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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历史与常识  ——关于改革四十年文学的几点思考

来源:《文艺争鸣》 | 王尧  2019年03月19日06:06

将“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作为一个时间段加以论述,其实并不是重新设置一个新的文学史论述框架,或者将1978年以来的“四十年”作为文学史的段落。我们都意识到改革开放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影响,而当代文学在近四十年又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改革开放。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进行,深刻打上了“改革开放”的烙印。当我们在重新叙述和评价近四十年文学时,所有的叙述和评价不仅表达了研究者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的理解,也同时显示了研究者对“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对文学基本问题的影响,成为我们论述近四十年文学的关键。

如果我们回溯以同样的方式讨论“当代文学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文学”时的研究,不难发现彼时的共识远远大于当下的分歧,这意味着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中的文学都仍然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但在动态发展中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历史阐释段落,比如关于“八十年代文学”已经初步完成了作家作品的历史化处理,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如观念、思潮、现象的阐释也逐渐呈现了共识之外的分歧。当下的分歧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部分研究者对已经形成共识的历史(如“文革”时期文学、“八十年代文学)做了不同于既往的论述,这样的现象在“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研究中尤为明显。不断重返“八十年代文学,不断再阐释“十七年文学,其实也是寻求关于当代文学的不同的历史与逻辑的叙述框架。

我们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关于近四十年文学和政治文化的共识与分歧重叠在一起,即便是“纯学术”问题,其背后“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始终存在着。文化现实也是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叠加,当下讨论四十年文学所涉及到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四十年文学本身,而如何认识四十年文学又不可避免地要借此询问文学未来的路向和可能。如此,讨论近四十年文学既要置于“改革开放”之中,又要超越“改革开放,回到文学的基本问题。因此,如何讨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同样存在问题与方法的选择。

我一直主张当代文学的关联性研究,在讨论近四十年文学时,“关联性”研究尤为重要。只有将近四十年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我们才能知道这个时间段的文学否定了什么、确立了什么,改革了什么、开放了什么,困境是什么、可能是什么,才能把握近四十年文学的来龙去脉。

毫无疑问,近四十年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以否定“文革”为前提的。如果不否定“文革”,何以有“改革开放,这是基本的常识。而否定“文革”和坚持“改革开放,必然会发生思想解放运动。八十年代的文学启蒙思潮虽然和思想解放运动有所差异,但八十年代文学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当代文学曾经的禁区如何被打破,盲区如何被洞察。否定“文革”是新时期文学发生的前提,就无法讨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这是我以为需要重申的常识。

我们现在可以把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做一简单的概括:重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中解放出来;中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这是新时期文学发生的最关键条件,也是近四十年文学得以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我以为这是“改革开放”对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影响。由此文学的发展空间和文学自身才有了重大变化和不同于既往的气象。

我自然也不认为“改革开放”会对既往文学制度、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形成了彻底的“断裂”;相反,在否定“文革”的前提下,近四十年文学与历史仍然保持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种“断裂”中的联系或“联系”中的“断裂,我在拙作《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中曾经试图做出解释。这里需要提及与“改革开放”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拨乱反正,否定“文革”是“拨乱”,那么“反正”的正在哪里?这就是“五四”新文学(启蒙文学)和五六十年代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确立的文学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和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优秀作品。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在“断裂”中的“积极”联系;另一方面,既往的部分消极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于近四十年文学中,八十年代对一些论争的处理仍然存在着非文学、非学术的方式。这种消极的联系也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近四十年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和困境与这些消极因素的重生有关。

无论如何,近四十年文学是新生的文学。文学的政治文化重建了,文学制度重建了,文学观念更新了,新的文学经验产生了,文学的文化身份逐渐明确了,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对话之门打开了,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转折中,近四十年文学才能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政治文化空间的重构,给近四十年文学带来了一系列堪称“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说这是近四十年文学的“总体性”也未尝不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八十年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也凸显出来。我和众多研究者一样,以为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最为关键的一个历史段落,如果没有八十年代的历史性变化,便无从讨论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但我也认为,八十年代是“未完成”的年代,它没有形成思想再生长的机制,也没有形成新的新文化运动。文学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许多问题便产生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关键词在近四十年此起彼伏:主体论、本体论、革命、启蒙、人性、人道主义、自由、个体、反思、先锋、寻根、形式、纯文学、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后现代性、传统、西方、性别、市场、阶级、人民、大众、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等。我提到的这些关键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序列,有许多关键词彼此矛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而这样一个现象表明近四十年文学的内部其实充满了矛盾和张力。

