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月22日 阴。说到叶公超写梁遇春，熟悉上个世纪中国散文史的，一定马上会想到他为梁遇春遗著《泪与笑》（1934年6月开明书店初版）所作的《跋》。这篇有名的《跋》早已收入海峡两岸出版的叶公超文集，并不是本文所要介绍的。

被誉为“中国的爱利亚”（即C.兰姆，以《伊利亚随笔集》享誉英国文坛）的梁遇春，只活了短短二十六个年头。他逝世后，1932年10月上海《新月》第4卷第3期发表了他的两篇遗作，即署名“秋心”的评论《Giles Lytton Strachey（1880—1932）》和 书评《亚 密厄尔的飞来茵》，在前一篇文末有一则署名“编者”的附记，照录如下：

著者梁遇春先生（笔名秋心）不幸已于六月二十五日在北平病故。在他得病前的两星期，他很慷慨地给了我们四篇文章。本期先登他的两篇批评（另一文见“海外出版界”），其余两篇小品文以后当分期发表。梁君遗著已出版者有小品散文《春醪集》以及《英美诗歌选》、《小品文选》、《红花》、《草堂随笔》、《厄斯忒哀史》、《草 原 上》、《荡妇自传》等译品共二十四种，未出版者有小品文集《泪和笑》及《随录》十余篇，现已由其知友废名君负责编辑，不久将由新月书店出版。这篇论文在近年来的介绍作品中可算是难得的笔墨。自斯特剌奇死后，英国的《泰晤士文学副刊》，美国的《星期六文学周报》以及法国的法文《新评论报》均先后有专论发表，但是读了这篇文章后，我们觉得梁君了解与鉴赏似乎都在它们的作者之上。梁君不但能从斯特剌奇的几部传记中找出斯特剌奇的面目来，还能用如斯特剌奇那样邃密的眼光和巧妙的笔路来反映他自己对于一个伟大作家的印象。梁君的相识和朋友读了他这篇遗稿不知作何感想？

叶公超自1932年9月第4卷第2期起接替罗隆基担任《新月》“编辑者”，第4卷第3期正是叶公超主编的，这则署名“编者”的附记的作者当然非叶公超莫属。

这则附记虽然短小，内容却较丰富，对梁遇春的去世和著译都有简要交代。梁遇春是《新月》“海外出版界”专栏主要作者，长期与叶公超搭档，所以他在叶公超主编《新月》伊始，一下子慷慨地提供了四篇作品，这也是他生前寄出的最后的文稿。除了该期已发表的两篇，还有散文《又是一年春草绿》和《春雨》，均署“秋心遗稿”，后分别刊于1932年11月、12月《新月》第4卷第4期和第5期。附记只有一点不确，即《泪与笑》后来不是由新月书店而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

尤应注意的是，附记中一半篇幅是讨论梁遇春的绝笔，即这篇对英国传记作家斯特拉奇（1880—1932，梁和叶都译为斯特剌奇）的纪念长文。斯特拉奇是西方“新传记”流派三杰之一，代表作是《维多利亚女王传》，后来有卞之琳的中译本。梁遇春在斯特拉奇逝世后所写此文对其生平和文学成就一一评点，确实写得荡气回肠，引人入胜，难怪叶公超在附记中推崇备至，认为水平已超过了英、美、法各国当时对斯特拉奇的评论。后来在《〈泪与笑〉跋》中，叶公超还特别提及，并建议把此文译成英文，“给那边Strachey的朋友看看”，原来斯特拉奇在中国也有知音。遗憾的是，这项有意义的工作至今无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