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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思维论纲

来源:文艺报 | 吴翔宇  2019年02月15日08:35

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创生于“五四”时期,至今已走过了百年的风雨历程。从其创生之日起,中国儿童文学就显示出育化新人的思想品格,百年的发展历程时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没有离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文传统,自觉汇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洪流之中。

从学科的性质而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整体性地梳理其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突破以往研究中将儿童文学视为成人文学的附属形态或异质形态的理论偏颇。这样才能既确立儿童文学的主体价值,又搭建其与成人文学之间的桥梁,进而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置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之中,这无疑有助于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

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思维,最为重要的是系统而全面地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型的演进历程。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将其视为“历史化”的一个整体,从“史料的历史化”和“史观的历史化”的层面梳理其酝酿、发生、深化、转换、新变的演变史,有效勾联现代中国的动态发展进程,将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现代中国的演进构建起深刻关联。同时,在这种还原历史的客观叙述中呈现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规律性,也将为重新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重新解释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提供话语资源。此外,确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百年中国的整体性视野,有助于宏观、全面地考察儿童文学之于儿童教育、儿童成长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化进程的方式、过程与影响,将中国儿童文学的生产、流通、传播、语言、观念、范畴、批评价值体系等形态的变迁与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结合起来,在两者动态的张力关系中深入把握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综合性力量。

自上世纪初开始,一大批儿童文学先驱,如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茅盾、郭沫若、魏寿镛、周侯予、朱鼎元、褚东郊、张圣瑜、易士、葛承训、陈伯吹、赵侣青、徐迥千、王人路、陈济成等,积极投入到“儿童文学”这一崭新的领地里,他们的译介、创作、研究以“历史在场”的方式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思维并非中国现当代文学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之学术主张的余绪,而是以同步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大命题。研究者在儿童文学的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献书志学等领域深入探索和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概而论之,该研究主要有三种理路:一是聚焦儿童文学的观念、思想、创作、艺术的本体研究;二是分文体、类别将儿童文学资料进行汇编;三是现代、当代的分段儿童文学史著。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编撰了儿童文学史,为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以问题为导向,研究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关注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当然,此类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表现为:第一,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史的整体研究较为薄弱,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动力、阻力、走向以及起落消长的规律及因由缺乏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第二,缺乏具有理论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儿童文学观来宏观探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框架,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要克服上述问题,有必要确立整体性视野和思维,在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发展演进史、发展演进史研究三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关键环节上作出新的探索。循此思维,着力于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进行场域还原和过程复原,在系统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流变历程中,将“场域”与“过程”并重,建构起一种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结构方式。同时,辩证地探究语言形态、思想观念、价值认知的变迁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之间的关系,并将两者的转换和演进置入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结构中予以思想,形构三维透视的立体研究结构。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是在中西互视、古今演变的整体视野中确立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具有廓清和融通古今中外文学资源的视域和立场,在世界儿童文学的大格局中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和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两个重要资源,世界性与民族性已经内在化于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两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互相关联的辩证主体。它们的碰撞与冲突,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接受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出发点、方式及策略,也影响着其化用中国古典儿童文化遗产所持的标准、尺度和原则。循此理路,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来梳理两种资源互为他者的对跖体系,着力于“以西审中”与“以中审西”双向互动的话语实践。概而论之,对于传统儿童文学资源而言,整体性地梳理中国文化的内部延传、着力于用现代的思维和观念对其进行打捞和化用是合理而科学的态度;对于西方儿童文学资源而言,在跨文化、跨语际的视野中确立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质和精神立场则必不可少。这样一来,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非静态的、孤立的,而是与外来资源和传统资源对话交流的体系中逐渐发展演进的。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有一条主线贯穿其始终,那就是基于“儿童”主体而延伸出的“新人培养”议题。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始终与“儿童”这一主体的发现、教育、培养、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儿童文学承载了育化未来国民主体的重要使命,才使得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了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强度力度的作品。由此,是“教育的”还是“文学的”讨论也贯穿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在肯定了儿童作为新人身份的同时,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还有意识地将儿童的新人身份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现代传统结合以来,极大地夯实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思想价值体系。中国儿童文学以“想象中国”的文学表述积极参与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其深度指向是人的精神的现代转型。在儿童本位观念的推动下,“儿童”从成人、家庭的话语禁锢中析离出来,成为作家想象中国的文化符码。这种“儿童”话语与“国家”话语的遇合既是“儿童本位”观的内在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其与现代中国转型的同构性。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儿童观、童年想象构成了儿童“风景的发现”的现代性认知装置,儿童文学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史意义得以彰显:“立国”与“立人”的融合体现了民族国家主体与儿童主体的双重创造,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中很容易转换成民族认同或政治认同。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的社会性、强化儿童文学与历史价值同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意蕴的彰显,进而这种受限的艺术形式反过来制约了思想文化的传达。

