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所理解的中国古典，是指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涵盖经、史、子、集等各个部分。从前有人将儒家经典和中国古典等同起来，或者将中国古典中讨论思想、道德的部分和中国古典等同起来。这是片面的，名不副实，也不利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古典，更不利于发展新文化，我所不取。

“古典”一词是个多义词，它的词义有好几种，我取“古代典籍”一义。所谓“典籍”，泛指古代书籍。这些书籍，既有一直流传下来的，也有历代出土的。尤其是商代到西周的出土文献，尽管受表达需要和存储条件的影响，内容比较有限，但由于传世文献有限，它对弥补传世文献的缺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是东周以后的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仍然有若干补充作用。毫无疑问，传世文献的研究是研究中国古典的大道。

中国的古典，它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确定的；因此，如果对它采取有效的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就能进入“学”的范畴。中国古典学，就是对1912年清帝退位或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

一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典学，可以从古代文献的文本本身和当今社会的需要两个方面来谈。

首先，中国古代典籍文本本身，有相当丰富的知识营养，足资后人汲取。我们今天还能见到三千多年来从不间断的古代典籍。它保留了中华民族祖先三千多年来，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挑战所取得的认识成果，也记载了不少自然、社会现象，以及人们的改造活动，展现了先民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生生不息的生活体验。这些超乎我们想象的丰富成果，如同世界上任何既有的知识成果一样，不免有缺陷，甚至有严重的缺陷或错谬，有不合今天的内容，但是它记载着智慧，有着足资后人借鉴、参考的内容，是后人必须批判继承的东西，也是发展新文化的一个光辉起点。因此，出色完成中国古典和当代的对接，是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从当今社会的需要来说，我们应该研究中国古典学。理由之一：中国古典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依归。正常状态下，一个民族，从祖宗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中安顿自己的心灵，寻找生活的勇气和经验，避免消沉和盲目，奋发图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人们常说的“发思古之幽情”，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折射。其实，重视传统，不仅仅是中华民族，世界许多民族也无不如此。这种重视本民族古典的情怀，这种文化寻根的强烈愿望，本属人之常情，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种情怀和愿望更容易变得强大起来。

理由之二：上述这种情怀，非常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我国疆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传统保留的程度不同，社会发展速度不一，“众口难调”。要凝聚中华民族，需要有能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都能达成共识的东西。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很多古老的文化现象已经扎根于中华大地，易于为众人接受；它的历史穿透力，也就意味着它在广袤的中华大地的空间辐射力，从而形成巨大凝聚力。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中国的古典。上个世纪以来，有一些激进的人士，想尽各种办法，做了不少舆论铺垫，甚至利用各种手段，试图让中华文化在中国社会完全消失，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终究有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有强大的时空穿透力和民族凝聚力，因此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依然是人们最熟悉的东西。一个民族需要凝聚起来，而中国的古典具有这种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意义重大。

理由之三：中国古典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依归和形成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还是后人创造新文化的重要的活水源头。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有文明史的民族，它的后人，必须通过自己熟知的东西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中国的古典是中华民族发展新文化，走向世界的方便法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一脉相承，汉字是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中国古典绝大多数是借助汉字传承下来的。这是人们熟知的东西。

多少年来，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献成果的吸收还是有限的，以前人们大多吸收其中讲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其他方面重视得不够。有一些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梁思成在建筑研究和设计方面的贡献，得益于他对中国古建筑史的研究；茅以升在桥梁建筑研究、设计方面的贡献，得益于他对古代有关桥梁的著作的研究；竺可桢在气象学方面的成就，得益于他对中国历史气象学和中国历史地震学的研究等。他们比其他一些研究人员更多地吸收了古书中的智慧，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相信，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如果能有更多研究人员从古书中吸取养分，将会大大促进他们的研究；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没有过时的东西，还有相当多的好内容值得人们吸收，为创造新文化服务。

跟所有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一样，中国古代文化中既有优秀传统，也有劣质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阅读古书，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古典学，经过充分论证，将优秀传统剔发出来，对劣质传统进行批判，对于克服个人的局限和时代局限，创造新文化将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

要研究好中国古典学，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这里主要就当今研究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提出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大多是老生常谈，但这些基本的东西还是值得提出来讨论讨论的。

（一）必须具备坚实的古汉语基础。古书的释读是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基础工作，离开了这项基础工作而建立中国古典学，必然是在沙滩上建七层宝塔，不可能有稳固的根基。

古汉语和汉字发展到今天，既有古今相承的一面，也有古今不一致的一面。一般人不经过一定的训练，就不可能读懂古书，即使勉强释读下来，也必然错误百出，大量失真。因此要创造新文化，避免研究工作出现误解，特别需要对古书作正确释读，必须字词句落到实处，避免粗枝大叶，还要准确把握古人的言外之意。这要求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者具有扎实的古汉语基础。利用中国古代典籍创造新文化，避免陈陈相因，我们特别要加强对古书的细微之处作正确释读，往往能够带来灵感和新的研究视角，解决重大科学难题，从而揭示出真理，服务于社会。例如吴文俊数学上取得的一些成就，得益于他对《九章算术》及刘徽注的精细释读；屠呦呦正确提取青蒿素，就来自她对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之，尽服之”的正确释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古书的精细释读是何等重要。无论你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哪一个分支，古汉语的基础必须打牢。

