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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频小说:偏执者的精神列传

来源: 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微信公众号) | 谢尚发  2019年09月18日09:08

孙频的小说创作带有独特而瑰丽的特征。其独特在于她为对偏执者的精神世界进行不懈的开掘,从而把人性中的丑陋、下贱与卑微的一面,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同时,这些偏执者的遭遇与生活,总是在旷世奇缘的牵扯下,彰显出瑰丽的一面,在自在的内心,营造出某种高人一等的不屑、高贵与尊严的感觉。因此上,警策、冷峻、惕戒,还带着怨气、仇恨与忧郁,却又无往而不萦绕着伤感、凄楚与救赎的希望,就构成了她小说的气质。这是孙频小说迥异于其他80后写作者的优点所在。但是,几乎她小说所有的优点又同时是其缺点——充满女性幽怨的戾气,怪诞而不近人情的固执,偏取一隅作为绝对真理的不容分说,就让读者很难进入其小说的内部,体味其中深藏着的人性忧思与命运追问。但偏偏巧妙的是,这所有的缺点又都构成了她小说的特点。整体上而言,这些优点、缺点和特点又是如此精彩绝伦地融为一体,彰显了孙频小说独特而瑰丽的特征。

一 偏执者的精神与现实生活

几乎在孙频所有的小说中,执着地书写旷世男女的红尘奇缘,在男男女女的纠缠、撕扯与咒骂里,刻意凸显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存在样式,从而揭露这与众不同背后的不堪和卑微,试图引起悲悯的同情,以寻求救赎的可能,成为孙频所追求的主要方向之一。因此,阅读孙频的小说,不期而遇的都是一些旷世奇崛的人物,倾尽一生美妙的年华去演绎一场绝对惊世骇俗的红尘传奇。他们的爱情故事都是“奇不惊人死不休”的奇葩,却都源于他们的性格——执拗、任性且爱钻牛角尖。在《凌波渡》中,刘立林十八岁辍学后坚持打工考大学,终于在二十九岁的高龄如愿以偿,其传奇经历寒碜得其他男同学羞愧难当。巧妙的是,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学校里来了另外一个偏执的坚持者陈芬园,辞掉工作插班高三参加高考。两个人诉说着相同的人生经历,竟至于彼此可以互换位置,“你简直就是男刘立林,我简直就是女陈芬园。”他们很快成为大学校园的一景——刘立林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五点钟起床读英语,吃馒头喝水,衣服破破烂烂从不当回事,生活极其简单;陈芬园自觉浪费了美好年华,在大学期间拼命找补:不管走到哪里,做什么事情,总是用自己亲手裁缝的盛装妆扮着身体,不管别人的侧目,坚持不变。两个奇葩的男女本该走到一起,却又彼此因为太过于了解而看透了,都有点儿蔑视和看轻对方。陈芬园不停地找优秀的男友而总是失败,刘立林坚持着雷打不动的生活习惯始终如一。旷世奇绝的红尘男女,带着自己难以抑制的卑微,穿行于热闹的校园,朦胧的爱情故事,又近乎于互虐。

