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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70后”创作与批评的尴尬及突破

来源:《长江丛刊》 | 刘艳  2018年12月12日08:15

刘艳,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兼涉现代文学)尤其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学术专著有《中国现代作家的孤独体验》《严歌苓论》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荣获第五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及其它奖项。

一、“70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尴尬

2014年6月,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主打是将一些代表性的“70后”作家的作品结集出版,是一批“70后”作家的整体亮相。这套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就是:“当我们决心要把一群‘70后’作家装入一个笼子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件难事。因为这些人的创作确乎很难从总体上做出涵盖与评价。除了年龄相近,他们在文学上几乎再没有更多共同之处。”在主编者看来,“‘60后’”与‘50后’作家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线或差异,因为他们都有着接近的历史经验与公共记忆”,而“80后”“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集体记忆’”,于是“没有历史负担的这代人几乎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70后’就夹在这两代人之间”。照此话语体系,主编者很自然地将“50后”“60后”命名为“历史共同体”,在其看来,“50后”“60后”“他们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大体相似的对于历史的认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体相似的历史经历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在其看来,“80后”是一个以话语方式与关注对象形成的“情感共同体”,特殊的情感认同是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在其看来,“70后”竟然既无法形成“历史共同体”,也无法形成“情感共同体”,只落得一个代际的“身份共同体”。这样的概括、分类以及命名,是否合适、合理和站得住脚,姑且不论,“70后”作家的代际尴尬,已经被再次明确表达了出来。而2017年8月13日,在北师大召开的、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山东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70后:通向经典化之路——‘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出版发布会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50后”“60后”批评家为主)在讨论发言中的各种闪烁其词,各种“勉为其难”,各种难以言说……再次印证了“70后”文学创作尴尬的代际状态。

据说,“70后”作家的被遮蔽,是由来已久而且早就被评论家所意识到和发现了的。关于“70后”作家的特征,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很早即发表过对话《被遮蔽的“70年代人”》。据说十几年前他们就发现了这一代人“被遮蔽”的现象,其中一些发现,是有价值的,比如认为他们完全在“商业炒作”的视野之外这样的原因,主编者又忍不住补充“但现在看来,之所以会有这些看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50后’这代作家形成的‘隐形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压抑和遮蔽”。在我看来,这样的寻根究源,并不充分。“70后”所曾遭受的“被遮蔽”,其中也有部分来自批评家的原因。1998年前后开始,“70年代人”中一些女作家对现代都市中带有病态特征的生活的书写,是不是也曾被一只“看不见的”“批评的手”,先打造成名然后被带向了无法为继和后来彻底休克的境地呢?曾经鼓噪一时的卫慧、棉棉们,早已经偃旗息鼓乃至离开了文坛。何平在《“新作家”应当追求“年轻而不同”》中,锐敏地提出了固化的文学观也影响到今天的文学现场,尤其是年轻作家的成长,他对写得并不坏的“80后”“90后”乃至更年轻的写作者,会不会因为因袭已经成为文学惯例的所谓的“我们的文学观”而只是生产着“旧文学”,提出他的忧虑。而我要进一步说的是,固化的文学观,是不是也是我们的“50后”“60后”文学评论家们应该反思的问题?今天的文学批评,虽然已经不像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时候那样,可以直接、大力地影响文学创作,可以直接引领和制造创作的风潮——像“50后”“60后”批评家和一批文学评论刊物对于先锋派文学形成和推动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像王干等批评家对于“新写实的”潮流形成的贡献,等等。文学批评虽然已经不像80年代那样可以实打实地引领创作潮流和俨然时代的弄潮儿,但时至今日,“50后”“60后”评论家,依然掌握理论批评乃至创作引导的话语权,他们对于“70后”作家和其他代际作家各持何种姿态和如何引导,依然非常重要。不能不承认,他们拥有一只“看不见的”“批评的手”……“70后”文学创作之“尴尬”与近二三十年“看不见的”“批评的手”之间的关系,值得细细推敲、梳理和分析。

