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让我着迷。一个是战国，另一个是民国。它们有一个最重要的共性——战乱，同时思想又是空前开放，群星璀璨，百家争鸣。这两个时代共同向我们印证了一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事实上，这句话也似乎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

十年前，我开始创作以民国为背景的小说。现在，这些小说大都被贴上了“谍战小说”的标签。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我坚定地认为我写的只是谍战者的片断人生，它可以发生在那个时代里的任何一个人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段动荡的岁月里。

写《邮差》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念书。一次经过常德路，见到张爱玲曾住过的那幢常德公寓，远远看去它已经毫不起眼，但我知道当年它叫爱丁堡公寓，我还知道胡兰成第一次登门拜访不遇，他在门缝里塞了张纸条……

当时就有个念头，写一个发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那种故事，不光是因为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有种久违了的好感。

一个邮差的形象就是那样开始日渐清晰——他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旧日上海的街巷，那些应有的景致与声音，跟他的车轮一起，每天在我脑际盘旋。那时的上海应该是中国最错综复杂的一块地方，在一个惊涛骇浪与潜流暗涌并存的时代里，背景的色彩常常让人有种掩盖故事的错觉。

然而，即便是最复杂的人生也不能妨碍单纯情感的滋生。小说里的仲良就是这样，从第一眼开始，他对一个女人的爱恋就延续了他的一生，同时也因此不断改变着他命运的轨迹。所以，我有勇气说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如果可以，我想以此作为对一种人生的缅怀与敬意。

这个小说后来获了不少奖项。当初发表时，我把它命名为《邮递员》，直到将此改编为剧本的某一天，忽然发现犯了一个常识上的错误——邮递员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有的称谓，是与售货员、驾驶员等并称的“八大员”中的一员。

《邮差》改编的同名电视剧

所以，我要特别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让我有机会正式地纠正这一错误。这对写作者无疑也是一个极好的自省。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只要打开电视，就有一些特定的词汇几乎每天灌入耳朵。比如说“萨德”，比如说“干政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部挺不错的韩国电影《男与女》，还有许多女人们在追剧的《太阳的后裔》。

《氰化钾》就是在那一刻重新跃上脑际的，从早已被搁置到几乎遗忘的心底角落里。因为在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想好怎样不露声色地去处理这对异国男女的情感——那种在离乱人生表象之下的，微不足道的，却又深入骨髓的男女情愫。

看似的淡忘，有时只是在为内心里的潜行找一个借口。

自2007年以来，我一直坚持在写以民国为背景的中篇，并且认为这是个人对小说电影化写作的某种尝试。直观地说，一个中篇四万字，差不多就是一个电影剧本的容量，连着读完它大概需要两个小时，也恰好是一部电影的放映时间。

现在，我有理由说《氰化钾》或将成为我此类创作中的最后一个中篇。十年一晃而过，对一个过往年代的回望也应该告一段落。虽然，仍难免会有人在不经意间，会在一个时代的背后见到另一个时代留下的叠影。可是，很多时候，创作者总是那么地喜欢沉迷在一种不适时宜的记忆里。

再次感谢百花社将这两个小说结集出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一前一后见证了我的这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