这些旷世奇绝的红尘男女一不小心,就被自身所携带的偏执气质所淹没,成为彻头彻尾的偏执者——一根筋又死不悔改,坐穿牢底不为革命信仰,终生不悔亦非宗教圣徒,只是执拗地固守着自己一点点可怜的自尊,遮掩着因卑微而带来的羞耻。《不速之客》讲述了社会最底层的一对男女的故事。纪米萍是个陪酒女,和客人上床而从不收费,因为她认为不收费她就不是一个妓女。他坚持做爱是身体的事,爱则诉诸嘴唇和接吻。苏小军是黑社会的打手,专业帮人讨债。两人皮肉生意后,偏执的纪米萍认定了苏小军,不远千里迢迢坐火车风尘仆仆地坚持去找苏小军,仅仅只为和他上床,聊以抚慰悲怆的人生境遇。无论苏小军如何宣称他再也爱不起来了,纪米萍也依然如故,且每一次上床必须先接吻,否则那性爱也就索然寡味甚至根本进行不下去。最终,苏小军恶有恶报被人打断了腿,纪米萍则以圣母般的怜悯和爱,走进苏小军的生活中,收获了从下半身到嘴唇再到精神和灵魂的爱。一望而知,纪米萍的执拗是偏执的一种,不管是吻和爱的逻辑,还是坚持长途跋涉找苏小军,亦或者是做爱前先接吻,近乎于仪式化的程序里透露的是她的奇崛。无独有偶,《一万种黎明》的故事几乎和《不速之客》一模一样。作家桑立明去葡峰山庄预备写长篇小说,和女老板张银枝来了一次一夜情。之后张银枝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被继父强奸十年未敢言声,只为能获得读书的学费,直至大学毕业。因此对于张银枝而言,和不同的男人做爱就成了“又一次被强暴”,也唯独在强暴中“才能换来我瞬间的平静”。桑立明却理解这种奇特的感觉——“一个内心受过暴力的人会用什么来补偿自己,那就是加倍的暴力。”得益于这种理解,张银枝竟然爱上了桑立明,难舍难分后,约定每个季节去看望他一次。于是,火车硬座、一夜的时间,就为了见上一面和待上几个小时,坚持了三年。本质上而言,张银枝和纪米萍是同一个人,用了同一种方式做着同一件事情。她们的结局也几乎一样——迎接曙光的到来。纪米萍的曙光是苏小军的残废,张银枝的曙光是桑立明杀了患精神病的妻子而坐牢,在有期徒刑的希望里,坚持从一个季节变为了一个月的旅程。偏执者的女人,另类存在的男人,构成了孙频笔下旷世男女的典型。

细细琢磨这些偏执者的精神性征,会发现他们总是在偏执中夹杂着些许的自恋,自恋中还混合着自暴自弃的残忍与血腥。这自恋绝非姿容的艳丽和身材的蛊惑,却是丑陋和出身的卑微。对于偏执者而言,越是丑陋卑微,就越是成为自恋的借口,那是压抑后的反弹,更是自卑后的无所顾忌。因此,与其说这种自恋是自我欣赏,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憎恨所形成的偏执态度。《自由故》中,女博士吕明月“身材五短,满脸雀斑”,“三十年里她平庸、顺从、卑微”,却突然作出惊人之举——博士还差一年就能毕业,却非要退学而去追求自由。震惊了其他女博士后,她坐火车远赴德令哈,巧遇丑陋无比的男子王发财,租住在同一屋檐下。吕明月对自己的丑陋痛恨不已,以至于用和比自己更丑陋的王发财上床来羞辱整个世界,而她最终所羞辱的,只不过是她自己而已。这带有自虐性质的偏执,憎恨、自暴自弃的残忍与血腥以及混含着的“反自恋的自恋”——以自我为中心,在狭小的内心想象一种巨大的世界感,然后把自己推到这个巨大的世界的聚焦中,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然而却愈发自卑地发现,那想象中的世界有多大,自己就有多渺小、卑微。从本质上而言,《瞳中人》里的余亚静是吕明月精神上的姐妹,甚至是两面一体的存在。作为一个失败的画家,文艺女青年余亚静展开了一次“时光逆行之旅”,离家出走,把所有前男友逐一私会,来一次重温故旧的一夜情。这类似于惩罚丈夫的行为,只不过是变相地将自己贬低,最终惩罚的是她自己。余亚静的自恋被消解得无影无踪,看不到她渴求的尊严,却挤出了一地的可悲、可怜。这种出于自卑而来的加倍的自恋,使其陷入更深的卑贱之中。

