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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茅盾、巴金……那些文坛巨匠的上海往事

来源:作家文摘(微信公众号) | 朱少伟  2018年11月07日08:57

老舍:在《小说月报》发表成名作

1924年7月,老舍初次来到上海,稍作停留就从杨树浦码头乘轮船前往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在空余时间,他为了解闷动手尝试写小说。

翌年上半年,老舍描述北京各阶层市民生活及思想感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完稿。根据许地山的建议,他将此稿寄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收到来自海外的《老张的哲学》,一字一句地读完,觉得它虽然有点潦草地写于练习簿,但颇具新意,于是决定采用。

1926年6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栏目登出介绍:“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同年7月起,《小说月报》分六期连载《老张的哲学》;8月号登出的第二部分,按作者要求改署笔名“老舍”。

1927年1月,《小说月报》再次对老舍的作品进行介绍:“《赵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也许至年底才能完全结局。《赵子曰》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曰》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

随着《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相继在沪发表(上海商务印书馆还于1928年出版单行本),老舍受到极大鼓舞。他很快又写出描写马氏父子在伦敦生活经历的《二马》,这部长篇小说于1929年由《小说月报》分七期连载。当年,老舍作品那十足的京味、生动的情节、风趣的幽默、深刻的讽刺,轰动了整个文坛。

1930年初,老舍从伦敦转道新加坡归国,于3月抵达申城,暂住郑振铎家。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在《一个难忘的人》中回忆:“老舍先生刚从新加坡回国,来沪小住了约半个月,就在我家下榻。他是个勤奋的人,天天埋头写作,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就是在我家里完成的,后来就发表在当时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

赵景深在《我所认识的老舍》中谈及:“我早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老舍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和《二马》了。但我初次见到老舍,却是在郑振铎的家里。老舍刚从英国回国。振铎请他吃饭⋯⋯他那晚清唱《黄鹤楼》,一赶三,使人能从他的声音中辨别出谁是周瑜、孔明和张飞,怪不得他这样会以‘对话’来显示‘人物’的个性。”

那时,老舍听说赵景深将与李希同结婚,就毛遂自荐愿做婚礼的司仪;但因北平家中催他尽快返回,只好在4月4日给赵景深一封信,其中写道:“日内不得不搭船北上。你的婚礼因而不能看见,深觉罪过!送你一本小书,聊表贺意,请你原谅我⋯⋯”

老舍在北平只待了三四个月,就应聘去济南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国语研究所文学主任。1930年冬,他着手创作以“五三惨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明湖》。1928年5月3日发生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是日军在山东制造的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他决定用自己的笔来揭露那令人发指的暴行。

在《大明湖》脱稿时,他又寄给了《小说月报》。编辑部收到稿件后,拟在“新年特大号”上开始连载,并于1931年12月作预告:“《大明湖》心理的刻画,将要代替了行动表态的逼肖,为老舍先生创作的特点,全文约二十万字。”不料陡生重大变故: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之中,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大明湖》也葬身于火海。

老舍的《大明湖》毁于“一·二八”事变,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幸好,后来经过朋友们劝说,他曾将《大明湖》最精彩部分写成一部中篇小说,这便是《月牙儿》,被收入《樱海集》,于1935年8月由上海人间书屋出版。

由此可见,这位人民艺术家是从申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茅盾:在景云里创作第一批小说

1920年春,供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茅盾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刚由北京抵达申城,正着手在沪继续出版《新青年》杂志,茅盾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茅盾成为现代文坛最早的党员之一。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茅盾因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平时同作者往来比较多,便被党组织任命为联络员。茅盾晚年曾回忆:“党中央因为我在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是个很好的掩护,就派我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暂时我就编入中央工作人员的一个支部,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则写’钟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送到中央。”