评论家对“70后”的代际命名,显得各种勉为其难,就是“70后”作家们本人,也不愿意或者说更加不愿意被同一化到“70后”作家这样一个类属。作家的个性,是更被所有作家包括“70后”作家乐于认同和接受的。笼统地以“70后”作家命名,用这种代际命名,的确有抹煞差异性之嫌。其实不止是“70后”,像其他的“50后”“60后”作家这样的命名,也无不面临同样的问题,没有作家喜欢自己被笼统地归为“50后”或者“60后”,即使是同一个代际的作家,也有“前辈”与“后辈”和他们自己都认为彼此不属创作同一代的情况。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即便是同代人作家,有的人也会因为自己比对方“出道早”,而自认为自己是对方的“前辈”……这种情况,甚至已经波及到了学者、评论家那里,尤其是波及到了关注文学现场的评论家那里。比如谢有顺,1972年生人,出道和成名较早,他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贾平凹、莫言、陈晓明等视为一代人,至少是将自己与余华、苏童、格非等“60后”视为一代人。很多的作家和评论家,即使面对同代“70后”,在他或她看来,对方其实是“晚辈”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广泛地存在着。

的确不可能用一个代际的概念来掩盖和抹煞所有作家的个性、差异性和作家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有时候它确实是在做一种学术研究或者是评论的时候一个有效的手段。同一个代际的作家,包括“70后”作家,总还是有大致相近和可以沟通的时代经验和历史记忆、教育背景,等等。从一个代际的作家身上发现的一个理论批评或者创作特征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可以为细化的、进一步的作家个案研究,提供依托和承载的。谢有顺《“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翟文铖《大众文化影响的焦虑——“70后”作家创作的“通俗化”倾向探讨》(《文学评论》2014年第5期),这样的总论式作家作品论,并不会无视作家的差异和个性,这种能够总体性呈现整整一个代际作家创作特色和艺术特征的研究和评论,其实反而可以令进一步的、细化式的作家个案研究,成为可能。比如翟文铖这篇文章,就分析了大众文化日渐展露霸权的压力之下,“70后”作家所发起的一场以吸纳通俗文学叙事元素为核心的雅文学实验。他们仍眷恋“深度”,但“快感”更是受到空前重视,由此也呈现诸多问题,比如美学“折中主义”、中产阶级趣味、雅俗冲突等弊病已日渐突出……我们做作家个案的研究,离不开对前代、同代作家的了解,从这个角度讲,“70后”作家甚至可以说所有代际的作家对于自己代际的身份,毋需过分排斥。

追寻一下近年流行起来的作家、批评家代际命名及其被频繁使用的来由,亦可见“70后”代际命名背后的尴尬。其实,近年被频繁使用的代际的概念不是从“70后”和其他代际来的,近年流行的代际的概念和命名,最初应该是来自“80后”作家和批评家的概念和命名之被推出和频繁使用,然后时下流行使用的所谓的“50后”“60后”“70后”“90后”乃至“00后”的代际概念,基本上都是从“80后”倒推和正推(补推)出来的。我2016年写过的一篇理论批评文章——《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当中,专门讲过这个情况。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是写作和批评的“黄金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虽则一度繁荣,但这种繁荣并没有一直保持直线上升的态势。80年代,的确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代”,文学批评所培育的大批评论家和学者,今天依然置身在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和作协系统,仍然是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文学研究所就先后有李洁非、陈晓明、孟繁华等有名的评论家),掌握批评的话语权和引领着批评的风潮,甚至直接影响到年青的评论家队伍的素质。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也有过相对低迷和沉落的时期,所以连吴亮这样的批评家前辈,也会对张定浩、黄德海的文学批评显得兴奋不已,以“你们的写作,缓解了我长期以来的焦虑”来表示对新晋为批评家的年轻人的嘉许。而且,近年文学批评的再度繁盛和批评家们尤其“80后批评家”们的崛起,已经不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是有着国家各部门尤其作协相关机构来共同做推手、助益形成的态势和力量。近几年来这种情形尤甚:2013年,被称为“80后”批评家元年,因为在这年底,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第二批启动,金理、黄平、何同彬、刘涛、傅逸尘等入选(“80后”杨庆祥第一届已经入选);这年5月,中国作协举办“青年创作系列研讨·‘80后’批评家研讨会”,是首次高级别的针对“80后”批评家的研讨会;云南人民出版社也首开先河地推出《“80后”批评家文丛》,与出版人(周明全)在背后的大力推动恐怕是分不开的;《南方文坛》从1998年开始,多年来一直持续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声声势势,有学者(黄发有《“今日批评家”的特色与意义》,《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5期)已经开始试图从中窥见文学批评场域的变换和文学批评风尚的迁移了……作协、政府宣传部门的介入和有意培育、推举,显而易见,比如,2015年5月8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上海作协、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南方文坛四家单位主办“上海批评家研讨会”,集中研讨张定浩、黄德海、金理、黄平四位年轻人的评论创作,学院和出版的支持,也紧随其后,陈思和先生主编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也会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新的一辑,推出他们四位。各方推手,共通推出和打造了四位上海新锐批评家。在文学批评新一波繁荣如火如荼之际,甚至连“80后”自己都觉得,“80后的命名在各种争议和纷扰中出炉,十几年来收编了一众写作者(不管是顺从还是反抗者),攻占了无数媒体版面”,“由80后的概念往后补推出70后、60后、50后的概念”,甚至连最近的“70后”都成了“这个概念的最严重的受害者,并且产生了他们的焦虑和尴尬”。