从整体性的视野出发,中国儿童文学有必要廓清其与成人文学的关系,把握其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关联。有了这种意识,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都是有裨益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获致于整个新文学所谋求和创造的思想、文化、艺术的土壤,两者关联的逻辑起点在于文化的同一性命题及文化的时代性命题的召唤。在一体化的思维视野中,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不再是“中心——边缘”、“源——流”的文化结构,而是以一种张力结构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发展是一体的,“儿童的文学”统合于“人的文学”的现代框架内,作家对于儿童的阐释和书写持守着儿童教育及文化启蒙的使命,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以儿童为杠杆的开掘主体价值的现代性实践,生成了跨越旧时代、向着新的话语关系迈进的想象空间,唤起了儿童范式性的赋权可能。也正是借助儿童这种预设的弱者身份,成人作家将国家“种性”和“族性”的提升寄希望于儿童弱者身份的现代变革。基于此,儿童“可塑”的精神品格拒绝将社会对于“弱性群体”的规定作为他们的命运,对儿童转型的书写与中国新生的建构有机地勾联起来。自此,一种专门为儿童、专门书写儿童的儿童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然而,儿童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使其不可能完全屈服于成人文学的话语体系之下。中国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析离的最早理论基础是周作人等人的“复演说”,其真正的动力源是儿童主体性的觉醒。即便如此,中国儿童文学也不会永久性地与成人文学析离,两者的融合和析离始终交替存在,贯穿于整个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

文学史的“历史性”赋予了该学科得以建立的科学依据,寻求文学史的规律性、重建文学史“历史性”也就成了文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可以采取编年研究的方法来重现其发展的复杂历程,在儿童文学发展演进的史料、史观、史撰的三维结构中,呈现接近原生形态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为了规避编年体缺少历史叙事的缺陷,我们可以采用追叙法、预叙法和类叙法等方法来组织这些看似无序和缺乏历史性的史料,力图从中国儿童文学内部的关联性中去把握文学发展的脉络,切实把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的历史内涵与特性,为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儿童文学的历史逻辑、确立儿童文学的经典、解释儿童文学的传统提供丰富的史料依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史呈现了中国学术研究从古典到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学术开启民族性、世界化路径的生动样本。从学术史的发展历程来观照中国儿童文学整体的发展也是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从外源性上廓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授受关系,在内源性上揭示其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血脉关联,着力探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术语、概念、方法、范畴、标准、史观的嬗变,并将这种嬗变与现代中国发展演变的动态语境结合起来,力图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的历史框架,梳理出学术史发展的文学谱系,为儿童文学学科建史提供参照。

概而论之,要整体性地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除了系统把握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样态外,我们还有必要围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来作一些文章。我认为,具体的路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编年的方式消除文学史的等级叙述和判断,还原接近儿童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图景;二是融合断代史与通史的研究方法,在突出不同历史时段的特异性的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各个时段之间的贯通性,从而呈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演进历程。三是从研究史、批评价值体系的变迁来考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在育化新人这一价值主线中将其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予以审思,以此探究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