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必须承认，张欣是编故事的高手，她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由好几组故事交织而成，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也许是这一原因，一些批评家就把张欣认同为琼瑶式的通俗作家。张欣的故事并不传奇，与日常生活相关联，以日常伦理构成矛盾，也许是这一原因，一些批评家也将张欣和张爱玲联系了起来。张欣小说的故事场景是都市，众多的人物也是在都市屋檐下忙忙碌碌的普通市民，也许是这一原因，一些批评家说张欣的小说是市民小说。

当我们把这些说法都综合起来时，就会发现，张欣远远比这些批评家的判断要丰富得多，也复杂得多，她既不是琼瑶，也不是张爱玲；既不是写言情小说，也不是写市民小说。张欣就是张欣，以上的种种借代式的评价虽然很鲜明，却恰恰中止了我们对张欣独特性的认识。我非常看重张欣对于当代都市小说的建设性努力。

都市小说曾经是当代文学的软肋，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终有人在倡导都市小说，但中国的都市小说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也缺乏一个良好传统的支撑，大多数出身于都市的年轻作家成为都市小说的主力，就因为缺乏精神准备和传统支撑，他们迷惑于无序而又急速的都市化现实中，停留于欲望化和物质化的情绪表现，更多只是提供了一面新都市生活和情感的直观镜子而已。

张欣并没有沉湎于都市的纸醉金迷的物欲诱惑之中，尽管她面对都市的现实不会回避这一切，但可贵的是，她对那些在现实中被压抑的、被遗弃的、甚至被淘汰的精神性特别在意，比如她的小说始终有一种贵族气质在荡漾，这种贵族气质也许在张欣最初的写作中只是一种文化趣味上的无意流露，基本上还是一种感性化的东西。而随着写作的积淀，这种文化趣味逐渐凝聚成一种审美精神，一种人格范式。这一点在她最近两年内所写的《不在梅边在柳边》和《终极底牌》里表现得非常充分。

《终极底牌》是张欣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编注：本文发表于2014年）。俟如她以往的写作风格，小说包含太多的情感因素，它能轻易地刺激人们的泪腺。我在阅读中也被江渭澜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这是一个关于担当的故事。江渭澜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也有着一个青梅竹马式的初恋，这些都是让人艳羡的幸福指数，当然，张欣给江渭澜身上所添加的幸福指数越多，其后来的命运变化就越感人。江渭澜年轻时提着一把小提琴参军了，他被分配去当工兵，每天就是打洞挖隧道。王觉是和江渭澜一起分来的新兵， 两人成为好朋友。在一次塌方的事故中，王觉猛地推了江渭澜一把，自己却被暴风骤雨般砸下来的石头掩埋了。江渭澜抱着王觉的遗物来到王觉的家时，一种负疚之感涌上心头。他放弃了回家，甚至与家人以及恋人中断了联系，只身来到深圳打工，就为了挣钱帮助王觉的家人。后来他干脆娶了王觉的遗孀小贞，彻底顶替了王觉的角色。就这样，江渭澜与小贞相依为命，在艰辛的生活中也培育起爱情。我在此不厌其烦地复述故事，是想说明仅仅以江渭澜的故事就可以写成一部感人的爱情小说。

但张欣并不是要讲述一个爱情故事，尽管小说中涉及多个人物的爱情故事，而且这些爱情故事还都能撩拨起读者的青春荷尔蒙，也就是说，如果仅仅满足于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材料都溢出来了；或者说，如果让一位通俗小说作家来处理的话，能分解成几个非常煽情的故事。然而张欣在意的是这些爱情后面的精神元素，因此她甚至担心读者就只关注小说中的爱情元素了，于是她不惜采取“犯规”的方式来引导读者的阅读——在将几个人物的爱情经历展示出来之后，张欣直接站出来说道：“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那你就错了。所有的言情，无非都是在掩饰我们心灵的跋山涉水。”对于张欣来说，江渭澜的爱情故事就是她的终极底牌。张欣将小说命名为“终极底牌”，显然她要用这张终极底牌在一场博弈中达到决胜的目的。这场博弈也是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之一——教育问题。