那时,郑振铎协助编辑《小说月报》,见茅盾信件特别多,就开玩笑私拆了一封;他看到内封写着“钟英”,以为自己知晓了茅盾女友的名字,再撕开则大吃一惊,它竟是中共福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当然,郑振铎对此守口如瓶,一直没有泄露出去。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茅盾积极投入工作,曾奉命到广州担任毛泽东秘书。1927年冬,他重返上海,为了躲避反动派的“通缉”,隐居于虹口景云里11号半(今东横浜路35弄11号甲)。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石库门房屋,青砖青瓦,貌不惊人。然而,就在此处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和鲁迅进行了深谈。周建人在《悼雁冰》中回忆:“雁冰从武汉经牯岭回上海,躲藏在景云里寓所的三楼上。不久鲁迅也到了上海,先是住景云里23号,后来搬到18号,我则搬到17号。我的前门斜对着雁冰的后门。因雁冰不能出来走动,我就和鲁迅去看他,大家谈了很久。”

这讲的是茅盾与鲁迅第二次见面,其间他们都回顾了自己的经历,畅谈了形势。最后,鲁迅说:“我在广州想和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但没造成,现在到了上海,我还是要联合创造社,造成一条战线,来呐喊几声,破破大屠杀后的寂静。” 茅盾则说:“我要把这一段历史记录下来,我们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于是,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共同战斗在左翼文坛上。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创作了第一批小说。由于整个心灵曾被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苦闷、迷惘缠住,脑海里不断浮现武汉那惨烈的一幕,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笔。他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谈到:“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少,笑声哭声,闹成一片。”

他在很艰苦的条件下,相继完成《幻灭》《动摇》《追求》这三部带连续性的中篇小说,以广阔的场面、宏大的气势,描绘了大革命期间的社会现实和剧烈变革,刻画了那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和心路历程:“一、革命前夕的亢奋和革命既到面前的幻灭;二、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三、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

它们视角独特,丝毫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作者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后来,在它们合起来出版时,将书名定为《蚀》,以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就像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

在景云里寓所,茅盾第一次使用“茅盾”笔名。当《幻灭》前半部分脱稿时,茅盾觉得当年的社会充满着矛盾,便署名 “矛盾”。《小说月报》编辑部的叶圣陶收到书稿,认为所署的“矛盾”一看便知是假名,提出不如在矛字上加个草头,更有利于掩护身份。茅盾欣然同意,《幻灭》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轰动,他成为文坛升起的一颗新星。从此, “茅盾”这个笔名一直被沿用,《蚀》“三部曲”连同后来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小说,使他名扬海内外。

茅盾早年在景云里11号半住了将近一年,1928年夏他东渡日本后,它曾成为冯雪峰的寓所。因此处产生过文学巨匠的那些“第一”,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中颇为耀眼。

巴金:在霞飞坊编辑抗敌刊物

1937年夏,巴金入住上海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三楼。在这里,巴金完成了《春》《秋》的写作。据巴金的《谈〈春〉》回忆:“1937年8月淞沪抗日战争爆发,我又把小说放在一边,和朋友们一起办《呐喊》《烽火》。”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巴金为了支持淞沪会战,决定在上海发起创办一份文艺杂志,联合同人“思竭棉薄,为我前方忠勇之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经过巴金和茅盾等自筹资金和紧张筹备,《呐喊》于8月22日在硝烟中问世。《呐喊》为周刊,由因战火处于停顿状态的上海《文学》社、《文季月刊》社、《中流》社、《译文》社联合主办,以登载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杂文、速写、木刻、漫画等为主,竭力呼吁民众行动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

在创刊号上,萧乾发表《不会扳枪的干什么好》,申明“即使拿笔,也不再是‘做文章了’”,要用笔当武器;巴金发表《一点感想》,宣布将“用墨水来发泄我们的愤怒”,这其实也是整个上海文化界的共同心声。然而,上海租界当局屈从于日军的压力,在《呐喊》第二期刚出版时,便对它进行查禁。巴金毫不气馁,又着手筹备以新的刊名恢复出版。

9月5日,第三期《呐喊》更名《烽火》,继续在沪印行。《烽火》系三十二开本,每期十六页。其《创刊献词》呼吁:“大时代已经到了。民族解放的神圣战争,要求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贡献他的力量。”该刊重点推出报告文学、通讯和诗歌,也登载短篇小说、杂文和美术作品,主要撰稿人有巴金、茅盾、王统照、郑振铎、刘白羽、靳以、杨朔、胡风、钱君匋等。它及时反映淞沪会战前线的情况,广泛报道各地的救亡动态,深刻揭露汉奸的丑恶行径,犹如为反抗日军侵略而熊熊燃烧的“烽火”。