（二）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古代文献汗牛充栋，没有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诸学的帮助，我们就无从知道各种古书讲些什么内容，也就无从知道资料的真伪，如何找资料，如何利用资料，如何选择可靠的版本，等等。单凭个人的有限涉猎，必然会沧海遗珠，甚或以讹传讹。因此，研究中国古典学，就必须打好古文献学的基础。

准确释读古书，有两项特别基础的工作必须加以重视，一个是要打好古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基础，一个是要打好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也就是古文献学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的基础的关系问题需要作一些阐述。在我看来，文字、音韵、训诂尤其是基础之基础。这是由古书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书籍是由语言文字记录的，中国的古书主要是由古汉语记录下来的，没有古汉语，没有汉字，就不能产生中国的古书；古汉语、汉字是形成古书的先决条件。一切古书，以及同一古书的不同版本，都以汉语、汉字来记录，文本的分析、比较以文本的释读为基础，所以版本、目录、校勘、辨伪学的进展，又以古汉语研究为基础。

（三）必须充分重视出土文献，处理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尽管出土文献的价值远远比不上传世文献，但其中也有相当丰富的内容。拿今天的学科体系来说，其中既有涉及社会问题、人文问题的，也有涉及自然问题的内容，既可以印证、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也可以纠正传世文献的一些错讹，对发展新文化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甲骨文、金文、两汉以前简帛文献的出土，对于深入了解汉字的流变；敦煌文献的发现，对于深入了解切韵系韵书的源流，都有不开替代的作用。再如，出土的西汉辞赋，可以深化我们对于西汉文学的认识；清华简的发现，对促进人们对于古史和古代科技成就的了解有积极作用。因此，出土文献的价值不能忽视，我们必须重视出土文献。

（四）必须分清读进去和读出来的关系。所谓读进去，就是要设身处地，读懂古书的原意；所谓读出来，就是不被古书牵着鼻子走，要有破有立。读古书时，客观上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不同，带有规律性。但是要读进去，深入理解古书原意，谈何容易，即使是通人有时也会有误解。

在我们既有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中，误解古书、胡乱批评古人的情况时有所见。例如对于古人所说的“礼”“法”的关系，我们不能不加分析，拿今人对“礼”“法”的理解去评判古人，以为古人只重视礼，而轻视法。要想了解古人对于“礼”“法”的认识，必须全面掌握古书的相关材料，细致分析他们对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的理解。

对于古书缺少虚心涵咏的功夫，没有真正读进去，没有充分理解古书、古人，就跳跃到评价古书、古人，这在相当多的中国古典学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不少评价、不少断言，都难免有隔。今后中国古典学的研究，这是必须克服的研究局限。

（五）必须理顺分析和综合、具体考证和理论探讨的关系。有人强调，为了跟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等研究区隔开，从事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作整体研究，从而体现中国古典学的学科特色。这种追求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要避免大而空的研究，注意分析和综合的关系。

在中国古典研究中，千万不能将考证误会为史料本身，考证是搜集材料、设计方法，从中得出具体结论，这里面有理论；即使是纯理论探讨，只要有真知灼见，也必然依靠扎实的考证。应该根据选题的难度、论证是否充分、结论的创新度等方面，通过实践检验，确定成果的优劣。无论是基本考证还是纯理论探讨，我们都强调要坚持系统性，好的考证必然符合系统，劣等的纯理论研究有可能毫无系统性，更无法使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成为人们研究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只能是科学而有用。

（六）必须解决好述和作的关系问题，要重点发掘、利用前人没有发掘出来的问题、没有有效利用的文化成果，服务于当今的新文化建设。我在上面提到的几点研究中国古典学的建议，重在阐发对古书研究要求真求实，这里我要强调，我们研究中国古典学，要在此基础上花大力气发掘、利用古书中科学有用的部分，为当今的新文化建设服务。

三千多年从不间断的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书，是在面对各种复杂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况下产生的，各个时期的精英人物，他们必然会从独特视角提出一般人忽视的问题，有自己独特的分析角度和独到的思想，有很多足资后人汲取的知识成果。可惜我们发掘、利用得很不够，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太重视模仿西方、甚至照搬西方，形成惯性和惯性思维。要想今后从古书中发掘出更多的科学有用的知识，有更多的有述有作的研究，甚至作大于述的研究，就要解放思想，牢固建立自主意识、独创意识，既吸收西方，又不为西方既有的成果和框架所囿；多多利用我们的优势，可以从古书中寻求突破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学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我们没有必要将对中国古书的利用局限在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人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