在创作自述中,孙频不止一次说过,“仔细想来,若从写作的动机出发,还是我觉得当下女性的困境太多了,这种困境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无路可逃。”“每一次抗争她都以为她是在救赎自己,而事实上每一次挣扎都是把她推向了更深的绝望。”[1]旷世男女的偏执来源于她们的卑贱处境,然而,卑贱仿佛是沼泽,越挣扎就越是陷得更深。但孙频从不管这些,她说:“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在小说里多活几次多爱几次,哪怕痛彻心扉,哪怕我觉得文字的残酷让我死了一次又一次。”[2]不可否认,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小说,有什么样的小说,就有什么样的小说中的人物。因此,偏执者的精神列传,说回来,只不过是孙频的灵魂操练罢了。

二 心性和身体:施虐与受虐的双重变奏

在接受郑小驴采访的时候,孙频曾经说:“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就是苍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3]这也就是为什么,孙频小说中那些偏执者,总会以各种方式不自觉地向前滑行,直至滑行到将偏执不但带进自己的灵魂深处,而且还要将之扩展到周围的人群,从而形成虐待的种种奇观化表演。偏执之于自我,深入骨髓后便形成了自虐的倾向,且从身体和心灵两个方面蚕食着偏执者;偏执之于他人,是非如此不可的不容商量,从而形成对他人的折磨、扭曲和压抑,便是施虐的可憎面孔。但是与此同时,孙频总能将自虐和施虐揉合在一起,用了偏执者的角色,以旷世男女的脚本,上演离奇诡谲的红尘故事。对作品中的男女而言,这是虐心而诡异地爽快着的;对于孙频来说,是一意孤行的我行我素,也是她营造小说独特气质的不二法宝。但对于阅读者而言,则可能是备受折磨的观看,隐秘、私情而又切身地存在。这类书写,在小说中俯首即是。

你快骂我吧,快把我好好骂一顿,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才好,你就骂我是个贱货,骂我真是贱,再没有比我更下贱的女人了,求你了,你快把我狠狠骂一顿吧。(《丑闻》)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下贱很可怕?这样吧,你摸完我之后你再骂我,你就对我说,你真贱,你很下贱,你真的很下贱,你就是个婊子,你说,其实你就是个婊子。你快对我说啊,你其实就是个婊子。(《骨节》)

她渴望男主人虐待她,骂她是贱货是婊子是妓女,抽打她往她身上吐唾沫。(《假面》)

他命令她,你是不是个贱货?说,说你自己就是个贱货。你就是个没人操的贱货,快说。她在他身体下面像鹦鹉一样重复,我是贱货,我就是个贱货,我确实很下贱,很下贱。他越来越疼痛越来越痛快,说,你就是个欠操的贱货,是不是?她说,是,我就是个欠操的贱货。他狠狠插进去再进去得更狠一些……(《抚摸》)

这是自虐与施虐在孙频小说中最凸出鲜明也是最暴戾跋扈的几处,其它星星点点,也不在少数。孙频终于还是忍受不住,把自己的狠劲儿排列在小说文本之中,警觉而心横,带有一种决绝与凛然。于是,旷世男女在性爱的世界里,相互折磨虐待犹如战场厮杀,自然也就见怪不怪了。

