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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张玉书（左）

我敬爱的恩师张玉书教授高山仰止。他著译作等身，仅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海涅、席勒和茨威格的译著就达500万字，编译著总计850万字，如算上国内外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成果，其著译作和主编、编译的著作累计远超千万字，为后世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为师六十载，桃李满天下，是莘莘学子爱戴的优秀教师。他严谨治学，是国内外学者都敬仰的杰出学者。他殚精竭虑，在国际和国内日耳曼学界架设友谊、文化和学术沟通的桥梁。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文学院的勋哈尔教授赞誉他为“在德国颇有名望的中国日耳曼语言文学研究专家”。他高屋建瓴，提携后学，创立了中国德语界首个研究平台即德语语言文学文化年刊《文学之路》及其中文姐妹卷《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可谓筚路蓝缕，功德无量。他的离世在国际日耳曼学界引起如潮哀思，人们纷纷撰文悼念他。时间是世上最无情的，任何生命都是向死而生，关键要活出精彩人生。

东晋道学家葛洪在《勤求》中有云：“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矣。”张先生是彻底改变我人生运势的恩师和贵人，是警醒我学术精进的力量源泉。席勒名剧《华伦斯坦》中马克斯对华伦斯坦的肺腑之言，可以概括张先生对我人生的重要意义：“你可一直像北斗星似的高悬天庭，为我把人生的规则准绳确定！”“我都不必，自己探寻道路，辨明方向。我无条件地追随你，就知道走的道路正确无比。”

1986年，我平生第一次与恩师谋面：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电教馆聆听他关于德语文学魅力的学术报告，从此更热爱德语文学。1995年9月，我有幸成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面对读博、为人妻、为人母的多重角色，张先生只言简意赅地对我说：“你要学会10个手指弹钢琴。”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它是鼓励，更是鞭策和严格要求，激励我在生活和工作各方面都竭尽全力，而非厚此薄彼。

我刚读博时没有电脑。每次为完成张老师布置的作业，我都要到西语系打字室用打字机敲，往往事倍功半，效率很低。或许受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女儿的影响，我导师对电脑这种当时的新事物接触较早，于是，他强烈建议我买一台电脑。年长的导师要求学生接触新事物，今天的学生听来一定觉得不可思议。而我的导师就是这样一位与时俱进、在关键时刻点醒学生的智者。

恩师风趣机智，才思敏捷，善于启发式教学，许多校外学生慕名到北大听他的课。他平素对我要求严格，以严谨治学的态度感染我，教育我。但当我在学业上遇到困难，感到气馁沮丧时，他又很善解人意地鼓励我。1997年秋，导师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他委托我在开幕式上翻译海涅大学维特教授(BerndWitte)的贺词。在聚光灯下，站在台上的我异常紧张。维特教授兴中所致，即兴说了几句话，我紧张得没听懂也就没译好，深感自责。但导师和师母都鼓励我卸下思想包袱学习。他们看似云淡风轻的话反而鞭策我更努力提升语言水平，不辜负他们的厚望。

在我读博期间，我见到张老师最开心的时刻是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后。他认为，我比较完美地回答了答辩委员会老师提出的尖锐问题。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问题较多。没想到，张老师会如此认可我在答辩现场的表现。也许因为在这一刻，他悬了4年的心才真正放下来，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导师和学生属于命运共同体，在那个时刻，我对这种说法的体会尤为深刻。

在耳濡目染中，我儿子也十分崇拜张先生。记得在庆祝我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庆功宴上，我当时10岁的儿子手托着下巴半晌不吃饭，他全神贯注地观察导师的举动，最后逗趣地评价说：“我怎么觉得张爷爷拿筷子都像拿毛笔一样呢！”引得导师、师母和在场的其他师弟师妹禁不住开怀大笑。

1999年7月，我博士毕业，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任教。首位德语系系主任赖志金教授申请创办的德语专业1999年招收首届本科生。2003年和2013年，德语系先后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恩师帮助我们在14年内实现腾飞。德语系新建伊始，恰似一张白纸。恩师挥毫泼墨，帮助德语系构画未来发展蓝图，为其腾飞添上浓墨重彩的几笔，为它插上飞翔的翅膀。他在德语系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成立德国研究中心、提高人才培养水平、完善学科建设和图书资料建设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

