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韦力买的第一部像样古书，是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好看极了

韦力先生今年五十四岁。他是中国藏书界的一个传奇，一个在外人眼中带着光环的人。他身材高大，笔直硬朗，没有因为戴着假肢而脚步拖沓。他的神态始终自若，善于着想到身边的人。他很健谈，言语间透露着真诚。和他聊天是轻松愉快的，在一间名字叫做小诺的咖啡馆，我们从他的新作《见经识经》谈起。

寻访动机：给以后留下点资料，让后代有迹可循

从某个角度来说，韦力的写作方法与前人不同。《见经识经》是用寻访实录的方式，书写了汉文《大藏经》的刊刻地、藏版地、收藏地、印刷地等相关历史遗迹。这种走访和记录有没有意义？在他看来是见仁见智的事。在他的心目中，他在做的是对历史遗迹的考察，是以所谓的现实来验证文献。“我写书不太喜欢一本一本的，都是系列。《见经识经》其实是寻访系列之一，我称之为书系列，是和中国书史有关的。”他的另一系列是觅系列，除了已经出版的《觅文记》，还有《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从根本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

韦力以实地走访开始的寻访，原定十年，至今走了七年。

“正常情况下，每个月走10天，回来写20天。前期的工作量更大，难度也在这里，通常要准备很长时间。比如觅系列，准备了一年半才开始。”因为寻访没有依靠，虽然你明明知道它很重要，它在今天却可能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在寻访过程中也需要不断查各种史料，想尽办法找到它的遗迹。”

查资料难度很大，韦力觉得缘于现代社会对纯儒士的关注度不高，普遍不重视。“我是小人物，阻止不了什么，就是想把这些历史文化遗迹记录下来，给以后留下点资料，让后代有迹可循。”就是这种无奈的动机，牵引着他一直在走访。他尽自己的能力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却有着随其缘分的心态。

韦力的每一程都要系统规划，他说，寻访不是探险，没有那么好玩。“我的行程安排得很满，几点到哪就到哪，因为必须要安排到晚上能够住在哪儿，尽量不走重复路，同时还要保证天黑之前能够拍到那个地方，因为拍不成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

韦力的寻访曾经有过家人、朋友的陪伴，最后韦力发现不行。“因为大家开始时会一鼓作气，但的确是再而衰，因为他会发觉远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意思。最后发觉花了很大劲，找的只是一个破房子，就会有失望。”

还有的朋友关注风景小吃、景点特产，这是常见的旅游心态。“开始我很将就大家，当然大家也将就我。我当时想大家都不容易，我不能总由着我的心，就陪着，结果变得我也很累，因为我明明着急还有下一程呢。”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谁也别陪，这样最轻松。

出事：经历一场，总算活过来了，之后看人看问题的方法都不同了

2013年韦力在河南出事了，被一块古寺中的石碑砸中了腿。“当时身边没人，周围也没有人。”韦力血流满地，在荒野中待了几个小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血流完就死了。”他急中生智，抓起地上的一块塑料布，拧成绳勒住了腿。

一个偶然路过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了韦力，把他拉到了县医院。

县医院条件不行，只好又往市里去，到安阳的一家医院，主治医生下班了。“等医生又躺了3个多小时。因为没有医生，也没有任何措施给你，就给捆扎上了。”韦力形容，“忍受不了的疼，疼得大叫，平车的床单都被我抓烂了，手上都是血。”医生终于来了，韦力的腿也已经坏死了。这让韦力感慨：“生命总是自己觉得重要，在别人眼里没什么，什么都不是。”

回京后的治疗仍然凶险。因为急切中勒住腿止血的塑料布太脏，韦力截肢后伤口感染，难以愈合。“这一段治疗很危险，医生用了各种抗生素，但是连续20天止不住伤口的溃烂。”

韦力直接找到了主治医生，当面相问。医生告诉他，抗生素只能升级不能降级，现在已经用到顶级了，如果不管用，医生没有任何办法。“我问那会怎么样？他说那只能死了。”