小说其实就是从教育问题开始的——作为重点的培诚中学引进了一位资深的语文老师兰老师，兰老师的教学方法的确很有效。当然这种有效是针对学习目的而言的，我们的学习目的不就是考上重点大学，不就是在考试中得高分吗？作家通过小说对教育进行批判，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从鲁迅呼吁“救救孩子”开始，这种批判就不绝于耳。张欣对于今天的教育同样是持批判态度的，可以想象到，兰老师尽管出场充满了霸气，但读者似乎从这种出场里就可以预想到她不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张欣为兰老师安排的结局甚至比读者预想的还要糟糕：兰老师的这一套可以大大提高升学率的教学理念竟然将自己的儿子都培养进了寺庙。在小说的结尾，兰老师再一次走上讲坛时，已经没有了开头的霸气。那么，我们还是从兰老师和江渡老师在教育观上的差异说起。兰老师认为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年代，应该对学生严要求，让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这样才能让学生今后适应竞争的社会，否则只能培养出与时代既不对等也不匹配的学生。程思敏是兰老师的儿子，兰老师也把自己的儿子作为教育实践的标本，看上去她成功了，因为程思敏的学习成绩在全校也是一流的。但最终程思敏并不感谢母亲，他厌倦了学习，也厌倦了社会，就在“自招办”决定保送程思敏直接上清华大学的前夕，他却跑到寺庙里躲藏了起来。江渡老师并没有明确表达过他的教育观，但他的教学实践明显与兰老师不一样。他愿意与学生们交朋友，鼓励学生们了解书本以外的东西。最终，江渡成了去寺庙与程思敏见面的最佳人选。小说的结尾，培诚中学毕业班的同学们终于迎来了高考，但有意思的是，张欣交代了几位主要人物的去向，他们都与高考无关。或许张欣就是要告诉人们，经历了各种风雨之后，年轻人不再把高考看得那么重要了。当然，张欣最终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张欣用“夏天终于过去了”这句话结束了这部小说。但我想在张欣的内心里，夏天恐怕还没有过去，她还会为这些孩子们担忧。事实上，她既然认为她手里已经握有一张终极底牌，那么她应该果断地出手，她应该相信，她的这张终极底牌能够胜券在握。

很有必要仔细认识一下张欣的这张终极底牌——江渭澜这个人物形象为什么会让张欣如此看重？江渭澜应该属于与张欣同时代的人，他是在80年代初参军的，当他转业到地方时，大概正面临着90年代的社会大转型了，他放弃了体制内的待遇，下海经商，曾有过小的辉煌，但几次大的经济风险让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劣，江渭澜在小说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因为追不回工程款不得不卖掉全家刚刚买下的新房子。

也就是说，他一直处在拼搏和创业的艰难处境中，但他从来不悲观，默默地承受着一切打击，肩负起家庭的责任，坚韧地克服困难。当然这还不是江渭澜这一形象的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张欣赋予了江渭澜不一般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与他的家庭出身有关。江渭澜出身于一个艺术氛围非常浓厚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学院的老师。受家庭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从小学习小提琴，也爱上了小提琴。张欣以充满留恋和欣赏的笔调描绘江渭澜那一段的成长经历，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纯洁和优雅的爱伴随着他。这就是他与紫佳的关系，“他们亲密无间的一块长大，成为难得一见的金童玉女”，“点点滴滴都是不必言说的喜悦、爱恋，如春花秋月般自然天成”。正常的话，江渭澜在军队服役期满后就会回到他少年时代的大学校园，这里有他的恋人紫佳等着他。接下来不仅是美满的婚姻，而且也应该是诗情画意般的生活。但后来战友的牺牲就使他完全改变了自己命运的走向。

