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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家的身份留名青史的张衡,在文学史中也有一席之地—— 科学家张衡如何定义了早期七言诗

来源:文汇报 | 萧牧之  2018年12月06日08:19

张衡的一首《四愁诗》,被视为早期文人七言诗的代表作,文字明净隽永,一唱三叹。在盛行模拟的六朝文坛,《四愁诗》作为前朝珠玉,让后辈文人深感压力,传下来的拟作只有两首。两首《拟四愁诗》都是西晋作品,以此为切入点,可以窥见西晋文学的一个侧面,也能进一步确认张衡“科学家写诗”的高妙。

东汉学者张衡为人熟知,多是因为他在科学史的地位,其实,他在文学史中也有一席之地。他的一首《四愁诗》,被视为早期文人七言诗的代表作,文字明净隽永,一唱三叹。虽然本心在于“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不出“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的传统框架,但其情思真挚深婉,构建出巨大的多重阐释空间。

这么一篇名作珠玉在前,盛行模拟的六朝文坛,自然感到很有压力。传下来的拟作只有两首,至于完整进入《文选》的,仍然只有张衡原作。

两首传下来的《拟四愁诗》,都是西晋作品。其一来自傅玄,其二来自张载。以此为切入点,我们既可以窥见西晋文学的一个侧面,也能进一步确认张衡原作“科学家写诗”的高妙。

傅玄《拟四愁诗》小序说:“昔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聊拟而作之,名曰拟四愁诗。”他对张衡 《四愁诗》的个人评价是 “体小而俗”,那么什么是他理解的大而不俗呢?为了直观表现,我们可以截两首诗的第一节来作比较。

《四愁诗》第一节: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拟四愁诗》第一节:

我所思兮在瀛洲,愿为双鹄戏中流。牵牛织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无由,愍予不遘婴殷忧。

佳人贻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鱼。海广无舟怅劳劬,寄言飞龙天马驹。

风起云披飞龙逝,惊波滔天马不厉,何为多念心忧泄。

傅玄把单节篇幅拉长,看起来“大”,但第一小节衬进去的铺陈,可说用三句传递了张衡一句的信息量,略显累赘,且文辞不出新,严重制约了作品中的情绪流动。“何以”、“何为”开头的两句,前者设问,后者反问,相似中又有变化。张衡的这一笔,内容上,表达情绪回转,形式上,韵律的强化与叠唱显得自然婉转。而傅玄插入飞龙、天马的宏大叙事,实在把节奏感给破坏掉了,虽不至于别扭,但拖沓是一定的。

傅玄对“大”的执着,还表现在四方之极的选择上。

张衡的四方:泰山、桂林、汉阳(天水郡)、雁门。字面上,它们就是四个汉朝的郡,分居东南西北。可以认为,张衡是每个方向挑一个来当代表。但他心目中的西方代表,从东汉中前期的“玉门”直接收缩到天水,确实可能是东汉政权当时“渐弊”的一种表征。

傅玄的四方:瀛洲、珠崖、昆山(昆仑山)、朔方。瀛洲和珠崖是海岛,一个神话,一个真实;昆山和朔方是内陆,一个神话,一个真实。水和陆,虚和实,构成更为复杂的错综。这四个地点,以洛阳为参考坐标,全部都比张衡选择的要更向外推扩。这也就是傅玄追求的“大”。

但无论《四愁诗》还是《拟四愁诗》,不管怎么说,它们首先还是诗。诗是要抒情的,也是讲究技法的。设计感是一种美,但稍有不慎,就会打乱甚至打断“情”的流动,显得后继无力,气短半截。

傅玄恰恰就掉进了这种陷阱里。

为了和张衡争胜,他在作品开头两节,都努力提供彰显宏大的意象。譬如第一节的“瀛洲”,配套的是“明月珠”、“比目鱼”、“飞龙”和“天马”;第二节的“珠崖”,配套的是“兰蕙草”、“同心鸟”、“夜光宝”与“和氏璧”。都很贵重。但前头罗列多了,后面跟不上这么多,均衡感被破坏。第三节的“昆山”只配套上了“苏合香”和“弱水”,第四节的“朔方”更干脆在这方面开了天窗。无论抒情主人公情意之诚挚,还是彼此赠答之财力,都好像过了中间点就断崖式地下跌。反观张衡原作,并无宏大叙事的野心,“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没有奢华的铺排,写得疏朗简洁。

张载活跃的时间比傅玄稍晚,在他之前,既有张衡的名作,也有傅玄拟作的经验与教训。由是,他把傅玄强行推扩出去的框架,又往里收了收,总体回到张衡的路子上。他的四方之极,分别是“南巢”(南)、“朔湄”(北)、“陇原”(西)和“营州”(东)。方位配套的意象也回到了张衡式的一对一。同样以东方为例,他的处理方案:

我所思兮在营州,欲往从之路阻修。登崖远望涕泗流,我之怀矣心伤忧。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愿因流波超重深,终然莫致增永吟。

基本回到了张衡的篇幅,但舍弃了“何”字开头的叠叹。显然,在张载看来,张衡占据了先手的便利,类似隔句头韵的做法,旁人已经玩不出他五指山。于是张载自己另起炉灶,不以“何为”反问收束。与此类似,他在“登崖远望涕泗流”后面加上一句,表意是注解,而在形式上,取消了张衡原作和傅玄拟作都存在的单数句小节,增了对称,减了跌宕。

张载所作的更大改造,是对方位次序的移动。无论张衡还是傅玄,基本都依照“东-南-西-北”来逐次展开诗作与情怀的,抒情主人公居中。这是一种潜意识自然流动出的效果,和晨夕交替、日月星辰的轮转是一致的, 《楚辞》或阴阳五行学说也是这样。但张载的次序,则是“南-北-西-东”:南面是君位,西向是主人;“南北”、“西东”各自成对。他试图用人为规训来取代自然给人的直观经验。玩设定是西晋文坛重视的课题,能否玩得好,则因人而异。

两位诗人都想冲出张衡留给他们的影响。当他们努力调整、缩放自己笔下“四极”圈定的范围时,那曾自由飞翔在地图上的灵性,却不知不觉地远去了。张载之后,“四愁诗”想再通过调整方位次序出新,也已很难。而说到这类作品,后世第一时间仍然想起张衡:那四方,原本也是东汉人眼中四时的象征,缠缠绵绵,无尽无绝。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