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雅”与“俗”是一对古已有之的审美范畴，但将“雅”“俗”与具体的文学样式挂钩，大概是在宋元戏曲、话本等通俗文学样式兴起之后。明清两代，伴随对传统诗文的批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民歌大盛，饱含真情实感的通俗文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赞赏。

普及知识 教化道德

按照俗文学研究奠基人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的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这一定义将“俗文学”作为作家文学的对立面，涵盖了今天所谓的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在郑振铎看来，它包含五大类：第一类是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第二类是小说，专指白话小说；第三类是戏曲，包括戏文、杂剧和地方戏等；第四类是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第五类是游戏文章，这是俗文学的附庸。这一分类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研究者所接受。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间文学以 “集体性”“口传性”等特征，从俗文学的大家庭中分离出去。这样一来，俗文学的内涵又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俗文学基本等同于郑振铎所界定的几大类，而狭义的俗文学则仅指说唱文学和杂曲歌谣等。

如果说唐代以前雅文学居于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中心地位的话，那么从宋代开始，俗文学就逐渐占据半壁江山。与雅文学只能通过书本阅读相比，俗文学的传播方式更加丰富，传播手段更加灵活，它既有书本的案头阅读，也有酒肆瓦子和歌台舞榭的搬演，而走街串巷的艺人则可以将其传播到城市和乡间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俗文学对于构建民族文化、塑造国民心理起着重要作用，尤其对于民间社会而言，它承担起对普通民众进行知识普及和道德教化的重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重大影响，深深扎根在他们身上的那些观念和意识，并非全是由《论语》和《诗经》等经典形塑的，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那些被称为“小道”的小说、戏曲和民间说唱的影响。正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的那样：“一般的妇女们和不大识字的男人们，他们不会知道秦皇、汉武，不会知道魏徵、宋濂，不会知道杜甫、李白，但他们没有不知道方卿、唐伯虎，没有不知道左仪贞、孟丽君的。”

更新观念 隐括雅俗

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研究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股学术潮流，以研究当时刚被发现的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资料为开端。1916年，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针对敦煌俗文学资料，在《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中最早提出了“俗文学”的概念。随后，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也提出了“俗文学”的说法，说明了俗文学资料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歌谣征集的展开，王国维的戏曲史研究，以及鲁迅、胡适的小说史研究促进了学术界对俗文学研究的关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郑振铎先后发表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敦煌的俗文学》等文章，介绍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以及敦煌俗文学的价值，《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经典著作更是引领了俗文学研究的潮流。

对俗文学的发掘和研究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范围。俗文学研究兴起之前的几部中国文学史都坚持以传统诗文为主体、排斥俗文学的文学史观。随着俗文学研究的深入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框架发生了重大改变，文学史的叙述中心也发生了转移，俗文学的内容不断被写入文学史，逐渐形成了雅俗共存、互相交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以郑振铎为例，他的《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进行俗文学研究的同时，构建起了一个中国文学史的新架构。其《中国俗文学史》更是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俗文学观和对中国文学史的新思考。

一百余年来的俗文学研究表明，今天的文学史书写如果只重视作家文学而忽视俗文学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情况的。当然，我们也不能矫枉过正地将俗文学当成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那同样有失偏颇。其实，俗文学与雅文学并不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补充的。就像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所说的那样：“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化俗为雅 互动发展

俗文学是质朴的，但它却常常成为雅文学学习的对象和取材的源泉。很多文学体裁最初都是通俗和质朴的，而雅文学最初又都起源于俗，最终又化俗为雅。当最初的通俗文学雅化后，新的通俗文学体裁也将为了适应民众的需要而不断出现。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指的就是俗文学这种绵绵不断的发展与不断雅化的过程。另外，俗文学也从雅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诗、文、赋等雅文学也从语言、思想观念等方面为俗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

在当前中国古代文学史书写中，说唱文学等狭义的俗文学还有进一步扩大篇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虽然说唱文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还不能与小说、戏剧研究相比，但也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说唱文学（曲艺）通史、概论类著述纷纷出版，鼓词、弹词、子弟书、俚曲等说唱文学单一门类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说唱文学各门类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说唱文学与地域文化、商业文明、传播媒介的关系等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说唱文学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会为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