张欣为江渭澜设计的前后冰火两重天式的人生经历，固然具有强烈的对比性，但我以为张欣的主要用意还是要为江渭澜的精神内涵作出充分的铺垫。如果没有这一铺垫，我们也许仅仅把江渭澜当成一个让人同情和敬佩的底层人物来对待。然而张欣要让读者明白，江渭澜不是一个底层人物。他有着扎实的文化和艺术的准备，他在精神成长期就受到了精英文明的良好熏陶，因此也培育起他的高贵气质。即使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弯下了腰，他身上的高贵气质仍然会不时地闪现出光亮。比如有这样一个细节，江渭澜给一家白领搬家，看到这家的男孩子怀抱着一个小提琴琴箱，无意中问了他一句“会拉《野蜂之舞》吗？”这让这个男孩子大为惊异，他不明白眼前这个老司机“一身又脏又旧的劳动布工作服，握方向盘的两只手， 手指头跟胡萝卜一样粗，怎么可能知道《野蜂之舞》？”更重要的是，江渭澜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了一种独立的世界观，具有一种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追求。江渭澜虽然承受的生活压力很大，他需要赚钱，需要获得物质上的实惠，但他又能够淡然处之，不会患得患失。他一方面知道“好人是最没用的，不当吃喝，现在说谁是好人就是一句骂人的话，无非是没用的意思”。但他又努力做一个好人，并教导孩子也要做好人，因为“做好人只是为了心安”，而且在他看来，“人生无所谓成功还是失败”，“人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安置好了”。这些精神并不是属于一般的底层的。说到底，教养和文明在江渭澜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无论生活如何变化，他都能保持固有的品质。就像他对江渡所教导的：

“读经典是给人生涂一层底色，此后就不怕五颜六色了，至少有了基本的品位。”张欣在叙述中毫不掩饰她对江渭澜这个人物的喜爱，她让他有着“一张天然的具备悲悯气质的脸”，让他说出的话使得思想颇为另类的高中生豆崩感到惊异，以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说出的话。我以为，张欣完全是把江渭澜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来塑造的，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有着不可磨灭的教养和文明。这其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的特征。但我似乎也感觉到张欣内心有些迷茫，她从情感上对江渭澜充满着敬仰，但她仿佛还没找到这个人物的准确定位，她知道，她所敬仰的人物不是那种敢打敢拼不服输的底层人物，也不是所谓的励志人物；但她同时也在贵族这个词语面前犹疑。

完全可以理解张欣的犹疑，因为在中国的半个多世纪里，贵族是一个被否定和被贬责的名词，它只能退缩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江渭澜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形象。有的学者认为一个社会大致上分为贵族、平民和流氓三种群体，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精神意识。贵族精神代表了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精神代表了人类野蛮的底端。贵族精神应该是精英文化中的精英，有的学者认为，贵族精神有三个精神支柱：第一个是教养，第二个是责任，第三个是自由。而这三个精神支柱无一不在江渭澜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展示。我还要说，张欣在塑造江渭澜这一形象时，非常清楚什么是他身上最值得褒扬的价值。她不去炫耀江渭澜曾经有过的优雅身份，而是将重点放在书写他选择了艰难的命运后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他优雅的教养，坚守他内心承诺的责任，以及如何维护他的精神自由的。

现在人们所理解的贵族，就是成为上等公民，进入上流社会；就是可以尽情享受物质带来的愉悦，住别墅，开宝马车；就是泡酒吧，听音乐会，如此等等。总之，人们对贵族的定位，折射出欲望化、物质化和犬儒化的时代症候，贵族一词变得极其庸俗，充满着珠光宝气和奢靡的味道，那些脑满肠肥的富人们自诩为贵族阶层，精神却猥琐得很，因为他们只看得到贵族的物质和享乐层面的东西，对精神世界毫无感觉。这是一群虚假的贵族。张欣有不少小说所反映的就是这一时段的现实生活，也会写到这类虚假的贵族。她对这些虚假的贵族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如《用一生去忘记》中的亿万富翁刘百田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如此说来，张欣在贵族一词变得极其庸俗的背景下，也应该对贵族精神的呈现持谨慎和犹疑的态度，也许正是她的谨慎和犹疑，使她没有陷入90年代以来的一种都市文学的时尚写作之中。这种时尚写作就是90年代以来流行的所谓中产阶级写作。它典型反映了消费时代的审美趣味，当时有一本名叫《格调》的书大为畅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等级与生活口味”。所谓中产阶级写作是指那些以表现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的都市小说，如卫慧的《上海宝贝》等。这类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炫耀性消费，“对衣食住行各种名牌商品不遗余力的追捧，借助于名牌商品的符号价值来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进而实现阶层和阶层内部的文化区隔”。中产阶级写作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虚假贵族的状态，以及倾慕财富的社会情绪。在这些中产阶级写作的作品中，酒吧、舞厅、高级住宅、写字楼，是经常出现的空间，年轻而充满奢华幻想的白领则是活动在这些空间里的主角。在张欣的小说里，也会出现这些高雅的空间，也会出现白领的形象，但不同的是，张欣在小说中并不认同所谓的中产阶级审美趣味，相反，她对于中国转型期出现的虚假贵族是持批判态度的。