其实,无论是“五四”启蒙文学还是“十七年文学”都充满了内在矛盾。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八十年代文学”如何与“五四”相统一的关键所在,在谈到李泽厚和刘再复的文学观念和批评主张时,有学者这样分析:“李和刘所设想的主体被理解和阐述为一种个体,因而在根本上与毛泽东的解个体化的群众不相一致。李和刘二人都提出,美学经验可以将个体从政治异化中拯救出来。尽管在五四时期启蒙和美学现代性相互抵触,但是这两种传统现在却在辨别共同的敌人,亦即在这一观念上统一起来:文学不过是对社会阶级相互间发生的诸多冲突的再现。”我们暂不对这一说法中的偏颇之处加以分析,但此说理解问题的思路具有启发性。

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语境再次发生变化,市场和全球化的呈现,扰乱了文学的方寸,“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无果而终,表明了八十年代关于文学主潮的叙述已经不能移植和扩展到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这不是八十年代文学经验的失效,也不是八十年代文学形成的常识已经失效,而是文学遭遇到了我们预期之外的问题。随着“纯文学”的反思,文学的本质主义受到质疑;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文化身份意识的增强,曾经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文学创作和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理论也开始在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呼声中被指摘,尽管西方理论的影响仍然持续。文学创作对本土叙事资源的重视,逐渐强化了形式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性。而新的“革命叙事”则调和了曾经是对立的种种因素。显然,在“总体性之外,其他问题纷至沓来。

“新左派”文化批评家的出现,是九十年代末以来文学的又一重要现象。我无法对这一现象做出更准确和深入的分析,但我觉得这样的评述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思考这一现象:他们同继续固守支配着80年代的批评关切的问题——美学理想和启蒙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们相互抵触。在90年代显露头角的新左派摒弃了对社会和文化议题的普世主义的、抽象的——或者说超历史的——研究的信奉,转而强调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应该聚焦于跨文化关系的权力网络。因而,它既与‘自由主义批评家们不同,也与毛泽东的批评理论有别。与其说这一新的批评思潮仅仅聚焦于中国社会之内的社会层级化,不如说它更多地关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文化关系。不过,尽管它不无新意,但这一批评立场也仅仅是在整个20世纪支配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那种文学的社会性和自治性之间对立的一种晚近表达罢了。”

如此说来,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也在循环着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通常注意到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对文学文体的影响,所谓文学形式的问题在这些文学思潮渐次展开后得以呈现。如果就此而言,这只是八十年代的一部分,文学批评的文体也在“小说革命”前后发生转型。拓宽视域观察,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文学批评以及与文学相关的报告、社论、领导人讲话等文体形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还反映在那些并非及时性评论的文学史研究著作中。于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除了文学审美形式之外,文学研究的的表达形式(文体)从八十年代以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的文体形式是如何转型和重建的,应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几年前,我读到一本在思想史层面上讨论“文”与“道”关系的著作《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这是一本被忽视的书。作者刘宁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思想史所关注的思想史料,都没有‘文体个性,而文体学的讨论,又往往忽视说理议论的思想表达文体。中国思想史和文体传统的丰富内涵,也因此受到障蔽。”刘宁对中国古代思想表达思想的文体传统进行了梳理,在他看来,古人极为关注“文“道”关系,中国思想在“文”的丰富传统中展开,而“文”亦需结合思想的曲折才能深刻理解其内涵。他的基本判断是: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文体中所表达的思考,会有值得关注的差异;而同一个思想潮流中,不同的思想家,往往有不同的文体偏好,由此折射其思考路径的分殊。从大的范围来讲,各种文体在历史上的兴衰起落,也常常与思想潮流的演变相伴随。”