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有学者对“70后”“80后”概念系何时出现,作了细致考究。据学者查证:“80后”这一概念是2003年恭小兵在网上发布题为《总结80后》的帖子,然后开始流行,2004年北京作家春树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周刊》将春树、韩寒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也是1998年开始的。而“70后”的概念早得多,最迟在1996年就开始了。而我的答复是:不是说有了“80后”概念,才开始使用“70后”概念,是指这些代际概念的规模使用和大范围代际分化,始自“80后”(批评家)的强推和抱团式代际关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70后”和“50后”“60后”一样,其实都是由“80后”的概念被逼倒推出来的概念——这一说法,依然有效。对这个问题,其他代际的评论家,包括在中国作协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一些评论家,也常常表达其深有同感——评论家其他各个代际的命名,几乎都是由“‘80后’青年批评家”的概念补推出来的,或者是为了彰显“‘80后’青年批评家”的光芒而出现、存在和使用着。如此看来,“70后”作家与“70后”学者和批评家,等于几乎被人为地造成了一种代际生存的尴尬,慢慢应该会形成一定的代际焦虑。且不说“70后”作家创作实绩,确实是“80后”“90后”目前所远不能比,就是文学史和历史,也都不可能绕过一代而往下发展,尤其如果是过多地由人为因素而非特殊的时代和历史原因所造成。可以说,“70后”没有被格外培养、助推,未经过充分的长成期,就被有意虚置或者冷待,是不正常的。“50后”“60后”的长成,是因为没有前代作家和批评家在对待后代作家、批评家方面,像“50后”、60年代前半期的人那样,绕过“70后”直接助推“80后”。从这个意义上说,“70后”是不幸的。我们今天为“70后”做多少工作,都不为过,都是在完成对于文学创作发展和文学批评的补课任务。“推新人”的工作,永远重要,但推新人不等于揠苗助长,文学批评无论如何甚嚣尘上,文学创作有她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会因为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从事者以及组织者的主观意图,而改变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写作和文学,需要天赋和才华,但也都是在积累和历练当中一路前行的,文学批评其实也是如此,违背作家创作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伤害的只能是文学本身。