张欣的批判不是那种张扬凌厉的批判，她的批判锋芒藏在她的叙述里。比如她的《不在梅边在柳边》，看上去这是一个关于都市爱恨情仇的故事，编辑对这部小说的介绍是：“写蒲刃与梅金、柳乔乔的情感纠葛，实际上是写大都市男女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所遇到的心灵、情感与精神危机。”应该说这样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我更看重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成长史，张欣在设计好几位人物的成长史时，特意强调了他们的精神教养的缺失。这或许透露出张欣对于虚假贵族的直观感受。不妨把《不在梅边在柳边》看成是张欣对虚假贵族发起的一次集中火力的批判性写作。张欣把那个时代称之为“一个暴发户辈出的时代”，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判断。贺润年就是这样一名暴发户。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但张欣同时又指出：“他出身低微，学历粗浅。”就是这样一个暴发户，财大气粗后，也不相信“要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说法，想尽办法要把自己变成贵族，他终于请来了专为迪拜的酋长之流服务的国际设计大师来为自己设计，便觉得自己已经跻身于贵族的行列中，倍感荣耀。张欣对这类虚假贵族的嘲弄是不动声色的。

如她说贺润年“尤其重视优雅和洗底”，而他的优雅就是体现在“不能露出半点穷相，他就相信钱，“说钱的一大功能就是改变”。张欣对贺润年的儿子贺武平的形容也是耐人寻味的。张欣安排贺武平在一次高雅的音乐会上出场，国际知名作曲家谭盾还邀请他上台指挥乐队演奏一曲。在张欣的笔下，他的形象和举止的确很不错，张欣说他“带有些许难得的浑然天成的艺术气质”，但张欣说完以后还要捎上一句：“所以当他与真正的艺术家并排而立时，压根闻不到一丝铜臭。”言外之意，他的身上有铜臭，但他隐藏得很好。张欣就是这样捎带着一句话，非常含蓄地表达了她对这个人物的鄙夷之情。张欣更是通过梅金这个人物，毫不留情地揭露了虚假贵族的恶劣本质。生在贫困农民家庭的梅金很小就知道只有上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她学习格外努力，考上了大学。就在她因为家里没钱供她上学而要绝望时，一个慈善的城里人答应资助她上学。她在大学读书时，就寻找赚钱的机会，终于她也挤进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并且被贺武平看上，从此嫁入豪门。她不是那种唯有色相作资本的花瓶，她的能力和智慧让贺润年刮目相看。当她成为贺润年的儿媳妇， 又成为松畸双电这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后，她的身份和举止就像一名贵族了。张欣不惜笔墨描写梅金的高雅，如写她对食材的讲究，她在日本料理店专点“怀孕的鲷鱼，盛蘸料的木胎金箔小盏要用“轮岛涂”。站在底层的立场看，梅金完全是一个不甘屈辱、个人奋斗的成功典范。但最终她还是失去了她奋斗来的一切，甚至包括她的儿子。是谁把她打败了呢？说到底还是她自己把自己打败了。因为她的成长经历是一种培育劣质精神的经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最稀缺的就是贵族精神这种高贵的精神。当然，在梅金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是一个削平了精神高度的时代，她完全可以凭借造假来掩盖她的先天的不足。

张欣在这部小说中所写的人物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身处上流社会的高级人士，而他们的共同缺陷几乎都是缺少高贵精神教养的成长经历，因此他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心理缺陷，而这些心理缺陷都可以追溯到精神培育的缺失。正是这种精神培育的缺失，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分裂。张欣不惜将他们的人格分裂推到极致。比如仪表堂堂、举止文明的大学教授蒲刃，竟然悄悄地用慢性投毒的方式折磨自己的亲身父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欣对于现实的强烈不满。张欣曾对记者表达过她的忧虑：“拿什么拯救你，物欲横流的现实？”这一忧虑便成为她的写作动机。