巴金起初担任《烽火》社发行人(即社长),不久又兼管编辑。那时,他几乎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办刊上,并以《烽火》社名义出版“烽火文丛”“烽火小文丛”等丛书,竭力宣传抗战。为让书刊尽快同读者见面,他除了常在上海霞飞坊59号寓所挑灯夜战赶写有关文章,还屡次不顾敌机盘旋,亲自赴印刷所修改稿件、阅看校样。

11月7日,《烽火》出版第十二期后,由于上海沦陷和租界当局阻挠,被迫停刊(翌年5月在广州复刊,改出旬刊,仍由巴金主编,至12月终刊)。这份巴金倾注大量心血的文艺杂志,虽存在时间不算太长,但为推动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

徐志摩:在四明村度过难忘岁月

1924年4月12日,印度“诗翁”泰戈尔乘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来沪负责接待。4月14日,徐志摩陪同泰戈尔乘火车赴杭州,游览西湖,去灵隐寺演讲;返还时,他曾扶泰戈尔在硖石站台逗留,与慕名赶来探望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家乡人见面数分钟。《申报》对此作了报道:

“是日该镇男女,莫不整队往站,以瞻风采,而表欢送。当车临站之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人,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结婚。婚后数月,徐志摩携妻子返回故里。至12月,夫妇俩为躲避战乱来到申城。不久,他们搬入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系三层老式洋房,底楼有客厅,二楼前间为卧室,后小间为陆小曼的吸烟室,三楼作徐志摩的书斋(泰戈尔第二次抵沪时曾住在这里)。

徐志摩一边在学校执教,一边继续诗歌创作,想在沪过安静的生活;他很乐意让妻子成为画家、作家,也需要她给予生活上的照料。然而,陆小曼能歌善舞,常出入社交场所,很快成为受瞩目的人物;她还喜欢跑戏院,去捧角或登台作秀,后来又受别人影响染上烟瘾。因而,两人发生矛盾并开始争执。

当然,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开心,偶尔也会屈从她的爱好。如有一次天马剧艺会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的夏令配克影戏院演出《三堂会审》,陆小曼饰演主角苏三,徐志摩就亲自穿了臃肿戏服“跑龙套”。

在北洋政府风雨飘摇之际,一大批文化人纷纷南下。其中,新月社(名称取自泰戈尔的《新月集》,蕴含“新月必圆”之意)成员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余上沅、叶公超、潘公旦、邵洵美等齐聚申城。在徐志摩的鼓动下,大家经过几次商议,决定建立新月书店。

1927年6月30日,《申报》登出《新月书店开张启事》:“本店设在上海华龙路法国公园附近麦赛而蒂罗路一五九号,定于七月一号正式开张,略备茶点,欢迎各界参观,尚希贲临赐教为盼。”在新月书店筹备过程中,徐志摩因关系最多、人头最熟,贡献也最大,所以梁实秋的《谈志摩》提及:“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

然而,徐志摩却把董事长的名头让给胡适,经理则先后由余上沅和邵洵美担任。胡适对此有点不好意思,便主动允诺尽快把自己的《白话文学史》修改出来,提供给新月书店出版,作为对事业的一种实际支持。新月书店出版的文学艺术书籍都印着独具特色的标记:一个仅有黑白两色的矩形图案,中间绘一钩白色新月;在其两侧,把一个“新”字拆分为左右,似月边飘浮的云彩,也似两个站立着的人各伸出一手扶着新月;“新”字上的一点,则设计为一颗星星。另外,新月书店还创办文艺月刊《新月》,这本杂志保留了不少现代文学史料。

新月书店前期所在的上海麦赛而蒂罗路即今兴安路,后来相继迁到望平街(今山东中路,福州路至南京东路一段)、福州路,最终由于失去徐志摩这个“主心骨”而业务停顿,只好盘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0年秋,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劝徐志摩去那里兼课,一来可以换换环境,二来可以多些收入补贴家用。考虑到徐志摩的前途,陆小曼对此没有阻拦,但她不愿意一同前往。徐志摩无法,只能频繁奔波于京沪之间。