韦力说：“他跟我说完之后，我一点都没有惊慌，特别冷静，想到的全是我有哪些跟别人说过的事没做、我还答应过什么事，都是很具象的事，对死本身完全没有概念了。所以人是很怪异的，并不能时时左右自己的思维。”

医生继续加大抗生素的用量，并坦率告诉韦力，抗生素过量对内脏是有伤害的，但是没有办法，医生以救命为第一。“所以现在我究竟有什么损伤我不知道，换句话讲，我的内脏还能用多少年？我也不知道。”

韦力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五进手术室，连续地锯腿、处理伤口，这在医院很少见。医院担心他会索赔，韦力说，这是命，跟你们没关系。后来他和医生成了很好的朋友。

经历一场，总算活过来了，活过来后看人看问题的方法都不同了。唯一的是，他没有颓废。当时也和家人说，寻访不能继续，那只好如此了。那时他的计划只完成了1/3。

之后到康复医院。做康复的第一件事是心理医生给做测试。韦力告诉医生自己没有心理问题。医生说如果从出生就残疾问题不大，成人后残疾心理上很难接受，所以还是要做心理辅导，否则对康复不利。做了一系列测试后，医生说：“你的确没有心理问题。有两个原因，第一你心理很强大，第二你自控能力极强，你能骗得了测谎仪。”

自控能力强吗？韦力自己并不这么觉得，他说那都是别人说的。“在医院里疼痛不已，让人很难受，当时就想什么时候不疼就好了，当然有所期盼。记得朋友们陪我去手术室，那时候腿被各种铁架子架着，很难受。推车过小坎，颠一下也很疼的，但是我能忍得住嘛。出来以后医生说：‘我注意你了，你在过坎的时候只是略皱皱眉，表情有一丝的自控，别人都会疼得大叫，那一刻我就知道你很厉害。’”

康复医院里有很多人。韦力要在这里安装假肢并重新练习走路。“我练了两个多月，每天背着五公斤沙袋爬六楼。医院大楼九层，这个九层比普通住房的15层都高，走几级就是全身大汗。假肢是不漏水不透气的，每次练习结束摘下假肢，都能倒出一杯水来，很受罪。但是感慨这些有啥用呢？我是总想赶快离开呀，这是什么鬼地方呀？所以我就成了那个医院的榜样。”

能走了之后，韦力想想不行，如果不把寻访做完，腿不是白残了吗？家人不理解，但是他要去完成。大概出院半年韦力又出发了。“第一次出门我记得我登上了一个山，特别感慨。这种感慨来源于我又能行了，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再登高了。”另外，这次成功登顶也让韦力意识到，以前认为很容易的事情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韦力由此改变了之前综合穿插、到一个地方就把计划中的项目都走到的寻访方式，“我突然意识到上帝没让我活多久，你也不知道哪天突然就不行了。如果我有预知的话，那天少迈半步，这事情不就没了吗？但这个假设一点意义都没有不是吗？人本能觉得自己还有大把的年纪，其实那是一种想象。”

于是，心境的改变让韦力不再执着地爱惜羽毛，“这种不在乎是对生命真的不在乎。以前说不怕死，是因为觉得死很远。现在的心境完全不同。真的是觉得，我还活着呢，我能做，可以了，就做下去。如果哪天做不下去了，那是非人力所堪，不是我能决定的。”意外受伤这件事促使韦力开始努力做好手头事，能完成什么先完成什么，尽人力以待天命。

在特务连生活的童年时光：从小就玩枪

经历受伤的苦难之前，韦力的人生没有遇到过大坎。他曾经在机关工作，也在企业工作过，问他如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他回答，真实的情况就是不知道，没有一件具体事情注定了他的现在这种概念。

总结自己的大半生，形成这样的性格，他觉得和童年在部队中长大有关系。“我是军人家庭，从小在特务连里长大，因为家里没人看孩子。”