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位富有高贵精神的女作家张洁。张洁和张欣虽然不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作家，但她们的共同处就是都经历过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那种发育得还不充分的贵族精神都会在她们身上留下印记。这也是经历过革命年代的作家群体的共同特征——从三四十年代出生的张洁们到五十年代出生的张欣们，尽管在那个年代，他们身上的贵族精神气质曾被遭到无情的扫荡，但所幸的是，在有些作家身上，多少还保留着些许遗风流韵。张洁甚至是毫不掩饰她的高贵。在她看来，这是一个普罗文化盛行的时代，所以她要高调地显摆她的高贵气质，因此她在书写现实时，会显得特别愤世嫉俗，也特别地对于现实的恶化无法容忍。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已入古稀之年的她，仍然高调地展示她的高贵。既然在她看来现实生活已经在世俗化的过程中烂透了，无法用来展现她高贵的气质，她便舍近求远地将自己的抱负寄托在遥远的异域历史和不知名的小岛上，这就是她写的长篇小说《灵魂是用来流浪的》。她劝那些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世俗功利而日夜奔波的人们，流浪去吧，因为流浪的灵魂才是高贵的。

张欣对于现实的恶俗也是不满的，但她并没有采取张洁那样的激越态度，完全拒绝了现实，相反，张欣对现实充满了热情。也就是说，她对现实是有所区分的，她把世俗与恶俗严格区分开来，她对世俗是持肯定态度的，因此在她的小说中，同样具有平民精神。这或许与她生活在广州有关，广州是一个洋溢着生活热情的城市，人们充满了活力，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而乐于脚踏实地，因此这个城市的平等意识十分普及。张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把内心的高贵气质与建立在平等意识基础上的平民精神融合在一起。这也使得她能够接受通俗化的小说形式，并能深得通俗小说和类型小说的优长，化用到自己的写作之中。她的小说能够拥有众多的读者，应该也是与此有关系的。难怪会有人将张欣称为大陆的琼瑶，也难怪有人将她的小说称为市民小说。但张欣的小说与琼瑶相比，有两点重要的不同。一是在现实感上的不同。琼瑶基本上是一个虚拟的言情世界。但张欣是一位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家，她的作品多半都是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许多素材就直接来自现实生活。二是她在书写世俗生活时仍然保持着高贵气质，流露出她对贵族精神的追慕。张欣的小说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市民小说，则在于她并不是完全认同于市民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并不去迎合市民的审美趣味，她的小说明显体现出优雅和高贵的审美追求。正是以上原因，我认为张欣的小说对于都市小说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处在一个平民时代，都市化的趋势是逐渐削平不同文化的等级差异，提倡民主和平等的现代意识，这也是一个越来越蔑视文化威权的都市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带来否定精英、消解经典的危险。当代都市小说的问题就在这里，作家们多半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而是被都市化牵着鼻子走，因此虽然反映了当下都市的五颜六色，反映了都市人无限扩张的欲望，却在精神内涵上显得很贫乏，在精神品格上越来越朝低端滑行。要改变这种状况，既有赖于作家对时代和都市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也有赖于作家自己具备高贵的精神气质。我从张欣的小说中感受到了一股绵延不断的贵族精神的潜流，不由得为之叫好。这应该是提升都市小说精神品格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卓有建树的学者许纪霖在描述中国社会的文化建设问题时说过这样的话：“在平民时代之中，这一贵族传统不再是对少数精英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公民的要求。我们也可以说，在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贵族精神，就是现代的公民精神。”当然，许纪霖也强调了，他所讲的贵族精神是关乎教养、责任和自由。对于都市小说而言，我们则是要通过贵族精神抵达现代的公民精神，通过贵族精神去铸造一种优雅、高贵和诗意的审美趣味。

如此看来，张欣完全应该坚定地将手中的终极底牌甩出来。她应该将小说中的那股贵族精神的潜流变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