是一种具备现代精神,包容多元和差异性,同时又以共同的文化观念、文化记忆、文化符码、文化形态等为精神纽带和情感基础的文化共同体。”

[3]贾平凹、郜元宝:《关于<秦腔>和乡土文学的对谈》,《河北日报》2005年4月29日。

[4]孟繁华:《 “茅盾文学奖”与乡土中国——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两部乡土小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5]李云雷:《如何开拓乡村叙述的新空间?——以世界视野考察当代中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6]李洱:《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7]钱理群:《重建文学与乡土的血肉联系——李伯勇长篇小说<旷野黄花>序》,《小说评论》2009年第3期。

[8]关仁山:《创作要仰仗灵动的生活洪流——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2012年5月8日。

[9]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06页。

[10]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11]舒晋瑜,付秀莹:《<陌上>吐露乡土中国的隐秘心事》,《中华读书报》2016 年12月7日。

[12]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13]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14]参见舒晋瑜、付秀莹《<陌上>吐露乡土中国的隐秘心事》(《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7日)和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等文章,付秀莹多次表达了自己与乡村的联系方式。

[15]王春林,付秀莹:《乡村、短篇、抒情以及“中国经验”》,《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2期。

[16]舒晋瑜,付秀莹:《<陌上>吐露乡土中国的隐秘心事》,《中华读书报》2016 年12月7日。

[17]李培林:《“中国经验”的内涵和基本要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年11月10日。

[18]朱小如,张丽军:《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关于中国叙事经验的对话》,《对话:新世纪文学如何呈现中国经验》,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19]王一川:《当今中国故事及其文化软实力》,《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24期。

[20]李云雷:《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中国文化报》2013年12月11日。

[21]李云雷:《如何开拓乡村叙述的新空间?——以世界视野考察当代中国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22]王春林,付秀莹:《乡村、短篇、抒情以及“中国经验”》,《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12期。

[23]付秀莹:《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中国乡村》,《学习时报》2017年8月4日。

[24]付秀莹:《以小说之名抵达时代精神内核》,《文艺报》2017年8月21日。

[25][美]哈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13期。哈金在文中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26][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6页。

[27]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28]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

[29]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6页。

[3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0-73页。

[3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32]付秀莹:《开阔的视野 豪放的叙事》,《文艺报》2017年4月26日。

[33]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34]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35]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9页。

[36]乔焕江:《日常的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页。

[37]付秀莹:《陌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391页。

[38]王春林:《长篇小说文体多样化景观的打造与构建——2016 年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理解与分析》,《小说评论》2017年第1期。

[39]雷达:《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概观》,《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

[40]曹文轩:《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富有灵性的个人创造》,《文艺报》2016年11月16日。

[41]参考许旸《70后作家:拥有“乡村故事”的最后一代》(《文汇报》2016年5月11日)和曹霞《“70后”:最后的文人写作》(《北京日报》2016年3月10日),都提出了“ 70后作家是最后一代拥有乡村故乡”的观点。

[42][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