2001年，恩师受聘为我校客座教授，多次为德语系师生作学术报告，为本科生开设文学和翻译课。导师2001年获德国图宾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积极促成该校和斯图加特大学与我校签署校际交流协议，增加了德语系师生赴德国进修和学习的机会。这两所大学常派资深教授来我校德语系讲学，作学术报告，拓宽了师生的学术视野。

2004年4月初，导师促成梯森基金会资助的“首届《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和导师的女儿张意教授作为德语系的正副主任带领全系师生，齐心协力地办好这次高端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闭幕式上，梯森基金会主席雷格(Regge)先生宣布振奋人心的消息：赠送我校德语系价值5万欧元的珍贵德语图书，以感谢德语系师生为成功举办此次大会所作的贡献。近3000册受赠图书为拓宽德语系师生的学术视野、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5年9月，德语系承蒙张先生垂爱，成功组织举办了“第二届《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席勒文集》首发式”。德国社会学家莱普尼斯(Lepenies)教授会后在德国《世界报》上撰文，盛赞恩师的学术功底和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在这两次研讨会期间，由我导师和洪堡基金会前任秘书长普菲福尔(Pfeiffer)先生牵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先生还在人民大会堂宴请了与会的国外代表，赞赏两次大会对促进国际日耳曼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2006年和2008年，导师率领30位中国日耳曼学者参加在魏玛和图宾根召开的“《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会后的文化之旅。中国学者的“文学之路”延伸到海外，这对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大有裨益，也使我们近距离感受先生的大家风范。他精神矍铄，鹤发童颜，常在重要场合即兴用德语致辞。他出口成章，那一气呵成的完美德语和张弛有度、沉着稳健的谦谦君子风度都令人叹服。

在2006年的会后文化之旅中，张老师认真听取柏林博物馆讲解员讲解，并兴致勃勃地提出多个问题。他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对讲解员的尊重令很多晚辈汗颜。但高强度的出国行程无疑透支他的体力，师母戴老师后来心疼他，不得不以离婚威胁他，强行阻止他出国参加《文学之路》研讨会。

常言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正是恩师为中国日耳曼学科发展铺路架桥举动的真实写照。恩师不满足于在象牙塔中累积自己的学术成果，而是甘当人梯、鼓励后学，表现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担当。我曾在《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上撰文介绍导师的学术贡献，并提及他想创办学术期刊即《文学之路》的设想，旨在使中国日耳曼学者有“用武之地”。他在《文学之路》第一卷的德语前言中说：“我们想以这条‘文学之路’在两国人民的心中架起一座桥梁，同时，我们还想填补一个空白，因为，中国的日耳曼学者第一次拥有一个论坛，他们能在此用德语表达其关于德国文学的观点。”张老师还恳请德国同行宽容对待年轻的日耳曼学者论文中的不足：“他们在有些地方可能还会绊倒，甚至摔跟头。但他们踏上这条路的勇气却值得钦佩。”青年学者也会为“丰富和拓展日耳曼学作贡献”。回想这些年我的学术生涯，张先生开辟的《文学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的学术成长，鞭策我不断取得新成果。我与国内德语界许多中青年同仁都受益匪浅。

恩师于2018年12月13日因心脏衰竭住进北医三院。此前他一直坚持忍痛翻译茨威格的作品。在昏迷前，他还过问茨威格全集的前言修改情况。他真正用生命诠释了“鞠躬尽瘁”的高度敬业精神，为晚辈树立了光辉榜样。恩师的顽强意志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励并鼓舞我们前行。

饮水思源，恩师的悉心栽培助我迄今为止的学术发展。他为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所作的杰出贡献值得每位人大德语人铭记。而在中国日耳曼学发展史上，恩师以《文学之路》树立了一座丰碑。在中国翻译史上，恩师以无数卓越的译著载入史册，必将流芳百世。

我们怀念张先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珍惜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薪火相传，使之发扬光大。恩师张玉书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德国洪堡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