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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超:饱满的与闭合的《北上》

来源:《十月》 | 行超  2019年01月11日08:50

从早期的花街系列、北京系列到《耶路撒冷》,再到最新的长篇小说《北上》,徐则臣的写作在稳扎稳打中不断自我突破、不断挑战新的难度,也正是这样的特质,让他在“70后”一代作家中脱颖而出。在写作中,徐则臣一次次异常坚决地从自己的舒适带中抽身而出,不管是花街还是北京,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进城青年,它们不断地被徐则臣创造,又不断地被他所抛弃。他的每次写作都是面向崭新的领域,你看得到他写作的背景和资源,也看得到那些独属于他的标志与特征,但你总是无法确知,这一次,他选择迎难而上面对的将是什么。

在《北上》中,我们照例看到了徐则臣式的河岸、故乡、知识分子。然而这一次,他选择进入的是更为广阔的视阈、更加深邃的历史。小说以京杭大运河的流动变迁为经,以几代人的命运纠葛为纬,在中西两种文化、纵横百年的历史轨迹中,串联起一幅视野宏大、细节丰沛的运河图卷。与以往的写作略有不同的是,《北上》不仅是一个典型的叙事文本,更包含着诸多知识性的内容。小说涉及历史、地理、考古、摄影、绘画等各种热知识、冷知识,大到运河的历史变迁、地理风貌,小到邵伯船闸如何通行、杨柳青年画如何上色的细部考据,都在徐则臣扎实而广泛的阅读、考察基础上,变得逐渐清晰可感、真实可信,并最终经由小说的情节、人物而传递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上》具有当下大部分小说所难以企及、或者未曾考量过的更高的难度——徐则臣追求的不仅是小说写作最基本的叙事,更是将学术研究的热情与严谨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因而,这部小说成了融多学科、多文化的知识于一体的复杂的文本。此外,《北上》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徐则臣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探索和思考,小说最后有一段,徐则臣写到,“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这段话借由最应该信赖“真实”而非“虚构”的考古学家胡念之之口传递出来,显示了徐则臣对于虚构、以及对于以虚构为艺术的小说这一文体的思考。在这里我们发现,徐则臣绝不仅仅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带着镣铐跳舞的作家,他更是一个想要挣脱镣铐的人,是一个对司空见惯的思维定式时刻保持警惕的人。在他看来,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样式需要突破现有的边界感,在“虚构”这一基本共识之外,或许还可以呈现更多的意义和可能性。

《北上》让我想起今年另外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山本》。这两部作品,一个写的是稳固的、岿然不动的山,另一个写的是流淌的、变动不居的河。但它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历史的百年沧桑,表达的是作家对历史、对文化、对中国人命运的深入思考。然而,这两个文本在精神气质、写作追求等方面,又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和分野。《山本》追求的是一种“混沌”的美学。贾平凹要把一切已知的、已然的事物和现实,往模糊、混乱和不确定的方向去写,他要把所有的明白变得不明白,仿佛不停地反问:真的是这样吗?一定是这样吗?必须是这样吗?《北上》却恰恰相反,在这部小说中,徐则臣是一个执着甚至执拗的探索者,他强烈地需要寻找答案,需要把所有不确定的事清搞清楚、写明白。小说中的人物也被徐则臣赋予了相似的精神,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时空中成为了坚定的行动派和探路者。比如小波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他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不远万里来到战乱的中国,就为了在茫茫人海中找回自己的弟弟;比如马福德,这个只会讲三句中文的意大利人,痴心爱上了中国姑娘如玉,更是不顾一切地、豁出命也要娶她做妻子;还有谢望和,一个失业、失婚的中年男人,好不容易自己开了公司却又没有经费,却硬是不顾所有困难、使尽浑身解数坚持拍出自己想要的大运河纪录片……他们目的明确、行动果敢,有一种坚定甚至决绝的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北上》与《山本》所呈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或许恰好反映了这两代作家在两个不同的人生阶段,所持有的不同的人生态度。贾平凹的写作体现了一个耳顺之年的老作家对于人生的参透,纯洁与龌龊、真实与荒诞、功成与挫败,在他笔下变成了互相纠缠、互相制约又相生相克的力量,某种意义上,也让我们看到了作家的圆融和妥协。而对于正处于写作盛年的徐则臣来说,《北上》中的每个人物、每段情节都是蓬勃丰盛的,具有无限扩张的生命力,我们几乎可以感受到文本背后的那个作者,他那强劲的内在能量、他对于世界的好奇渴望,甚至略显急切的征服的野心。

就徐则臣个人的写作来说,《北上》也呈现出不一样的风貌。《耶路撒冷》以及更早期的作品中,初平阳式的知识分子形象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既勇敢又懦弱、既坚定又纠结,他们不断地否定自己、质疑世界,却又一次次披荆斩棘地重新上路,有一种时刻与自己、与世界较劲,同时又不肯服输、不肯妥协的“拧巴”的精神。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类人物,构成了徐则臣小说独特的内在精神张力,体现了他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而《北上》时的徐则臣仿佛度过了那个“拧巴”的阶段,虽然小说中依然存在谢平遥这样的人物,但是很明显,谢平遥的纠结和拧巴短暂且稀薄,取而代之的,是不问前程、不惜所有的坚定的“北上”的精神。整部小说正是在这样逆流而上的精神的统摄中,显得异常坚决、确凿。《北上》剔除了徐则臣以往写作中所呈现出的枝蔓斜出的犹疑和反复,成为了一个闭合的、“圆满”的作品。这一方面显示出小说家徐则臣正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北上》的饱满与丰盛显而易见,它的世界视野、历史纵深、人文关怀显而易见,但是一部过于“显而易见”的小说,却丢掉了那些更具魅力和诱惑力的未知感、不确定性。我们期待理想的小说能呈现更多的暧昧、复杂,就像我们渴望生活中那些不期而至的意外与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