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了,“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这套书系序言里面,把“80后”称为“情感共同体”,是非常准确的。我参加过的一个学术会议,我做学术发言的点评人,发现一个问题,年青的“80后”学者,已经在做“新世纪文学史书写中的‘80后’写作”这样的选题和研究,其中也包括“80后”批评家怎么被纳入批评史的情况……那么,“70后”的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呢?“80后”学者、评论家,格外重视对同代际作家的评论和研究,甚至急于将刚刚起步的“80后”作家写作来经典化。这就会造成一个现象,想要“50后”“60后”的成名、知名评论家来关注“70后”作家的写作,他们主观上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遑且不论,就是关注到了,他们能不能悉心和认真地对待“70后”作家的作品,恐怕也是个问题。而且,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论偏好——发现新人、推新人和形塑新人。“80后”的批评家和学者,从“情感共同体”的角度,他要先研究自己代际的作家,然后才去研究你——似乎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有名气的“70后”的批评家,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在很多活动当中,其实都是被裹挟到“80后”批评家的一些研讨和很多的学术活动当中去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70后”历史定位与文学经验的尴尬

相对于“50后”“60后”乃至“80后”,“70后”作家作为一个代际作家的生存状态,确实比较“尴尬”,说其很难找到自己的历史定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止“70后”作家曹寇说过:“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而“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的主编者孟繁华、张清华更是在总序《“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里,更加深刻尖锐地指出:“显然,如果从一般性的常识来看,‘70后’作家的多样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问题就在于他们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梁’的时代,到了应该登堂入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似乎还在镜子里,是一个‘愿景’。中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后’和‘60后’的一帮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们看来,当然有各种难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从内部讲,恐怕就是因为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在现阶段,否认个人经验或者经验的个人性当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记录者,如果不自觉地将个体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与这些东西有内在的呼应与‘神合’,恐怕是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的。”

曹寇与孟繁华、张清华的话,已经分别过去了五六年和三四年,在过去的这数年里,“70后”作家譬如乔叶、徐则臣、东君、黄孝阳、鲁敏、付秀莹、石一枫等人,都有新的长篇问世,一度也分别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甚至可能也上了一些荐书排行榜,斩获了一些奖项……但是对于“70后”作家整体而言,“‘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的现象依然继续着,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迄今“经典化”程度的严重不尽如人意。到了应该“挑大梁”的时代,到了应该登堂入室的年纪,到了应该有普遍代表性的时候,一切却似乎还只是一个“愿景”。孟繁华和张清华的总序说“70后”是“一个没有集体记忆的一代”,这有失偏颇了,只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当中,没有负载像前辈作家所曾经历过的那种类型的急风暴雨般的社会变革与文学变革就是了。他们的童年,或者说他们记事起,那种类型的急风暴雨的社会大变动已经濒近结束或者已经结束,一般都接受了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的科班教育,一般不会像“50后”“60后”作家那样在特殊年代里为了能够读到书,尤其读一些文学的书籍而充满了各种冒险的行为和经历,熟悉贾平凹、莫言、严歌苓、苏童等人创作经历和个人成长史、阅读史的读者都会知道,他们为了能够读到书籍尤其文学书籍,是如何地颇费周折,甚至还由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多有相关的故事情节的演绎……他们的个体记忆与“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历史氛围与逻辑”是有内在呼应和神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并不裕如的读书经历,反而是一种很好的可书写的个体记忆。这些情形对于“70后”而言,是不存在的或者业已变化,“读书”等很多方面对“70后”来说都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一切都变得日常化、正常化——这样的日常化、正常化,通俗地说就是个人成长经历比较地趋同化,而这趋同化,又以物质上的相对富足和满足与自己以及周围人、社会人的命运脱离多舛趋向平顺为典型特征。要求“70后”作家个体记忆里有没有书读、饱受饥饿煎熬、童年曾经目睹过非常时期非常状态下人性的大起底式展露等因素,是不大现实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话说回来,经历的日常化、正常化,又兼具物质的充足和人生经历的相对平顺,对于个人的创作来说,就未见得是好事。

