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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作《换肾记》:从新闻到小说

来源:《小说月报》 | 任晓雯  2018年07月12日00:50

这篇小说最初的灵感,来自一则电视新闻视频。一名拒绝为尿毒症儿子换肾的母亲,与儿子儿媳在镜头前激烈争执。我觉得有点意思,随手把文字版保存到素材文档里。若干年后,我翻检文档,挑它出来,写成了《换肾记》。

写小说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复述新闻。我在这里感觉到一个人性的破口,底下有暗昧模糊的东西涌动。这当然无关道德判断。我甚至想冒犯这样的判断。因为在轻松做下的判断中,多的是漠视、曲解,乃至绑架。而小说正是要与此为敌。

有读者惊呼:母爱都是无私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母亲。事实上,《换肾记》中的母亲严素芬,约莫处于人性的中值。写作过程里,我搜索过相似的新闻事件,见到有的母亲为了逃避换肾,甚至不惜抛弃子女,消失无踪。这当然是极端而稀少的事件。但幻想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一个对他人毫不计较全然奉献的人,完全是出于人性的乌托邦想象。很多时候,所谓“无私”在得不到回报时,就会变成让人透不过气的情感勒索。

类似的人性分析可以无穷无尽下去。而小说写作中最有趣的事实在于:小说家是以人性的逻辑,而非现实的秩序,来排列文本的。这不仅仅是一篇小说区别于新闻报道的地方,更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世界存在于人的主观之中。它所呈现的宽广、丰富、复杂,不过是人类灵魂投射出的镜像。

“现实主义”这个词看起来如此老土、腐朽,缺乏想象力,小说家却喜欢使用它。连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天马行空的小说家,都爱说自己是现实主义。罗伯-格里耶甚至要将所有人归入其中。在《为了一种新小说》里,这位别具一格的先锋作家说道:“所有作家都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从没人说自己是抽象派、印象派、空想派、幻想派……如果所有作家都聚在同一面大旗之下,他们并不会就现实主义达成共识,只会用他们各执一词的现实主义互相厮杀。”而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则说:“众所周知的文学悖论,即诗人和小说家循环往复地攻击某种现实主义,为的是宣传他们自己的现实主义。”

我无意为一个早已被反复定义的概念重新做定义。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小说家与现实的关系。比如,小说家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利用一条新闻。又比如,某些写作手段,采风、访问、做笔记和拼贴资料,在怎样的边界内是有效的。也或者,换一种说法,我该怎样在最真实的细节之上,搭建出一个虚构世界。这个世界不比现实世界低,也不比它高。它是平行的,也是含混的,有时小说家自己都要糊涂起来。比如我们看到,果戈里的小说似乎是在描写俄罗斯现实,纳博科夫却说它们是想象力的产物。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读起来荒诞不经,他却一口咬定是写拉丁美洲的现实。

我想,小说写作的奥秘,或许就在这些作家看似混乱和互相矛盾的表述中。归根结底,小说写作是心灵和想象力的映射,现实不过是完成这项工作的介质。小说必须完成超拔的一跃,从现实的不可能性里呈现出可能。这并非唯物主义者喜爱的“来于生活高于生活”之类的表述。恰恰相反,小说从作家的头脑而来,在很多时候,它会呈现出比现实更多的真实性。或者,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话说:“所有小说家在本质上都是现实的寻求者和描绘者,但是每个小说家的现实主义都依赖于他对终极现实的看法。”这个终极现实,完全是主观的。

基于这样的固执己见,我认为自己看到的那则换肾新闻虚假不堪。一个不愿意换肾的母亲,和一个迫切需要母亲肾脏的儿子,在电视镜头前迅速转化立场、互相体谅、皆大欢喜。不,现实不是这样的。我给我所认定的真实,记录下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那里,新闻结束了,小说开始了。

写于2018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