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虽说“金陵子弟江湖客”，然江湖有冷暖，世事多沧桑。很幸运，我们40后这一代从事文字工作的，时有机会亲聆大师名家的指教，有缘结识一些江湖上的文坛前辈并享其恩泽。

在江南莺飞草长的春光里，清风满怀，端详摩挲师友们贻我实物，诸如钢笔、手表、帽子和酒等。每每睹物思人，心底便涌上一股暖流。且把这些实物的来龙去脉倾于纸端，与诸君分享，不亦乐乎！

林海音的手表

人生的故事，大多与职业有关。我是一名文学编辑，20世纪90年代策划编辑一套“双叶丛书”，萧乾先生把林海音（1918—2001）、何凡（1910—2002）夫妇介绍于我，入盟这套丛书。书内的故事多，书外的趣闻也不少，且说林海音吧。

林先生的热情和干练是有名的。她与我过从多年，很少写信，她说“打电话便当、快捷、效率高”。每每都是她从台湾打来，谈完正事便拉家常，一拉半小时都放不下。有时我不在家她便与我太太聊天，她俩也成熟人了。一次通话中，我们聊到南京，我请她将来得便时到南京做客，她在慨叹一番“老了，走不动了”之后，又说她跟南京真有缘，她的老公公夏仁虎（枝巢老人，国学大师）先生就是南京人，家住颜料坊，故居还在；她的亲家公——二女儿夏祖丽的老公公张维寅，以前也一直生活在南京，世事变迁后，不知下落了……末了对我说：“方便的话，帮我们打听一下亲家公的下落。”我当即一口承诺：“一定尽力。”

1998年秋，夏祖丽由澳洲返台省亲，林海音让她与我通话，我与祖丽算是初识。次年春，祖丽为写《林海音传》《何凡传》，追寻先人足迹，专程来南京搜集资料。离宁时在餐桌上，她又提出请我帮她找老公公下落的事。回墨尔本后，她寄来夫婿张至璋刊在《联合报》上的《镜中爹》，洋洋五千字，追忆幼时他与父亲在南京的生活。自1948年母亲携他投奔在台的大姐后，仅与父亲通过一封信，还是托人转交的；只知父亲1949年入南京“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便音讯杳无了……生死两茫茫，血肉亲情溢满字里行间。祖丽希望我能找一家全国发行量大的报纸将该文重发一次，以期有信息反馈。谈何容易，那么长文字，语境不同，很难有报纸接纳。我只好将《镜中爹》做了大压缩，再朋友托朋友，费了好大的劲终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上发表了。文章再改，仍是一篇回忆性散文，很难引人注目。三个月过去，如泥牛入海。与此同时，我“双管齐下”，给南京市公安局写信，到第二历史档案馆查资料，希望能从历史旧档中找出张维寅1949年后的线索。两处结果如出一辙：“查无此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只好将公安局的回复寄给澳洲的夏祖丽，同时告诉林海音，算是一个交待。

夏祖丽来信除感谢之外，还附来张至璋的长信，叙述父子失散五十年来的思父之苦。弦外之音我听得出来，分明是一种对明知没有希望的希望，令我感动和震撼。我将他的《镜中爹》作了改写，以另一种形式通过朋友关系在南京本地的一家报纸刊发一次，希望从反馈信息中得到蛛丝马迹。结果一样令人失望，但得了点稿费。我忽发奇想，何不用稿费刊登广告？死马权当活马医吧。南京的报纸多，但多为地域性，发行不出省；唯《周末》是张文化性报纸，全国发行。于是我在《周末》以我个人名义刊了一则“代友寻父”的广告。我拟的广告词信息较多，但刊出来的只有短短两行。广告连刊三日，第四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女性的电话，她说她看到这则寻人启事，据她所知，南京与张维寅同名的有几百个，倒是夫子庙和下关某处有两位叫此名的有点靠谱。我询其祖籍、年龄后发现根本对不上号，我说此人如在世，该有一百岁了。那位女性仍很热情，说广告中的信息量太少，希望我能提供更为详尽的线索，比如亲友之类，可以顺藤摸瓜。她表示愿意再帮忙试试。我对她表示感谢后，请她示知名姓以及工作单位、家庭住址之类的联络方式，以便沟通。对方回答很干脆：“没有必要。”只给我一个电话兼传真号，说有事只要发传真就行了。我不便深问，我的通讯录上至今写的仍是“帮张至璋寻父者”。此后给她发的三封传真，抬首写的就是她传真号末三位“六三九”，我的署名也是我的电话尾数“三七一”，活像潜伏的地下工作者。