比如苏童,苏童曾坦言“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是他“作品中两个地理标签”,苏童绵延、可以说延宕了30余年的有关“香椿树街”和“城北地带”的小说叙事,以“枫杨树乡村”“城北地带”和“香椿树街”少年眼睛的逼视,以及有关家族、暴力、逃亡、死亡和欲望乃至人性书写,勾勒出了一条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逶迤到今天的“南方”的文化经济和人文历史的脉络,打着“南方”浓重印记的人物的命运沉浮和精神心理变迁,所集结起来的文本的总体氛围和内部情势里,彰显出一种南方地域文化特性的整体性表征。能将个人记忆与一个时代的整体性氛围和逻辑神合地这么好,可能不得不归功于苏童童年经历和童年经验的赐予。苏童曾多次讲过童年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在《创作,我们为什么要拜访童年?》中,曾结合作品具体阐释:“马尔克斯是如何拜访消失的童年,利用一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童年记忆,抵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文学命题的核心,人的恐惧感。”苏童作品中“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的故事,恰恰是苏童沉溺于童年经验,“回头一望,带领着大批的读者一脚跨过了现实,一起去暗处寻找,试图带领读者在一个最不可能的空间里抵达生活的真相”。独具地域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的童年,在众多“50后”“60后”作家那里,几乎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70后”作家则缺乏这样的个人经历与历史特殊性,1985年前后开始先锋派文学以及随后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学主潮——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后新写实、晚生代/新生代等的写作,他们顶多赶上了最后的尾巴,“70后”尴尬的历史定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开始崭露头角和成名的时候,文学与文化早已不是20世纪80年代那个文学和文化,80年代作为“批评的黄金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文学与批评几乎是同时的“祛魅”当中,要求“70后”有多么特别的、足够震撼人心的个人记忆,要求他们个人经验书写与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接洽出怎样地繁花似锦,似乎有点不切实际。

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要求“70后”作家对历史与时代的某个时期作出反思,是多么地让人勉为其难,比如乔叶的近作《认罪书》,很多人抱着希望小说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反思叙事的目的去读,甚至还藉此阅读期待而挑出种种不满足——认为小说反思得不够。其实小说叙事更大意义上是一个复仇叙事,复仇的缘起,是由于金金被“始乱终弃”这样一种女性的情感仇怨,后来才转向对梁家家族罪恶和历史之恶、普通个体身上“平庸的恶”的揭示和反省,而这一切,经历了一个叙事逻辑的转换,就是对于恶的揭示,让位于一种复仇叙事。故有研究者认为:“小说以金金为主线进行的叙事,偏重的是对复仇行为、复仇过程和复仇结局的展现,而行为主体因复仇所形成的罪,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灵魂的激荡和道德的焦虑并未得到丰沛的呈示”;“当金金的复仇目标达成后,小说也以善必胜恶和因果报应的逻辑匆匆结尾,小说中的人物面对罪行而进行的自省、挣扎和承当的叙述空间、长度和深度被大大挤压。”对于“70后”作家而言,事件和时期之于他们来说并没有能够亲历,仅凭资料材料的写作,想让他们在有关特定历史时期以及特定选题的写作当中,写得达到乃至超越“50后”“60后”作家,显然并不现实。再说“50后”“60后”在相关方面的反思和写作,就是无可挑剔的吗?他们不也曾经在达到一定写作层面和深度的同时,也曾经不可避免地罹患了很多写作的疾患、存在很多的问题么?新历史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后来的滑向,便是一例。

“70后”作家创作的代际尴尬,还有一个他们如何面对既有的文学经验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可能就是他们应该怎样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经验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是20世纪文学史上第二次的引入西方文艺思潮的高峰时段,“50后”“60后”作家普遍享受了这种文学福利,莫言就曾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他们那批作家,“有一个两三年的疯狂阅读时期”,“恶补”西方文学。当时译介条件有限,莫言“恶补”的渠道主要是《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及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外国文艺丛书”等。与之相比,“70后”作家接触西方文学的条件,是好多了,但“恶补”的时代氛围和文化与文学氛围已过。时下很多的作家,一年能读十本书的,都屈指可数,不惟“70后”存在这个情况,可以说时下几乎各个代际的作家几乎都存在这个情况,这是我们文学的幸或不幸?不再恶补的时代氛围、难以心无旁骛、勤奋写作的个人创作状态,“70后”作家也不能免俗。严歌苓与笔者在2017年5月10日的通信中这样写道:“敬泽嘱我写得慢一点,你看我还是写得太快!尽管还穿插着影视创作。我不知道国内作家六七年写一本书是怎么写的,大概各种应酬会议太多吧?”记得曾经听她讲过她几乎杜绝一切应酬、保持每天写五千字左右的良好写作习惯。在近年很有成绩的四川乡土作家贺享雍的那里,也是每天四、五千字的写作习惯……“70后”作家能否出“力作”,在写作的勤奋程度层面,恐怕也需要不断地努力。