从孙频的小说中,细心的读者不难觉察隐现于其中的虐待的萌芽、发展与成熟的痕迹。《丑闻》在滑向自虐与施虐的过程中,展示了一个知识女性是如何一步步把自己培养成虐待狂的。作为一个女博士和大学教师,张月如先是倾倒于死去妻子的院长的魅力,在办公室里有了一次性爱经历。紧接着,在被抛弃而渴望不得之后,和一个高中毕业当过厨子的酒吧老板保持着性关系。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周小华对她多半是猎奇的心理与占便宜的行径。从优越而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掉落到贱妇的过程中,张月如不停地反省自己,总结出“女人天生地具有婊子性”,并进而自虐。最终,当一个入室抢劫者进入她的卧室之后,她脱光自己,来证明到底是自己的身体更具有吸引力,还是银行卡更具有魅力。知识分子的光环不再,只剩下一具婊子味十足的身体,以卑微的姿态供奉灵魂的嗜血与残忍,从心性到身体,完成了一次从偏执到虐待的精神蜕变。在这一方面,更为决绝的应该是《万兽之夜》。李成静被分居两地的男友劈腿之后,执拗地带着一件昂贵的衣服去北方小城试图挽回爱情,偏执的性格展露无遗。在巧合地,遇到小秦之后,走进了小秦的生活世界。小秦的生活轨迹是被父亲书写的。父亲一再失败后,又以高利贷之名非法集资,将村人们的养老金、娶妻钱等等席卷一空,却最终颗粒无收。为躲债而不停搬家,还召回女儿守家。李成静和小秦相跟着去其家住了一晚,经历了上门讨债的惊魂事件。然而两个憨厚老实的讨债人,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在“讨债”中存了念想的农民而已。他们没有想到绑架,然而李成静因为失败的爱情,宁愿“作假成真”,骗取男友的同情,却被男友当成“胡闹”,最终不惜挥刀砍伤自己的胳膊,以自戕的方式来宣誓“非假乃真”的事实。这实在是一个自虐与施虐的典型性女人。不得不感叹,孙频的笔调确实够狠,且这狠劲儿是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和不顾一切的喷薄,因此虐待里就带有了一丝快意的感受。孙频直言:“写作这件事就是说得再怎么高尚,本质上也不过是一个作家的快感,说得再俗点,和意淫差不多。既然是这样,那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是很重要的,这也会使我在写作中会逐渐选择一种让我自己感觉舒服的写作方式,比如暴烈的充满力量的写作。”[4]如此,孙频便径直让她笔下的人物由偏执而施虐并自虐,最终成为彻头彻尾的虐待狂——为虐待而上瘾,而快感,须臾不可离之。

展示以自虐与施虐为天职的虐待狂,典型的文本是《假面》和《抚摸》两篇。《假面》中,李正仪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作为一个大学生,试图谈恋爱却屡屡碰壁,被晒一文不值,却被学校门口卖包子的王姝吸引。王姝则是一个被包养,又在包养期间被转让的女子。一来二往,两个人就开始了同居——一对男女赤身裸体地互相冲撞着,试图撕裂对方,以达到快意的性爱目的。竟至于李正仪同意让宿舍的其他三个人围观他和王姝的做爱过程。李正仪却在这种“像个小丑一样给众人表演做爱”过程中,获得了异常的兴奋感。王姝也似乎察觉到了别人的围观,同样兴奋异常。于是,往前走就是“虐待狂的无底洞”。李正仪毕业后两人结婚,在性爱的过程中互相虐待以获得快感——“为了达到性爱的高潮他们都戴上奇怪的面具……有时候她变成了盛气凌人的女皇,而他是仆人,乞求着她的原谅,渴望着她的惩罚。忽而又是她变成了奴隶,她渴望男主人虐待她,骂她是贱货是婊子是妓女,抽打她往她身上吐唾沫。一次做爱过程中她突然说她渴望被人围观着做爱,那样她一定会很有快感,因为那样她才会觉得她被惩罚得够彻底,她才觉得她真是下贱。”[5]他们便在性爱的虐待中,日日互相折磨,直到大学同学王建的到来。这让李正仪备受羞辱,因为王建围观过他们俩的做爱。最终李正仪杀死了王建,或许等待他的才是最终的解脱。《抚摸》一篇,前缘类似于《一万种黎明》,后续则是《假面》的孪生兄弟。张子屏小时候父母双亡,寄居姑姑家篱下,被姑父强奸后,她反而感觉到快感。在一家街道图书馆当管理员的时候,碰到了李觉,两个人便开始了在性爱中互相虐待的日子。“她原本是不爱他的,可是现在,他越是侮辱她践踏她,她却真的开始对他有爱的感觉了。是的,她确实爱他现在的这种表情,这个样子,爱他对她的侮辱。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她爱他,就是为了让他侮辱她。”[6]大概虐待的最高境界就是不屑于再去虐待了,李觉终于离开了张子屏。张子屏反而展开了另外一种自虐——她跑到色眯眯的馆长办公室,二话不说,脱光了衣服,让馆长在办公室里把她给玷污了。作为集中展示虐待狂的精神与现实生活的小说,《假面》和《抚摸》读后让人倍感震惊,不意想来,太阳底下照不到的黑暗处,竟然长满了脓包,爬满了蝇蛆。