夏祖丽、张至璋夫妇的孩子在美国，他们常澳洲、中国台湾、美国满世界跑。我打电话无人接听，那时也不会用电邮，只有写信。月余，夏祖丽夫妇来了长信，张至璋说，他“1948年赴台时，年仅5岁，对家庭的亲戚关系不清楚，现在母亲也过世了。只知家父张维寅，有一个弟弟张维辰，张维辰有一子张靖璋，还有没有其他子女不知道了”。“我自小在南京出生、成长，我的叔叔一家不在南京，也许在北京、上海或香港。”我立即将这些细微的信息整理，形成文字，传真给“六三九”，并代表张至璋全家向她助人为乐的精神表示感谢。对方并无回复，甚而连这封传真她是否收到我也全然不知。我以为没戏了。

奇迹终于发生了。大概半个月后，2001年6月30日，“六三九”突然来电话，语气挺激动，“终于大海里捞到针了！”说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个张靖璋，并有他家中电话，虽未联系上他本人，但找到他在某医院工作的妻子邵女士，并与她通了话……“六三九”说据她的判断，这个张靖璋应该是张至璋的堂弟。我当即给墨尔本的张至璋打电话，无人接听，改发传真，并将张靖璋的家中电话示知，同时将张至璋电话告诉了上海的邵女士。夜间十二点，张至璋来电话说他已与张靖璋通了电话，“经谨慎求证”后认定是他的堂弟。他很高兴，说找父亲又多条线索了。

“六三九”真神通广大，五日后，她又来电话告诉我张维寅在新中国成立后落脚上海的一些具体情况。不过，人已过世了。我立即将最新进展告诉夏祖丽夫妇。

张维寅，北京人。华北大学文学系毕业，教过书。敌伪时期先后供职于教育部、司法部，一般小职员。“华大”毕业后，在上海、吉林、黑龙江等地教书，生命最后七年在上海一家小厂当铸造工。在历史档案中，他有意把年龄写小七岁，把家属的名字故意写错，以致造成后来的寻亲困难。

张至璋夫妇飞到上海，费一番周折后终于找到张父的工作单位上海锻压某厂，始知其父已于1980年去世。他从厂方的存档中得到的只有一张父亲在龙华火葬场的焚尸单据，追到殡仪馆，但无骨灰。馆方说，因时过多年，骨灰已以无主户被集体深埋了。张至璋在距上海七十公里奉贤县杭州湾海边找到墓地，一块石碑上刻着：“……由于亲属的遗忘和放弃，我园让他们回归这片绿色土壤中……”

张至璋捧起墓碑边的一抔黄土，带回了台北。

1999年岁末，至璋夫妇来到南京，央我非要见那热心的女士一面，还要请我们吃饭。我打电话给“六三九”，她高低不肯。我开玩笑说：“你再不肯，我要找媒体了！”好说歹说，她才同意。在南京凤凰台饭店，至璋夫妇、张靖璋、“六三九”和我都是第一次见面。席间，至璋说要给媒体写篇稿子表扬“六三九”，她急了：“千万千万别写！”我问她为什么这么热心助人，她说她生来喜欢这样。我们请她告知名姓和联络方式，挤牙膏似的挤了半天，她只报出了一个姓“童”。我好奇，问她的职业，她淡淡一笑：“警察。”

至璋夫妇为表示对我的谢意，以弥留中的林海音的名义送我与内子一副对表，这副对表我们整整用了十年。

杨苡的镇纸

出生在1919年的杨苡先生今年整一百岁了。称她是南京文坛的老祖母，别的不说，仅凭她经典而长销的译作《呼啸山庄》就当之无愧。

我退休后当“坐家”，与文坛前辈们渐行渐远，与杨苡却越走越近。我崇敬她，她喜欢我，我俩玩得来。一般客人去她府上拜访必须电话预约，因为她需要整顿一下衣冠，她讲究礼貌待客。我是可以“例外”的，可长驱直入，因她曾赐我一柄“尚方宝剑”：“你随时来都欢迎。”当然，我也不会滥用权力，但偶遇电话不通，我敢大胆直闯。到她家小院门前，把手伸进铁栅栏门，从里面拨弄一下机关拨开插销破门而入，进院后敞开大嗓门：“杨先生，我来了！”就像子女回家那样任性，自由自然自在。

