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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简单来说就是关于文学的历史。“文学史”这一概念20世纪初从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它的到来，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学、文学史观念，也在无形中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文学传统。关于文学史的权力，又当何解？近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戴燕的《文学史的权力》推出修订版，在思南读书会上，她与复旦大学教授陈引驰就该书相关的话题展开对谈，也为现场读者带来了一场关于文学与历史观的探讨。

在戴燕的阐释中，文学史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自古以来重要作家和作品所构成的文学传统，而当文学史成为一本著作、一门课程，以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形式出现时，其中也包含了它的观念、方法和阐述方式等理念，“当你在谈古典文学的时候，会不自觉用文学史提供的那一套知识、语言和观念，这就是‘权力’的意思”。在戴燕看来，这种“权力”类似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并天然附着着某种规定性。在如今最常见到的中国文学史，或中国人撰写的西方文学史等作品中，戴燕看到的是一种“共同的模式”，即以重要作家、作品来构写文学史。“这样一种讲述古代文学、传统文学的方式，其实是在晚清时期才在中国开始沿用的。”

在书写任何一个门类的历史时，必然存在选择性，文学史也不例外。在陈引驰看来，这种把什么写进去，什么不写进去的选择，也是对于文学史书写的某种“权力”。这里的“权力”一词并不含有褒贬之意，而是实际存在着的左右着历史的客观性的种种因素：这种权力，也许是一句某种文学观点或者文化的观念意识，有时候则脱离不了政治因素。在写不写进去之外，以什么样的地位被写进文学史，也是某种无意识下的“权力”行为，“比如我们如今对于唐朝最伟大的诗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而四大名著一定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也许当时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种种文学、政治、文化的因素，实际上构成了关于文学史权力的问题”。单就文学来说，陈引驰眼中的文学史，是把过去发展的文学按照一定观念和想法前后组织起来，有重要的作家、作品和历史的起承转合，而撰写和讲授文学史的人，则为学生提供了一张“导游图”。“拿着这张导游图，你不能按照所有方式去走，走的都只是提供给你的那条路，你不可能看尽所有的风景，你只能看身边的风景。”就此意义而言，撰写和讲述历史的人既被赋予了权力，也同样肩荷着巨大责任。虽然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但在戴燕看来，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前辈学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重构，是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革中一步步形成的，那个时代所形成的东西，到今天人们仍受益无穷，仍在其“延长线”上走，而对于包括她在内的人文学者而言，提供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更为重要，“我们这个世界不应该只有一个答案，如果科学给我们提供一种模式最好，一种软件所涉及的程序是最优的，可是人文不是。人文应该使人有更多的创新，你知道一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那是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