于此,孙频小说的“优点即是缺点”的特征也展露无遗。似乎停留在偏执者的角色里,还不能够满足孙频对于奇观的展示,她必须将之继续推下去,直至到达黑暗的底部——那里不是死亡,也不是地狱,而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互相虐待,且非至死不罢休。小说成了孙频的实验室,她任性又蛮横地随意调配着各种情节与故事,非要配制成充满残忍与血腥的暴力文本不可。她曾说过,“我在现实中会去做那种最按部就班的女性,看起来过于普通,甚至没有一点作家的气场,但我会在小说中选择一种与自己互补的方式,真的,有些作家的作品和他本人可能就是互相补偿类型的。我会写一些暴烈的、生冷的,与性有关的,与虐待有关的东西,这样写的时候我自身就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7]也正如此,在写作过程中,由于 “意念过强”,小说往往会出现作家强行推动着故事情节朝着她所设定的方向前进,这样,就压抑了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显示出一种牵强的浮夸与虚构的扭拧来。《自由故》中王发财出口成章的人生大论、《瞳中人》里星巴克巧遇的不符事实,以及其他小说中随意可见的大段命运剖析和生与死的哲学阐发,都可谓是这种强力所致的结果。如此,就不免在小说中表现出一种“用力过猛”的症候。虽然可以挑破脓包,但也同时伤着了肌体,结果就是:旧病未愈,新病陡增。这正如她作品中所说的那样:“她已经做好全副武装准备好对付他的反攻了,没想到却一招扑空,因为防卫过当用力过猛,还差点摔倒在地。”[8]这种种迹象流露在小说中,就可以拼贴出一个同样是偏执者的写作者形象来——偏执到往往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狠命地就一个地方用力,待到伤口终于爆裂流血,还要在上面撒一把盐,然后静悄悄地享受痛彻心扉的感觉;“偏执一词,不由分说”,非虐待不能看到灵魂的疼痛,非疼痛不能表达卑贱的体认,非卑贱不能衬托人生的悲剧,非悲剧不能渴求救赎的希望。而如若救赎是建立在由虐待而来的痛苦所彰显的卑微和罪孽基础之上,那么这救赎也未免太过于隆重而神圣,似乎救赎只属于天国和上帝,从来都不曾到达过人间和红尘,竟至于终了,也还是绝望与苍凉。这正如孙频所说,“我必须承认,我写小说是因为我内心的缺失感太多了,还有就是我对人生的苦难太敏感了。”[9]知乎此,孙频也在小说中对自己的绝望和苍凉进行了挽救,而这恰构成了她小说的“缺点而特点”的症状。

三 以救赎之名:怨恨、屈辱与卑贱和爱及其他

之所以说孙频的小说“几乎所有的缺点又都是其特点”,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图谱中,毕竟需要这样的作品去丰富时代的文学格局,总不至于因为无法忍受而拒之门外,因偏执而抹杀其存在的价值。在一般作家不注意的地方,着意点上几笔;在温文尔雅的书写之外,执意补上凌厉暴烈的文字。更何况,在孙频的小说中,旷世男女以偏执进而虐待的方式陷入肉体和灵魂的撕扯中不能自拔时,那掉落一地的,毕竟是他们人性的卑贱与可怜,也是他们命运的凄凉与悲惨,更是他们内心里的罪感与绝望。因此,孙频的书写越是过分,就越是烘托出了一种生存的悲怆,而越是悲怆就越能彰显出一种悲悯。从这悲悯出发,才可以看到救赎的希望,也才能体味爱的温情与暖的真实。只是孙频在小说中,救赎埋藏得太深,从虐待的悲剧中摸索前行,还需要借助怨恨、孤独和痛苦,经过卑贱、耻辱与尊严,高举命运、人性及灵魂的巨灯,才能发现爱的阶梯。顺着爱的阶梯,才能最终到达救赎的所在地。