我之所以胆敢如此“放肆”，因为杨先生太可敬可爱，太平易近人，太善解人意了。我俩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她虽百岁高寿，却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楚，尤其是记忆力超人。往往都是她说我听，我只是不时插两句帮腔逗趣。她一会儿巴金萧珊，一会儿沈从文张兆和，一会儿萧乾“小树叶”，一会儿穆旦、巫宁坤，还有黄裳、邵燕祥等等，谈个没完。这些都是她曾经的师长或西南联大的同学，大多也是我熟知的师友。她有一肚子故事，温暖的，悲怆的，青春的，荒诞的。述说起七八十年前的往事来，她连细节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我听得最多最精彩的是她说“我哥”——杨宪益（1915—2009）的故事。我想这大概与她的成长经历有关，杨苡未满一周父亲就过世了，家里阴盛阳衰，男丁只有哥哥杨宪益。她自小便是哥哥的小尾巴，长兄如父吧。即令现在，家里书柜里陈列的照片最多最显眼的是杨宪益。杨宪益是酒仙，是真名士，是有名的散淡之人。他连自己的著作都不留存，谁想要谁拿走，甚而友人贻赠的字画也随手送人。十年前我写过杨宪益先生，杨苡接受我的采访并提供大量的资料和图片。《杨宪益的百年流水》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后，杨宪益先生很高兴，饶有兴味地通览了一遍，说我翻出了连他自己都忘了的许多往事。他外甥女赵蘅抓住他看杂志的瞬间拍了张照片，杨苡将其放大置于玻璃柜中。

2017年秋某日，我与内子拜访杨苡，告别时她忽然叫我慢走，蹒跚着从卧室里取出一张画送我。我展开一看，呵，是端木蕻良题赠杨宪益的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弥足珍贵。我心怯，不敢接，说还是留给赵蘅吧。杨苡摇摇手笑着说：“东西要落在喜欢它的人手里。”恭敬不如从命，我拜领了，也算是对杨宪益先生的一点念想。黄裳先生是杨苡七十年的好朋友，黄裳走后的某天，我们聊到故人凋零的事，大家都有点“故人犹如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的悲秋感。杨苡豁达，突然对我说：“等我‘将来’，肯定有两个人会写文章纪念我，第一个就是你。”我欣然又愕然，感愧交并。

杨苡如此厚爱我，或她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靠谱吧。我会“耍滑”，在老人面前，我喜欢倚小卖小，恃宠而娇，逗老人开心。我喜欢涂鸦，过新年我用红纸写贺柬，用金粉沐书《心经》为她祈福，或抄《兰序亭》《前赤壁赋》送她把玩，还抄了本册页给她。某天我去玩，发现她让阿姨把我这些涂鸦贴在小客厅墙上，把册页展开在案头，我见之吃惊不小。她指着墙上我写的字说：“看，满眼都是张昌华！”说得我脸如赤布。为庆祝她百年华诞，我请友人印刷了一点宣纸纪念册，她肖羊，第一页我选的是刘旦宅的“三羊开泰”，每页上都是寿桃之类的吉祥物，十分喜气，而且每册独立编号。她乐不可支，还签送董桥一本。董桥收到后说：“高兴得不得了。”

杨苡待人极厚。在我们谈论大家熟知的人物时，她从不说他人半个“不”字。令我羞愧的是我在《百家湖》杂志工作时，发了一篇写她先生赵瑞蕻教授的稿子，责编从网上配插图时错把屠岸当赵先生了，审稿时我也没看出，杂志刊出后方才发现。生米已煮成熟饭，我觍颜带编辑一道去登门谢罪。杨苡笑着说，没关系，下期发个更正就行了，还宽慰我们说：“何况你们都没见过赵瑞蕻。”杨苡谦逊过人，她是在南师大外文系退休的，退得早，没轮上评职称。当有人称她为教授时，她马上更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普通教师。”当有人夸她《呼啸山庄》是经典译本时，她一笑了之。她喜欢收藏花样繁多的国外木偶、瓷娃娃。有一次我去玩，她特地从柜中拿出两个木偶，有一个外国古代的更夫造型特别有趣。她见我颇在意，便说，你喜欢都拿去。我连连摆手。她又说，这个更夫好玩，你就把这个拿去吧。我双手合十婉拒，她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好像有点扫兴呢。她对待家里的全职保姆小陈犹如子女。小陈家境不大好，近几年杨苡觉得自己尚能独立走动，不需要阿姨随时伺候，便主动提出让小陈利用下午的空当去别家做钟点工，补贴家用。

杨苡先生德高望重，受世人敬重。主雅客勤，北京的邵燕祥、资华筠、陈丹青，上海的黄裳，美国的巫宁坤、李斧等，一到南京都要来拜码头，看望这位慈蔼可亲的老寿星。

去年秋，杨苡的儿子赵苏从美国回来，赵苏是孝子，带她到鼓楼医院彻底体检一番。她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同室病友某女士恰是南大毕业生，两人成了忘年交。出院时杨苡送她几本她自己的书，某女士回赠她一副漂亮的檀木镇纸。她女儿赵蘅是画家，从北京回来，见到这副镇纸很雅致实用，心想母亲要这个没用，说要带走。杨苡不肯，她说要送给我，说我写毛笔字用得着。赵蘅实在爱不释手，说她画画也要镇纸，央求给她其中一只。杨苡说，一副镇纸怎么能分开呢？就这样，这副檀木镇纸就卧在我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