1931年11月初,陆小曼拍电报要丈夫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抵南京,很快赶回上海家中。不料,两人一见面就吵架,徐志摩负气离开。11月19日早上,徐志摩欲从南京大明宫机场搭邮政飞机北归,在登机前他突然给陆小曼发了一封信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

据说,其前妻张幼仪隐隐感到不太安全,出于关心也曾劝徐志摩别乘那飞机。然而,徐志摩到底还是走了,并因那飞机不慎触山爆炸而罹难。在飞机残骸中有件物品未烧毁,那是陆小曼所绘的山水长卷,它因被徐志摩置于一个铁盒而得以幸存。事后,陆小曼的性格发生明显变化,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徐志摩遗作予以出版。

林语堂:在申城提倡“幽默”

辛亥革命后,林语堂生活的闽南山区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他仍然埋头读书。十七岁时,林语堂结束中学阶段的学习,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他离家之前,二姐递上仅有的四角钱说:“你到上海去要好好地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在那所以英文教学驰名的教会大学里,他的求知欲异常强烈,除了学习英文外,还攻读语言学。

即便如此,林语堂仍感到在课堂上得益不多,觉得教师们讲授的都是书本上的概念和教条,于是就常偷看课外书,如《社会学》《伦理学》《宇宙之谜》等;于是,他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的社会观、人生观,也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到1916年夏,林语堂以优秀成绩毕业,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执教于清华大学英文系。

林语堂一直以童心未泯自况,谈吐诙谐。1924年5月,他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其中提及:“我早就想要做一篇论’幽默’(Humour)的文,讲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幽默’或作‘诙摹’,略近德法文音)。中国人虽素来富于‘诙摹’,而于文学上不知道来运用他及欣赏他。于是‘正经话’与‘笑话’遂截然分径而走⋯⋯”过了三年多,他来到上海,热衷于提倡“幽默”。

1932年夏,在上海邵洵美家的客厅里,十余个志趣相投的文人谈天说地,讲起要出版一份新刊物。关于新刊物的内容,意见基本一致,但对所提出的几个刊名,林语堂持有异议。在座的章克标灵机一动,脱口而出:“就用《论语》的刊名!”这个想法博得满堂喝彩,大家马上又公推林语堂做主编。同年9月,《论语》杂志由邵洵美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其《编辑后记》这样解释刊名:“我们同人,时常聚首谈论⋯⋯这是我们‘论’字的来源。至于‘语’字,就是谈话的意思,便是指我们的谈天。”

这份半月刊以“幽默闲适”和“性灵嬉笑”见长,借“笑”暴露黑暗现实,有讽世之意。它可谓一鸣惊人,创刊号屡次加印,每期发行量很快达到三四万册。随即,多种幽默刊物纷纷亮相,幽默文章成为时尚,以至翌年被称作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1933年2月17日,爱尔兰喜剧大师萧伯纳环球旅行途中逗留上海,宋庆龄热忱设宴款待,林语堂也前往作陪。萧伯纳一直认为:“幽默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主要的原素。”林语堂熟练地用英语与之对话,两人颇有共同语言。随即,林语堂便抓住时机,于同年3月1日推出《论语》专号,登载一组介绍萧伯纳的文章,为社会上的“幽默热”造势。

除了《论语》杂志外,林语堂在沪期间还曾主编《人间世》(1934年4月创刊)、《宇宙风》(1935年9月创刊)两份宗旨相近的半月刊。林语堂常自己撰写文章,深入探讨“幽默”的内涵。林语堂将幽默视为一种心境,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美学风格,他在《论幽默》中指出:

“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有相当的人生观,参透道理,说话近情的人,才会写出幽默作品。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他和同人们积极提倡幽默文学,主张文风“清淡”“隽永”“甘美”,要求作品具有“性灵”“闲适”的特点,逐渐自成一个小品散文流派。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诚如鲁迅在《一思而行》中所说:“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幽默文学在我国异军突起,虽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但林语堂也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他在申城住了近九年,直至1936年夏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