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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阿袁的围城与孤岛

来源:《长江文艺》 | 深海  2018年06月13日09:14

“人之所求”与“人之所苦”,是作家笔下永远的双生花。

有趣的是,阿袁近年创作的婚恋题材的小说《姬元与汤弥生》和《他乡》、《婚姻生活》和《浮花》正是这样成双成对地出现。

阿袁小说的中心人物一直都是女人。她当年写《鱼肠剑》创作谈时就说,她看《红楼梦》看到的也是 “一群女人的衣香鬓影”,甚至“刀光剑影”。在她看来,“女人即使身在宫闱,心也在江湖”。可那是二百多年前的女人,无论这些深闺女子对“江湖”如何“心向往之”,都只能是一个“梦”。那么,二百多年后,早已走出宫闱踏入“江湖”的女人们,又是怎样一种生存之境?几千年的深闺之旅留下的精神烙印,又如何影响着她们当下的生活?

《鱼肠剑》是阿袁十年前的作品,跟近年这四个中篇结合来看,《鱼肠剑》里那些读博士的女人们从求知到工作,再到拥有相对稳定的婚姻生活,不断变换着场景。可向往“江湖”是一回事,投身“江湖”却是另一回事。在变化与适应的过程里,阿袁关注的是知识女性的心灵发展与精神成长。本刊去年第十期《姬元们的天花板》已讨论过“姬元”系列,不再赘述。这里,我们只谈谈《婚姻生活》(《长江文艺》2018年3期)里的周黍与本期所选《浮花》里的朱箔。

周黍与朱箔都到了不得不婚且选择余地极小的状态,这在高知女性中似也常见。朱箔对孙安福这个颇有前途的物理学博士“一面藐视”,“一面又觉得可以托付终身”;周黍对季尧始终是“也行呀”,无可无不可,她只专注于自己对美食以及餐厨具的深爱。在阿袁看来,周黍和朱箔都属于“厚生命”物种,也就是依照天性或本能去生活的人。周黍的本能是“食”,而朱箔的本能是“色”;周黍在食物上的不厌其精,孜孜以求,让季尧和她的家“厨房”大于“书房”,这虽让他们每日高朋满座,交友甚广,久而久之,却成了季尧的噩梦;朱箔对孙安福在性事上的全方位“服务”,却因这个理工男的刻板信条——除了夜晚和卧室,其他时间和地方跟朱箔亲密接触都属于“朽木”和“粪土之墙”——而处处碰壁。结果,周黍的“贤惠”成了季尧的厌憎之物,成为他学术无法精进、事业停步不前的借口——用季尧的话说“这是周黍之罪”;朱箔在努力无果后,于婚姻之外去寻找自己的“琴瑟和鸣”,最终,在巴黎那个浪漫之都,失去了最后的落脚之地。

在《浮花》里,阿袁还描写了几个与周黍和朱箔极为不同的女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孙安福的师母,她以自己的独立、自信、宽容赢得了丈夫、子女乃至社区的尊重,可这一切在朱箔的眼中竟成了“狐假虎威”,是躲在导师名牌大学教授(男人)背后的虚荣。另一个是朱箔初次见面就很排斥的拓扑学女博士苏,当朱箔忙于食物跟与何寅的苟且时,苏忙于自己的实验,她“没有时间”去做“无聊的事”,而这些“无聊的快乐”在朱箔看来却是“生命,至少是女人的生命意义”。还有一个女性是朱箔的妈妈,她代表着朱箔的精神来处:朱箔自己并不满意的丈夫,却成为妈妈到处炫耀的“大郎婿”,因为她终于看到女儿过上了一个“女人”的“正常生活”。

“人之所求”可以具体到非常细小的事物,然其终极目的都是要获得幸福。叔本华说“幸福存在于一连串的乐趣的重复之中”。周黍的“食”与朱箔的“色”,只是人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两种基本的生理乐趣。而纵观历史,早在智人时期,人类就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依靠甚至迷恋自己的高智能所带来的获取更强生存能力的优势,使智人在至少七万年前就已“取代了所有先前的人种”,而对智能发展的迷恋也早已刻进了人类的遗传密码。也因此,人有了比“生理乐趣”更为丰富的乐趣的需要和来源,那就是智力的发展与能力的发挥。智力并不是科学量表检测出来的智商数值,而是人的适应力。适应什么?当然是适应社会。阿袁所谓的“江湖”,指的正是“社会”。人类对智力发展无止境的追求,也使一套庞大复杂的社会体系应运而生。社会性也因此成为人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属性。自然属性分男女,社会属性则不然。

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她不可能修改自己的“遗传密码”,女性在学历与学识上早已与异性比肩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参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较短、自身社会性发展不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不足在周黍与朱箔身上则表现为明显的“宫闱”特质——“宫”,几乎就是局限、依赖、苟安的代名词。在她们的潜意识里,自己首先是一个“女人”,所以,身为“中文系汤显祖戏剧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朱箔,仍然要找一个“男人”“托付终身”,即使与他“事事抵牾”,也无法离开这段关系;而曾经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工业设计师周黍,却因“不喜欢有压力的生活”,甘愿作为家属被安排在丈夫供职的学校当“辅导员”。这种性别固化所延续的、以“食色”侍人的尾大不掉的腐朽信念,正是周黍与朱箔的“浮”之所由与“浮”之所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们,在精神上已不可能成为朱箔妈妈和妹妹那种“世俗之人”,却又不能像苏那样牺牲世俗生活去追求个人的成就与发展,更无法像师母那样承担起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她们“所求”的低端性,不仅有违她们为自身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更限制了其能力的发挥,也使她们在家庭这个小社会里所提供的“乐趣”极其单调,难以持续。

阿袁近几年的婚恋作品,在题材上几乎是封闭的,然其创作与思考的开放性和深入性,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贵的审视视角——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女性社会性发展不足以及自然属性被固化和贬视所导致的身份的尴尬与困扰,成为现代知识女性最根深蒂固的精神痛苦之源。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女性的自我更新与精神突围显得更加重要、急迫却又困难重重。但可以肯定的是,像周黍与朱箔那样倒退似的选择是没有出路的。

而类似的尴尬与困扰,同样存在于男性身上——物理学博士孙安福的精神世界还被几千年前的“子曰”封印;而性别上的居高临下与生活上的弱智低能,则是季尧这种巨婴“妈宝男”的典型特征。孙安福宥于传统的刻板信条与季尧的惯于推责都是极不成熟的表现,至少在婚姻生活里,他们明显缺乏“利他性、协作性和更加高级的自觉”。黑塞曾说,人无法“逃避道德与文化”(社会生活)的考验“再返童年的天堂”,而必须“去经历两者的洗礼直至能够根据自己的信仰来生活”。男人和女人,都必须也只能先成为人,而后才能成为更好的男人和女人。否则,即便进入了婚姻的围城,他们也依然只是各自为阵的男女、难以沟通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