如何看待先锋文学的文学经验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当代文学目前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对于“70后作家”而言就尤须重视。先锋派文学几乎是直接催生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篇小说热,先锋派文学的文学经验一直留存到了今天,更是有迹可循的,而且影响深远。是在先锋派文学经验里汲取有益元素?还是在时过境迁之后仍然一味倾慕和摩仿?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当年的先锋作家,皆有新作问世,苏童的《河岸》《黄雀记》,余华的《兄弟》《第七天》,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北村《安慰书》和吕新《下弦月》等,虽已经不是先锋小说,却在提示我们,先锋文学经验在今天是否还可能存在,并且以何种方式在继续生长和变异?先锋派作家转型或曰续航的新作,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错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锋派文学大潮的“70后”作家,更是面对一个如何批判地继承、转化80年代以来先锋派文学经验并加以创新的问题。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有的“70后”作家还滞步于类似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锋派作家所作的形式和叙事探索,似乎这是很个性的、很文学的,当历史已经翻过当年的先锋派文学那一页之后,我不知道那种常常片面乃至追求极致的形式和叙事的圈套的写作手法,是带给我们对仍然痴迷于此的那些“70后”个体作家写作及其未来走向的希望?还是失望?曾经就面对过这样的“70后”作家的小说文本,很好的语言质地,却追求叙事的圈套和线索的杂乱纷呈,叙事目的也是意图制造读者的不可阅读性,不止我要费了很大劲去条分缕析里面叙事的线索,说白了,小说要写什么?而本身就是作家的林那北甚至直接直言她看不懂。这对于连当年先锋派文学代表作家们在当下都已经写作转型,开始高度重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并且在兼顾可读性、故事性前提下再考虑保持适度的先锋精神和先锋叙事策略的当下,如果“70后”作家不能够很好地面对先锋文学经验的问题,恐怕会是“挑大梁”还没有挑起,就先已经作茧自缚、再难走出自设的叙事泥淖。

对于“70后”作家而言,近年回归传统、向传统借镜的探索,也颇有所获,像乔叶的《藏珠记》、付秀莹《陌上》等。但回归传统中,的确不能忘却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优质经验。像陈晓明等学者评论家针对《老生》《繁花》等小说已经表现得很明显的回归传统的态势,来不无忧虑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恢复传统的趋势,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尤其是西方)的现代小说经验愈离愈远的一个表现,他认为中国的汉语小说还未获得现代形式,今天的汉语小说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要有新的创造,“可能还是要最大可能的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优质经验”。我们看近些年内地和海外华文作家优秀的长篇小说,多是极为灵活圆融运用西方现代小说优质经验的佳作,譬如严歌苓的《妈阁是座城》《上海舞男》、张翎的《流年物语》《劳燕》等,或者是向中国古典传统文体资源取镜借鉴与叙事结构叙事策略的先锋性探索并重的佳作,比如陈河的《甲骨时光》、赵本夫的《天漏邑》等。“70后”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经验,如何批判地加以继承、转化和创新,其中就含有如何回归传统、向传统借镜的问题,或者说也需要面对如何回归传统、向传统借镜的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了当下中国文学尤须解决的——回归和取镜传统、保持叙事的先锋性探索——这两翼,相信“70后”写作会有所突破乃至飞升。