如果说自虐与施虐是黑暗最深处的底部那永不见天日的与蝇蛆相伴的脓包,那么离开这黑暗的洞穴走向救赎的光明,第一级台阶便是在自虐与施虐的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怨恨、孤独、痛苦与残忍——“谁都不想如此,但我也没有办法”。《三人成宴》便是搭建这第一级台阶的木板。小说以一个从群体退出来的女画家找合住者为线索,铺陈一段旷世男女的红尘奇缘。从人群中退出来,“要面对的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孤单,可是,她早就明白,在人群中的孤单才是最大的孤单,就是被一个人抱在怀里也照样孤单得刻骨铭心。还是向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些东西吧。”那从内心里寻找到的,也仍旧是孤单。李塘的到来算是对邓亚西的拯救,两个同样是孤独的人,而且同样是对性有着畏惧感的人,走到了一起,预备来一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是邓亚西对李塘“性无能”的发现过程,就是彼此怨恨生成的过程,“她知道,如果一个人朝着一个地方不停地软弱下去,羞愧下去,那这软弱和羞愧就会慢慢变成怨恨和癫狂。”这说的是李塘的怨恨。至于邓亚西,同样如此——相恋多年的男人最终甩了她跟一个中学女教师好上了,她疯狂地去侧面观察、了解那个女人,于是不需要模特就可以把这个女人画得惟妙惟肖,还在画中营造了一种场景——她和男友、女教师坐在一起用餐。这怨恨爆发出来,就成了“和每一个刚认识的男朋友飞快地上床,再飞快地分手,然后再下一个。……我并不是热爱做爱这件事情,其实我很厌恶这件事情,可是我必须得和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上床才能减少一点我的疼痛”[10]。但精神恋爱没过多久,还是被身体的性欲所击垮——李塘试图和邓亚西做爱,她旧病复发,呕吐不止。她痛苦地发现,李塘是把自己当做救治他性无能的药物。这痛苦最终演化为李塘在外面找一个女孩子,公然带到邓亚西的房子里同居。这种折磨与虐待,让邓亚西的精神分裂症加重。三个人终于坐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后,李塘离开了,邓亚西也无可救药地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作为一个女性,邓亚西所有的孤独、怨恨和痛苦,都把她和李塘在性爱中所表现出来的虐待给扭曲变形,朝着另一个方向迅猛发展。自然,这个过程对于邓亚西而言是残忍,对倪慧和她的母亲而言同样如此。《柳僧》一篇,叙写母女两人回老家的故事,而实在是在表现那永远也回不去的过去的无奈,不管过去多么美好。倪慧带着母亲回山西老家,说是为了看望阔别几十年的家人,也略带着炫耀自己装出来的好日子。孙频似乎觉得这残忍还不够,终于在最后,母亲去探望了当年的相好之后,发觉相见不如怀念,动身离开的时候,被当年的相好和两个光棍儿子抢劫,并残忍地杀害了母女俩。倪慧临死前想对母亲说一声对不起,都来不及,她将为自己对母亲的责怪而遗憾终生。残忍既在于回不去的美好,更在于那身首异处的悲凉,竟然出于相好之手。于此,这第一台阶的木板,就用残忍的钉子,打造成牢固的救赎的通道。