特务连现在应该叫特种兵。从小跟军人在一块儿的韦力，各种军队的器具便成了他的玩具。“小时候顽皮，跟着当兵的什么都玩儿，打照明弹，开坦克，枪是很小就玩了。特务连经常打比赛，射击和枪准不准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枪要不断地挑。我没事就帮神枪手们去扛挑出来的枪。奖励是什么呢？就是剩的子弹给你打。”

从小跟着兵玩儿，韦力的身体练得很棒。能去做寻访和童年的经历及好身体有关，腿出事和这个也有关联，“就是自己对什么都无所畏惧。这就叫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只是没想到这个意外那么大。”

韦力说自己中学之前成绩很烂。因为是随军家属，跟着野战部队就近安排上学，那时候全国不是同一课本，所以经常有跟不上进度或超过了进度的情况。“学校都讲升学率，所以不爱要我们这样的，基本是勉强收。”

高中时韦力的成绩好起来，和受了一个刺激有很大关系。“初二时到了一个重点学校，分进班里就发现我的座位单独在教室一个角落，有一个同桌。这家伙一见我就说：‘你可来了！你知道怎么偷猪吗？我给你讲讲怎么偷猪。’我说：‘咱们得听讲啊。’他说：‘你为啥要听讲啊？你知道坐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吗？我们是旁听生，不算正式学生！’下课我就去找教务主任了，老师说：‘你不知道你的成绩有多烂吗？因为有政策没办法才收你，你如果不愿意当旁听生可以走。’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出的教务处。”

回去后韦力暗下决心要把成绩弄上来。他的妈妈是军队中少有的文化人，可以在家教一些。语文课本韦力选择了背诵，背诵之后发现老师的问题变得容易了。这招儿有用，韦力开始系统地背诵。

升高中时韦力经历了一件有趣的事，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节点。“学校为了保证升学率，要从8个班的学生中挑出两个班。我们集中在一起会考，在操场上，每个学生一张小凳子当桌子，蹲在地上答题。”韦力记得就考了一科数学。“卷子发下来，都不会。硬着头皮答，好像考了28分。判完分学生再到操场集合，老师一个一个叫，点到名的升初三，剩下的全部降级。”韦力被点到了名。

原来学校为防备走题，直接考了高中的卷子，学生都没学过。“我呢，我妈妈教过我一些，而且我在不同的学校，学过他们没学过的一些东西。”后来韦力得知8分以上的全录取，“我还是个高分。”

入门的关键先生：爷爷、胡玉璞和黄永年

“我爷爷是秀才出身，家里没人看我，就把他从四川老家接来了。他经常给我讲些老故事。‘文革’后期批林批孔，中央印制了一批《水浒传》，封面上印着括号供批判用。我们家有一些这样的书。印的是繁体字，我首先就不认识那个字。回家就问我爷爷，天天说‘水壶转’，为什么我们家的水壶从来不转？爷爷就给我讲水浒的故事，我才觉得原来历史这么有意思。”

韦力是院子里的孩子头，听了爷爷讲的故事后就开始召集小朋友。“他们也特别爱听，我就发现人是天生对故事和历史感兴趣的。”小时候零食少，小韦力让大家回去偷吃的来给他换故事，非常成功。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它让韦力认识到，知识原来是这么有用的东西。

韦力18岁时，古籍书店恢复了。他在那里看到一套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是康熙五十四年故宫里刻的，好看极了，卖80元，是书店里最贵的书。“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我每天上学放学都看一眼它还在不在。天天和家里骗钱，说学校要交各种费。父亲、母亲工作都特别忙，没时间给我做饭，每天给我5毛钱。我就吃两个馒头，1毛钱；一碗粥，5分钱；一碟小菜，2分钱，所以每天1毛7，省下的钱就攒着买书。”

这样凑了几个月，凑够了，特别高兴去买书。“店里的人特别吃惊，这么贵的书还有人买！‘要不给你打九折？’那也是我头一次知道书还能打折。”那也是韦力买的第一部像样的古书，同时让他意识到好书必须有钱买。