如果从大的背景上看,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也解放了文学研究的文体。当思想表达的文体越来越具有“个人性时(更多批评家的文体具有识别度),“大批判”文体衰落,偶有浮起也随即被学人唾弃,“社论”文体同样也在文学批评中式微。这当然也与学术体制重建、批评家知识结构调整有很紧密的关系,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思想、学术资源越来越丰厚,个人表达的多种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如果做一比较,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更多的是文章式的,九十年代以后则以学术论著为主。这正是当代学术制度重建后的结果,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在学术体制训练后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由近代学术体制确立的以论文和著作为核心的学术文体形式在九十年代以后得以恢复和巩固。如果做粗略的划分,近四十年的文学批评从文体形式上讲,大致可以分为西式论著和中式文章,部分文学批评介乎两者之间。——这同样是一个需要讨论的话题,如果我们把文学批评也视为近四十年文学的组成部分。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以两种方式存在着,一种是“原生态”的文学史,一种是以方法、规则和偏好等加以选择和叙述的文学史(文学史著作、理论和文学批评)。后者所呈现的文学史是被简化了的文学史,是以“确定性”的论述来叙述“非确定性”的历史状态。我们一方面承认文学史著作或者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历史化(经典化)处理,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种“历史化”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批评是我们今天观察和思考近四十年文学的一个参照,而不是进入“原生态”文学史的通道。

我曾经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结构简化为“文学制度”与“作家作品”的相加,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作品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的联系。如理查德•马克塞所言,“在当代实践中,这显然是最复杂、最容易产生分歧的问题之一。我想不是“如果简单化,而是事实上文学研究者关于历史说明的组织原则不外乎下列诸原则中的一种:1)编年史的原则:对作品、作者或流派按照简单的年代顺序排列;2)有机组合的原则:把每一个文本统一到某种支配性的价值观、标准、传统及单位观念,或者统一于通过历时性研究方法实现的类比中;3)辩证的原则:引入另一个必要的层面,作品在这个层面上联系到某种或多种构成因果的因素,如具有决定作用的经济、社会、政治、语言或心理的结构;4)叙事的原则:构建连贯一致的故事,(即R.S.克莱恩〈R.S.Crane〉所说的,‘任何个体或群体的人以因果方式所连接的一系列独特事件的连续性,在一段时间内,正好与构成变化的连续统一体的成分相关);在作者与其素材、形式和目的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中,这种构建特别包含着‘情节和代理人的选择和发现。”显然,我们目前的文学史是以前三条“组织原则而对历史加以“说明的,第四种也即叙事性的文学史尚未发育成熟。

当我对照这几条原则对文学史著作进行简单的归类时,不是讨论文学史写作问题,而是说在这些原则下,近四十年文学的复杂景观并没有完全进入文学史著作中,文学史写作的选择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删除或者忽视了诸多问题之后,让我们对近四十年文学的理解有了偏颇甚至盲视。更为重要的是,我引入这个话题想试图说明,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只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也不只是与历史、现实、虚拟世界的关系,还与作为知识生产和话语权力的文学史写作与文学批评有着主动或被动的关系。

随着对八十年代作家作品的历史化处理,尽管只是初步的,但它对作家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这不仅指文学史既是文学批评的参照,也是很多作家希望获得永恒价值的终结目标(入史的梦想或理想),而且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直接影响作家在当下的位置,这个位置事关他们作品的读者、发行数量、评奖、作品的意义阐释以及能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被纳入知识生产之中。如果把这种学术体制内的知识生产置于大背景中,我们就会看到作家在社会结构中的关系在九十年代以后远比八十年代更为复杂。这是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新媒体发达之后,作家与社会关系之间的一个重大变化。当文学越来越小众越来越专业化后,作家与知识生产的关系更为密切。

我曾经在重读陆文夫时谈到他写于1994年的《文学史也者》,陆文夫在九十年代初期便意识到他的同行中有这样的“苗头。陆文夫用嘲弄的口吻说:近闻吾辈之中,有人论及,他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将如何如何。”他觉得文学史是管死人而不是管活人的,并调侃道:活着的人想在文学史里为自己修一座陵墓,就像那些怕火葬的老头老太,生前为自己准备了寿衣寿材,结果还是被子孙们送进火葬场去。“人们常说千秋功过要留于后世评说。这话听起来好像很谦虚,其实已经是气宇不凡了。后世之人居然还能抽出时间来评说你的功过,说明你的功与过都是十分伟大的了,要不然的话,谁还肯把那些就是金钱的时间花在你的身上呢?”这当然是调侃的话,但在调侃中显示了一个作家非功利的心态。