三、“70后”同代人研究与批评的突破

对于“70后”作家,缺少“70后”学者和评论家来研究的现实情况,我自己的感受是除了以上的原因,“70后”学者和评论家在自己此前的评论和研究当中,偏于对“50后”“60后”乃至更老的作家的研究,偏于对已经比较经典化的作家的研究。与“80后”“90”后尤其“80后”学者和评论家,特地在评论和研究当中,格外关注同代人和作同代人的讨论会和专辑文章相比,“70后”学者,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了已经充分经典化或者已经比较经典化的“50后”“60后”作家的研究上面。与其他代际相比,兼又一直在研究和评论领域格外承受挤压,“70后”更像是尊敬师长和前辈的好孩子、好学生……“70后”作家一直缺乏足够的被研究、被评论尤其亟缺被学理性评论的窘境,其实“70后”作家自己也责无旁贷。很多“70后”作家过多地被人情评论所累,结交也多是走人情评论乃至红包评论路线的所谓的“评论家”,收获的往往也是速生速死的即时性评论,一时的喧嚣很快归于沉寂,于自己的作品能被真正地认识到价值和能够被充分经典化、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徒劳无益。记得有一位比较有名的“70后”作家,风风火火做自己新作长篇的讨论会,却对能够写出好的学理性评论的“70后”学者和评论家,绝大多数都不认识,只识天天泡在文学现场里的所谓的评论家。而“70后”作家如果年少成名,就更加意识不到同代人对自己的创作加以研究的重要性,假以时日,却突然发现“80后”作家都已经被同代人学者和评论家早早地经典化和格外助推,已经声名鹊起,甚至有直逼和掩盖、淹没“70后”作家之势……“70后”作家缺乏同代人评论和研究的情况,“70后”学者有责任,而“70后”作家自己更有责任。至于“70后”整整这一代人所格外承受的挤压和掩埋,就更毋须讳言了。

“70后”作家不重视“70后”学者和评论家对自己的关注和研究,“70后”学者也一直较为忽视对同代作家的评论和研究,今后恐怕要适当调整,把对同代作家的评论和研究,放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和研究视阈中来。同代的学者和评论家,基于相同或者相近的时代背景、成长经历、历史记忆和情感经验等,研究同代作家其实更加得心应手和得天独厚,理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到“70后”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的研究上面去。须格外重视学理性评论和研究在推进“70后”作家经典化当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的确要格外重视学理性批评对于推进“70后”作家评论和研究的重要性。口水式文章、吹捧式文章、各式各样的酷评,对于“70后”作家的研究,作用恐怕不大,且会有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应该充分重视学院派、学理性的批评文章,在推进“70后”作家研究当中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学理性评论,对于作家的个案研究,同样重要。我们即使在写一个作家的作家论作品论的时候,恐怕要了解同代的很多作家的创作情况及其作品,可能还要了解前代和后面的作家的创作情况,文学史视阈不可或缺,而且还要具有问题意识。这种学院派、学理性的评论文章如果能够越来越多,针对“70后”作家个案研究的作家论、作品论做得越多,其实就自动生成对“70后”作家、作品的一种经典化的过程——亦即遴选出了优质的比较经典的作品。我觉得这个工作,越来越重要和显得迫切。文学史也好、学术史也罢,不可能越过“70后”这整整十年——同时也是一个代际,而且“70后”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积累以及文学素养底蕴,与前代优秀的作家们其实更加接近,更何况其历史机遇和时代经验也都是很丰富的。

我对“70后”的作家抱以很高的期望,这期望,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那就是愈来愈历练和成熟的“70后”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俨然已经蔚然壮观的写作实绩。魏微、朱文颖、戴来、乔叶、金仁顺、李师江、徐则臣、鲁敏、盛可以、计文君、付秀莹、路内、李修文、哲贵、石一枫、东君、朱山坡,等等,已经构成“70后”小说家的主力群体。今天,我们,尤其我们“70后”学者和评论家,应该多为“70后”作家做一些工作,这本身也是文学发展和当下的文学批评向我们提出的一个要求。而“70后”作家,如果真的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就应该尊重和重视同代人学者对自己的评论和研究。这尴尬的一代,想突破束缚超越壁垒,惟有彼此支持、共同书写一代人的文学史和批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