在天津工作时，韦力遇到一位老先生，在版本鉴定方面给了他很大影响。“有个书店叫文运堂，我在那儿买了好多书。里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师傅，叫胡玉璞，出身于琉璃厂藻玉堂。老先生眼光很高。我那时30岁左右，他管我叫孩子。有一天他说，孩子，你别买了，花的钱太多了，喜欢也要买有价值的书。他把我带到一个小屋里，在灯光下告诉我什么是好书。我问这一本多少钱？他说两千块。我说怎么这么贵呀？架子上的才200。他说，买东西好为第一，便宜了不是追求，没有用。”后来老先生一路带着韦力买，“慢慢地我就懂得了。”

在学术上对他有影响的是黄永年。“黄永年是童书业的女婿。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北大找不到讲目录版本学的人，就又把他请来，于是我认识了他。他对我有很多教益。他让我明白了书要从学术史角度来收藏，并不只能说东西好不好，稀见不稀见，他认为玩赏的路数是不对的。书应该和学术史有关，而在学术史上重要著作的重要版本才是追求的目标。这个观念对我影响很深，慢慢地我也偏重于他的古文经学派的学术观，以这样的书作为自己收藏的重点。”

韦力说，当年他没有读过这类书，问过很多幼稚的问题，黄老先生会写十几页的信回答。

买书经：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有智慧

工作后韦力先到了国家机关，拿到过136元的高工资，但买书还是不行。经商后收入有了提高，解决了买书的资金问题。同时他也渐渐明白，买书要有方法论，单靠在书店里买不行。

通过各种窍门，他终于摸到了门径。“1975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逐渐出现了退赔。但是退赔回的物品很多人没有地方存放，就会处理。我就是摸到了退赔办的门径。那时候常常论架子卖的，常规情况下一个架子十几万元。”韦力当然想挑好的买，挑出来主人算账，“我挑的那十分之一要9万块。”以后就再也不挑着买了。

很多人都知道，韦力对藏书没有投资保值的概念，只是喜欢。他也没有别的什么爱好，挣的钱基本上投入于此。家里人帮他整书、上架、除尘，不断地干活，他们也不觉得这些古书值多少钱，在他们眼里，就是书。

“这不是我的蠢，我是想在社会上已经红尘滚滚，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心里总应该有一个和利益无关的角落。对我来说，藏书这件事是和利益无关的。”

恰恰因为这个心理，韦力的很多东西留了下来。“如果一开始就和利益挂钩，当一件东西极具价值的时候，是会忍不住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藏书价钱的涨与跌和我就不产生关联，我只在乎我能不能买得起，值和不值我是不考虑的。”韦力觉得，他始终是很简单的想法，“我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有智慧。”

日常工作：什么事情都要有方法论

韦力现在的生活很规律，每天上午准时到办公室工作。他招聘了两个古文基础不错的打字员，上下午各一位，帮他做录入扫描这一类的工作。“我现在的文章都是口述。每天晚上6点半到11点半看资料，看完之后基本上一篇文章就构思出来了。第二天到办公室我口述，打字员录入，下午的打字员按我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加入引文，我现在的文章就是这样出来的。”以前韦力都是用笔写，那次事故让他的右手拇指也受了伤，所以他发明出来用打字员的方法。

韦力觉得什么事情都要有方法论，靠蛮劲什么也干不成。事情都有诀窍在，看你能否找到它，找到后事情都好办。

他的孩子不做藏书这一行，也不感兴趣，“在家里我们不谈这些。他从小看我就是在那儿弄东西、写东西，可能从小就认定这事极无聊。”对于教育这件事，韦力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我的态度是不灌输，感兴趣你来找我，我会毫无保留，不感兴趣我绝不会强要讲给你听听。”

韦力常年不看电视，家里人也不看，晚上看完资料后他会看看报纸。微信微博也会看一看，但没有兴趣花时间做。专心是练出来的，“我也是红尘中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我是真的能做到两分法的人，读书的时候我是真的能放下这些，完全不想纷杂的事。”

万事随缘，专注藏书，我心目中的韦力就是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