在这篇文章中,陆文夫有两段话值得我们思考:“我不了解死后进了文学史是何种滋味,总觉得那文学史是个无情的东西,把你揉搓了一顿之后又把你无情地抛弃。一般地讲,文学史对去世不久的文学家都比较客气,说得好的地方也许比较多一点,这里面有许多政治的、现实的、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时间一长,许多非文学的因素消失了,那也就会说长道短,出言不逊了。时间再一长,连说长道短也慢慢地少了,这并不说明已经千秋论定,而是因为文学史太挤了,不得不让请你让出一点地位。时间再长一些,你就没有了,需要进来的人多着呢!当然,有些人是永远挤不掉的,那也是寥寥无几。看起来,那些老是惦记着要进文学史的人,都不打可能属于那寥寥无几中的几位。“其实,文学史是一门学问,是文学的派生,文学不是靠文学史而传播、而生存的。有些在文学史中占有很大篇幅的人,却只有学者知道,读者却不甚了了。有些在文学史中不甚了了的人,他的作品却在读者中十分流行,而且有很强的生命力。作家被人记住不是靠文学史,而是靠作品。”

坦率说,在越来越多的作家为获奖写作、为文学史写作的时候,我想提出:在处理与政治的关系时,需要非功利的写作;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时,需要非功利写作;在处理与文学史或有或无的关系时,需要非功利的写作。文学研究者同样需要非功利的写作。

如果以八十年代为参照,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文学研究处于危机状态。这与无序的文化现实有密切的关系。作品认同的分歧只是表面现象,背后的差异是无法模糊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关怀和始终存在的文学本体论问题。理查德•马克塞在《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序言中使用了“持续危机”的概念,我以为当下的文学批评也处于“持续危机”之中。但正如理查德•马克塞所说,像以前的批评一样,现代批评似乎也是在持续危机(真正的或人为的)的范围中繁荣的。

当我们回溯改革开放四十文学历程,或许有助于我们消除或缩小批评中的分歧。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论述改革开放四十文学,又成为一个文化问题。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问题,重点不是指我们意识到的:批评的话语范围已经成为超出文学的交叉学科,以及批评的研究对象已经涉及所有形式的文化生产;而是重申这样一种观点:文化问题注意对争论的矫正,包括对排斥和包容的程度、统治和忍受的程度以及在社会领域里共谋和抵制的程度等进行矫正。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困境还处于只有分歧没有争论的状态,或者说是没有实质性争论的状态。“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是2017年4月我为当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拟订的一个主题。我和《南方文坛》张燕玲主编商量,可否就“共识与分歧”这一话题召开由两代批评家参与的会议,燕玲主编非常赞成,并很快得到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扬子江评论》杂志社的响应,6月在苏州大学召开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共识与分歧研讨会。这一以青年批评家为主的会议,讨论热烈。不久前在南京的青年批评家论坛上,这一话题再次得到深入讨论,有青年批评家甚至提出了现在是一个共识破裂的文学时代。

2012年我写过一篇学术随笔《回到文学的常识》。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从八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在“拨乱反正”和“与时俱进”中形成了许多新的认识和经验,因此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常识。比如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人民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与传统的关系,文学与西方的关系,等等,都形成了近四十年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我认为,这些常识还是要坚持的。当然不够,所以还要发现和定义新的常识。这么多年来,我们所做的文学研究工作,其实只是在坚守常识。这不是贬低我们所做的批评或研究工作的崇高、创造和意义。上一代学者在打破禁区中回到文学的常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一代是坚守常识,也去发现和定义新的常识。年轻一代也许不能完全体会到回到常识和坚守常识的艰难与意义,但我相信青年批评家比我们更有锐气去发现新的常识,而不是去遮蔽已经呈现的常识。常识不是训诫,八十年代以后恢复的常识、产生的常识是打破训诫之后形成的。

我还是想起理查德•马克塞说的那句话:简单说来,尽管文学批评具有内在的争论特征,但在互相冲突的理论家中间,其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严重,他们都面临着元批评的任务。他所说的“元批评任务”是:1)对从纷乱争论中凸显的主要批评问题的区分;2)主要研究的问题(不管它是“作品、文本还是语境,也不论它是创作的前提还是后来构成的后果)的境遇;3)耐心辨别引发了什么样的批评语言或专门词汇。

现在看来,我们走过了四十年,但还没有完成“元批评”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