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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和庾信的隔世情怀

来源:解放日报 | 喻军  2018年11月15日07:45

秦观在《韩愈论》中评价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这个评价杜甫是当得起的。既博采众长,又独辟蹊径,最后自成面目,是大师的一把标尺,杜甫概莫能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在诗的立意、用典甚至字句、句法上,深受南北朝诗人庾信的影响。例子有很多,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庾信之于杜甫,有隔世的渊源,经有关学者统计,杜甫本人一生评价过80余位诗家,赞誉最高的仍是庾信,且出于仗义,曾为庾信被时人埋汰慷慨赋诗,打抱不平。

唐上元二年(761年),定居草堂后的杜甫,创作了一组以诗论诗、题为《戏为六绝句》的七言诗,第一首即吟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前两句是对庾信诗赋、尤其是庾信晚年作品的称道和点赞,后两句则别有深意。当时文坛有所谓“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的流风,一些自命不凡的文人,言语文辞间常对庾信的文赋讥嘲菲薄。有感于此,杜甫慷慨陈词,加以驳斥,借《论语·子罕篇》所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的文意,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拿今天的话说,杜甫的态度是:以庾信的非凡成就,我老杜并不觉得他到了“畏后生”的地步,实际上是对时人不识庾信之才加以反讽,兼表不屑。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庾信生于公元513年,卒于581年,相距约200年光景,说杜甫是庾信的隔代知音毫不为过。杜甫对庾信的推崇,在当时也许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担当,因为弄不好会引起一番口诛笔伐的心力消耗也未可知。以当时的舆论氛围,杜甫不见得能占上风,但理性的杜甫还是感性地出手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赞美庾信的诗句竟得以千古流传,且成为一种铁板钉钉式的评价,后人只要一提到庾信,就会吟咏这几句诗,以佐证观点,传达底气。行文至此,不得不略费些笔墨,简要介绍一下庾信此人。

初唐时期的文坛,仍处在陈隋的余晖之中,诗人们的吟咏,仍未脱离浮艳柔靡的“上官体”和六朝遗风。到了“初唐四杰”,才有所开拓和尝试。他们标榜复古,厌薄齐梁,讲究风骨刚健的文风,但从根本上讲,并无大的突破。倒也正常,因为艺术的创新,若理念现行,则创作实绩多半滞后;但创新意识的萌发,和一种新的气象的形成,大凡都要树几个射击的靶子和批判的典型,否则就缺乏起始的力度和扩散的张力。

庾信很不幸,作为六朝文坛最后的大师,成了众矢之的。当时的史学家令狐德棻甚至恶评庾信“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并称其为“词赋之罪人”;另外,庾信本人在由南入北后历仕数朝这个所谓“大节”问题上频遭非议(与汉武帝时李陵降于匈奴而终身未归故土的遭遇十分相似),当时人们还不能像后人那样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待庾信。纵观庾信一生,经历过两次大的变故:侯景之乱(庾信的丧子之痛,在《伤心赋》中有记录:“二男一女,金陵丧乱”)与江陵之乱。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一生又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在梁,作品虽富辞采之美,但绮艳靡丽,颇多应酬;羁留北朝后,诗赋多抒发羁旅愁绪、乡关之思,充满了对个人身世的感怀悲怨,仅举一例:“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唯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重别周尚书二首》其一)。

其实,南朝梁亡国之时,庾信作为亡国之使,在他国起初虽曾被软禁,如其自述:“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但后来的境遇却越来越好,比之当年的苏武、李陵要强得多。他身居高位,被尊为文坛领袖,受皇帝待见,成为诸王的座上宾;另一方面,他作为文人,又怀念故土,思归无望,仕周惭耻,饱受离苦(其母、妻及女儿都先他而亡)。最终,于隋文帝开皇元年老死北方,年六十九岁。庾信晚年这种复杂和分裂的内心,对他的文学思想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庾信《赵国公集序》);并把文学“骈俪雕饰”的倾向称作“雕虫篆刻”,提倡屈骚、汉魏古诗以及建安文学“哀怨之深”“以悲为美”“沉挚质劲,语少意永”(钱锺书《谈艺录》)的艺术风格。由于他出色的文学才能,竟由此结出“穷南北之胜”的硕果,写出了《哀江南赋》《枯树赋》《伤心赋》等名篇,这便是杜甫另一首诗中提及庾信的名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其一》)的诗意所指。

交代了这样的人物与时代背景,就比较好理解杜甫为什么在当时庾信倍受争议、不为时人所识的情形下如此推崇庾信——相似的生活遭际。安史之乱时,潼关失守,杜甫在投奔肃宗的路上被叛军俘获,押至长安。后来,在颠沛流离中写出了不朽名篇“三吏三别”。命运的跌宕,山河的破碎,使杜甫更能体会庾信前后诗风的变化;更能理解庾信的羁旅之苦和思乡之情。对庾信晚年作品所呈现的苍凉、悲怨更有了一份深切的同情和理解。

在文学创作上受到庾信的深刻影响。杜甫作诗取法诗骚、汉魏及六朝诸家,而六朝之中,庾信文学风格的多样性,且诗歌、词赋、骈文、碑志等创作类别无一不精,古体、永明体、乐府各体皆擅,以及庾信题材内容上的“乡关之思、隐逸之念、秋景之悲”,对杜甫的文学创作有诸多启发。清代学者李调元说:“观其神气之间,杜诗本庾子山”(《雨村诗话》);另一位清代诗人、诗论家陈祚明说:“庾开府是少陵前模”,都是对庾杜文学内在渊源的一种认定。我想,杜甫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于庾信,但从文脉传承的角度上看,说庾信是他的隔代先师是不为过的。庾信作为南北朝文学的杰出代表和唐格律诗的先驱,是文学史的定论和公认。但从当时来讲,可谓“浮云一时遮望眼”,对庾信的认识和评价尚未到位,他的文学地位也未真正确立,由此,就不得不让人佩服作为大诗人的杜甫眼光的独到和深邃,其睿识、审美、胆魄和才具由此可见一斑,这真应验了那句话:眼高是手高的前提。

穿过1300年风云变幻,杜甫当年所传递出的那份温暖古厚的情怀,既属对庾信文学公正理性、高屋建瓴的价值判断,也被时间所充分印证。

如此说来,庾信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