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1925年出版的《诉讼》（DerProzeβ）的后记里，布罗德以卡夫卡遗嘱执行人的身份公布了被视作卡夫卡遗嘱的两个文件。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将这两个文件先行发表在了1924年7月17日的《世界舞台》周刊（DieWeltbühne）。这是卡夫卡“遗嘱”的首次面世。不夸张地说，布罗德对这两个文件的理解已经决定了卡夫卡身后作品的命运，而且后世读者和学者的进一步理解还将持续影响对卡夫卡作品性质以及卡夫卡写作意图的理解。某种意义上，对卡夫卡遗嘱的不同反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也已经预先决定了将在后世展开的卡夫卡学术的不同面相。关于这一话题，笔者已经写过一篇题为《学术史语境中的卡夫卡遗嘱》的专文进行了探讨，兹不赘述。而写完此篇之后，笔者又从伯恩（JürgenBorn）所编《1924—1938年间卡夫卡批评与接受文献汇编》（1983）中发现，其实早在1929年，卡夫卡遗嘱就已经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发起者是当时的著名记者埃姆·威尔克（EhmWelk，1884—1966），其后，布罗德和卡夫卡最后的爱人朵拉进行了回应，最后本雅明也掺和了进来。无论就卷入其中人物的重要性还是所涉及话题的深度，这都可以说是卡夫卡学术史上颇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

1929年9月27日，埃姆·威尔克在柏林《福斯日报》（VossischenZeitung）上发表文章，从作家隐私权问题的讨论引发开去，矛头指向布罗德：“不尊重朋友的遗言（这一行为）在他那里被当作美德。”他认为布罗德以艺术和文化的名义来废除艺术家的最后遗嘱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他怀疑布罗德的动机：“他甚至相信这是通向久盼的精神民主王国的道路，但其实不过是为他个人的生意找借口。”他特别反对公开卡夫卡的私人物件：“伟大人物只是经由他们的作品属于我们；我们所能拥有的他们，仅限于他所给予我们的。然而，他们向我们隐藏的那个私密的部分，无论如何并不属于我们。”我们没有听错，这的确很像是60多年后昆德拉的声音。

布罗德进行回应的书信和威尔克进一步的答复同时出现在1929年11月10日出版的《福斯日报》特设栏目“卡夫卡的遗产”中。布罗德强调，卡夫卡的三部长篇不是卡夫卡的私人物件，而是“他的作品”。布罗德还说，如果不是他公开卡夫卡的焚稿遗嘱，没有人知道此事。作为后世读者的我们或许会感到疑惑：布罗德这样说是在标榜自己“诚实”吗？或者，他隐晦地对公开卡夫卡的遗嘱感到“后悔”？布罗德反过来指责威尔克根本不懂卡夫卡，更谈不上尊重卡夫卡：威尔克的批评只是表明了“一颗敏感的心灵对于一个复杂事件的全然错误的理解”；卡夫卡作品的价值无可否认，除了发表，别无他法可为读者知晓。

威尔克用一则他和朵拉的访谈来回击布罗德，而这一访谈显然是在他得知布罗德的回应意见之后精心设计的。可以看出，朵拉的表述总体来说对布罗德很不利——她说，在出版卡夫卡遗作这件事上，布罗德“只想突出自己”，虽然她也强调说布罗德动机“很纯粹”，布罗德也非常“确信自己在帮助自己已经死去的朋友”。这后一点可以看作为布罗德进行的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这辩护显得有些矛盾：朵拉所谓布罗德“很纯粹”的动机并不意味着她真的相信布罗德“在帮助自己的朋友”——朵拉是不是说，布罗德这样做实际上倒是“害了”卡夫卡呢？对如何才算是“帮助卡夫卡”这个问题，朵拉显然有不同的理解：她本人倒是当着卡夫卡的面烧了卡夫卡的不少手稿。

随后，显然是在布罗德的督促下，朵拉在1929年11月17日出版的《福斯日报》上就她接受威尔克访谈一事发表公开信，试图挽回整个对话对布罗德不利的印象。朵拉首先指出对话属私人性质，威尔克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发表了——这点其实与卡夫卡的“遗嘱问题”有些联系：卡夫卡的手稿是“私人”的，还是“可被公开的”？对于卡夫卡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复制卡夫卡式的困局。其次她指出，威尔克只是复制和编辑了一些“非实质性”的内容，而对于她支持布罗德的“实质性看法”却被忽略了。这倒是让笔者想起布罗德对于安德斯的批评——朵拉其实并没否认那些“非实质性内容”的“真实性”，如同布罗德也承认安德斯的某些“不太重要的、对于认识卡夫卡真实的本质只有次要意义的特征”得到了“正确的分析”一样。朵拉说：在采访过程中，此人曾“承认自己对布罗德的批评建立在错误之上”；他的提问具有误导性，他其实早已注意到布罗德在后记中为自己进行的预先辩护，他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是不正当的；但如今她的话被断章取义，成了他用来攻击布罗德的武器。

威尔克对这封公开信的回应就附在公开信的后面。从他多少有些显得疲倦的回应中能够看出，他不想就这个话题纠缠了。他只是不同意朵拉对谈话性质的判断：由于谈话是在一间“办公室”进行的，因此具有公务性质；谈话的目的就是要谈谈布罗德的动机；他现在也愿意承认布罗德的动机是纯粹的。

这个争论有个令人意外的高潮。在1929年11月22日出版的周刊《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Welt）上，本雅明发话了。他的文章题名为《骑士道德》（“Kavalier⁃smoral”）。本雅明虽然在此后所写卡夫卡十年祭文以及与肖勒姆的通信中明确表示对布罗德没有好感，但此时他觉得威尔克更无聊。本雅明谈及布罗德已经考虑过的“良知问题、内心矛盾和道德律条”，进而把卡夫卡作品的问世比作一个“非法出生的孩子”——似乎这个孩子像卡夫卡一样，在犹豫着是不是要出生/被出版。本雅明的结论很有杀伤力：威尔克对布罗德的攻击表明，他对于卡夫卡所反对的东西“一无所知”；他的骑士道德与卡夫卡、布罗德这两个打着哑谜的人没有丝毫关系。可以说，这个观点把威尔克排除在了谈论这一问题的资格门槛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