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中国的丙申年，我写下了短篇小说集《丙申故事集》，2017年，中国的丁酉年，我写下了短篇小说集《丁酉故事集》。以中国的天干地支来纪年，并且用此命名自己的作品，起初可能仅是源于某种隐秘的动机——以丙申来指涉2016年，至少，在我看来更加符合自己写作时内在的诉求，用这样的两个汉字来对应自己的写作，颇能准确地表达出我在那一年的年度心情。仅仅靠着直觉，我便无法想象将自己这一年的写作归结为《2016年故事集》。这个隐秘的动机，几乎完全是“文学性”的，最初，全赖写作者对于文字那份无从说明的主观的敏感。

继而，来年的写作似乎水到渠成，便成为了丁酉年的写作。一个写作计划竟然这样生成了。此刻，天经地义，我已经将自己的写作放置在了《戊戌故事集》的情绪里。

2016年、2017年永不再来，但丙申与丁酉周而复始。这在本质上便深刻地昭示出东西方文明中时间观的不同。现在来看，如果一个中国作家在这两种方式之间进行了某种自行的转换，那么，在那一个稍纵即逝的、不自察的瞬间里，确有专属中国人的文明密码悄然苏醒——这难道还不足够迷人吗？

捕捉到这样的密码，在我，首先是基于那种“文学性”的本能，我不过是觉得，用丙申比用2016准确，用丁酉比用2017恰当，前者在音韵上都能够将我打动，那种数算年月之时阿拉伯数字所隐含的线性的机械与冰冷，至少，是当下的我所想要躲避的。其后，隐秘变得显豁，当我意识到从前亦有丙申，日后也有丁酉，这个阶段我写作时对于“过去”、“当下”、“未来”的描述企图倏然落到了实处。一种专属中国作家的时间感被接应了，他想象着，覆水难收的“时间”，原本是应当留有余地的，原本是能够互为轮替的。

我很庆幸自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方案，这种专属东方、专属中国的方式，倏忽助力于我的写作，令我宛若真的置身于一条亘古的河流之中，不再狼奔豕突、仓皇四顾，只需服从推涌着自己的那道力量，便能成为浩荡之力的从属者与加盟者。是的，就是“服从”。如果说，现在我一定想要通过写作来表达什么，那么好吧——我想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世界、对于内心的服从。至于表达得怎样，是否达标，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与服从的愿望相悖，我想，所谓服从，就是接受结果，它100分也罢，50分也罢，我都服而从之。

那么，改变是从何时、为了什么而发生的？是从哪一个时刻起，当总揽自己的年度写作时，我会觉得“2016”作为一个习焉不察的符号，已经不再能够呼应我的情感？甚而，将这组阿拉伯数字与我的写作并置在一起，还会令我感到违和，感到了某种巨大的“不服从”的干扰。我想，这并非是一个断崖式的改变，一切都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达成。它事关时代态势，事关写作者的个体心情，事关我们的文学来路与这来路之上一路的跋涉与蹒跚。由之，我明确了“文学性”并非只兑现于小说的技术环节，那是一个更为总体的思想与情感的方式，而这种方式的塑造，跟时代的跌宕相关，跟个人之际遇相关。

“重逢准确的事实”，是《丙申故事集》代后记的题目。我想，当一个习惯甚至热衷于“2016式”符号的作家，开始与自己的文明相互打量，对他而言，某种堪称重大的时刻便降临了——他在重新盘点自己对于“事实”的定见，他发现，那个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原来需要你甄别出准确与不准确。当一些似乎不言自明的符号“重逢准确的事实”，它将面临严苛的鉴定，否则，它也只能“不言自明”地闪闪发光。我开始警惕一个小说家的四处发言，我知道，自己所发之言，惟一需要遇到的是自己写下的作品，那才是一个小说家的“准确”所在，是他永远应该追逐的第一“事实”。而“重逢准确的事实”，同样隐含了某种更为深刻的小说伦理：重逢、准确、事实，这三个词，实在是充满了力量，连缀起来，几乎就是小说写作的“硬道理”。

当我以年轮来命名自己的作品，本身就是在向时间和岁月致敬，那么，与某种逝去或者中断的事物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凝神时间之时的题中应有之义吗？时间是有力量的吗？嗯，这个倒是可以不证自明的。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时间”当然从来都是最为重大的命题，毋宁说，小说家正是时间的捕手，“时间观”约等于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性”。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在一定意义上，我这样一个饱受“2016式”文学资源哺育的写作者，如今起意致敬时光，我们古老的文化密码徐徐苏醒之时所具有的那种象征性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身为一个中国作家，将“重逢”、“准确”、“事实”这三个词摆在面前，每一个词都足以令我郑重对待。我需要思考的是，我是否真的离散了什么，于今才领受到了“重逢”的滋味；我是否真的经年虚假，于是才劈面承受“准确”的拷问；我是否真的罔顾了某些事实，所以才需要格外廓清“事实”的边界。

格非说《丙申故事集》写得有“密度感”。一次跟他聊天，他举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例子：一把椅子，如果它的材质结实，是密度很好的板材，那么，即便它打得不漂亮，价值也必定高于一把漂亮却易损的家什。这个认识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尤其，它出自格非这样一位曾经以“漂亮椅子”为能事的前辈之口。我觉得，此间确有真意。自己今天的写作，我力求让它结实一些，而我所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似乎就是让它紧密地与“准确的事实”关联，让它生长在“准确的事实”的根基之上。我想，我得重新学会尊重铁打的事物，服从自己根本的内心密码。而这需要我的眼里盛放得下更多的“事实”，需要我有能力去“准确”地与之“重逢”。并且，面对这样的“事实”，我还必须要暂时放弃自己既往那种无度地将世界片面地“文学性”的习性——山就是山，是石头和植被，避免再去条件反射一般将它比附为“一堆音符”。丙申就是我此在准确的事实，警惕再去惯性地活在2016的秩序里。在我看来，这就是重申一个写作者诚实的能力。不诚实难道不是更轻易一些吗？尽管，那样看起来似乎显得高级一些，显得更加富有“文学性”一些。我想要忠于我的“此在”。对“此在”的尊重与服从，必定导致我们尊重与服从“准确的事实”，因为，由此我们不得不去尊重与服从此在的根由——它是如何这般与只能这般的。

而今，就我所认为的“此在”，即为：你是一个中国作家。

时间也许是一往无前的，时间也许是循环往复的，真理交由爱因斯坦和霍金来检验，真理也交由小说家“重逢准确的事实”——此刻，于自己的文明基因之中，于自己的根本情感之中，什么对你是有效的，什么将你打动，什么即是真理，是你最富密度的创造板材，是你一切“文学性”的尺度与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