沿着这第一级台阶向上,就越发能够看到那最黑暗处的虐待,是多么的卑微,那脓包和蝇蛆,只不过是卑微灵魂无奈的去处,试图坚守而不能的凄惨与可怜。这一方面体现在孙频所提供的“偏执者与虐待狂养成记”,另一方面则在于小说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对于耻辱和尊严的思考。《恍如来世》讲述了丑陋无比又天生异才的韩唐生,因丑陋在高中就被瞧不起,到了大学同样因为缺乏才艺加入不到群体之中。凭借努力学习得来的,又只是证明自己并非天才。因为受到歧视,深夜照镜子自审的时候,被人撞见,从而被当做自恋狂。谈恋爱受挫后,沉迷于游戏,因考试不及格而退学。这个偏执的男人不服输,再一次参加高考,考上同一所大学。然而却在一次看黄片自慰的时候,又被同学撞见,成为羞愧和耻辱的一面。他反而放开了,肆意地看黄片,大胆地自慰。关注最多、意淫最多的是早已在二十四岁就跳楼自杀的日本女优泽井奈。韩唐生在泽井奈的人生经历中,看到了自己,卑微、屈辱、低贱。后来,在读博的岁月里,碰到暗娼丁霞,韩唐生就把丁霞朝着泽井奈的方向塑造,拍摄下两人做爱的视频。两人结婚后,丁霞在二十四岁的年纪,被逼从博士楼跳下身亡。孙频用了一个男人,敷衍出一段女人中另类女人的故事。这一出“女优养成记”,也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偏执者与虐待狂养成记”。《十八相送》可谓是这一“养成记”的第二季,铺陈朱家明在大学里的经历。因为娘娘腔严重,伪娘朱家明的兰花指、照镜子、熏香,加上成天挂在嘴边的母亲张茉莉以及时不时哭泣的毛病,没有人愿意和他同住,一次次被从集体中排挤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因偏执而离群,因离群而孤独的灵魂。他积极地去上文艺美学课,因为老师赵斌就是母亲张茉莉的初恋情人,并为之永生难忘。然而朱家明却发现这个道貌岸然的系主任只不过是一个睡女学生的人渣,他愤而替母亲打抱不平,在课堂上各种出洋相——打嗝、放屁外加摸女生的胸部。被逮捕之后才发现,朱家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张茉莉就去世,他成了张茉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影子,他身上所有的娘娘腔都来自于一个婚姻不幸的可悲女人。再一次地,我们看到,孙频故技重施——以男人写女人。这男人有多么卑贱、偏执,进而成为虐待狂的一员,那女人就有多么下贱、偏执与不幸。

与此同时,在“偏执者与虐待狂养成记”中,耻辱与尊严也成为孙频用力的抓手。她曾说:“我在用文字创造一个世界的同时愈加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内心里、身体里的种种卑劣、种种奴性、种种丑陋,甚至有时候我都会对自己心生恐惧。”[11]她还说:“其实羞耻和尊严是一回事。”[12]因此,她越是写尽了旷世男女的耻辱,就越是彰显出他们身上的尊严来。《骨节》中,夏肖丹出生于一个贫贱家庭,母亲孔梅勉力维持生活,却坚持把她培养为贵族气质满满的公主,因此省吃俭用买电子琴、钢琴,让她的身上充满了艺术的修养。进入大学,这修养自然是备受男生青睐,也在一次弹琴挣钱的时候,遇到了包养她的男人,在被男人摸胸之后,愤怒逃走。这经历让母亲孔梅气愤异常,不惜以剁掉自己的一个手指来让她铭记那耻辱的经历。孔梅保存着自己剁掉的一截手指,之前谎称那是她和丈夫的爱情盟誓。远赴美国,有着高贵出身的被讲述的那个父亲根本不存在,而是一个欺骗孔梅,怀孕后逃之夭夭的流氓。她剁掉自己的手指,用来警示自己耻辱的过去。夏肖丹果然铭记了耻辱,以一截手指的名义,修炼成正果——当上了中学教师,嫁给了公务员丈夫,当了处长夫人。然而她出身里携带的卑贱,还是让她去渴望一次婚外情,不禁在失败之后自虐,让出租车司机摸她的胸部,来抵消打的费。那自虐的背后,分明站着耻辱的人生经历,和抹不去的残忍记忆,那缺失的骨节正是尊严。无独有偶,《色身》讲的也是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群众演员杨红蓉,通过露屁股获得了报酬,却被母亲的癌症吞噬干净,定居城市的房子梦泡汤。为了能够尽快安定下来,选择嫁给一个丑陋、低贱的小老板。或许是因为小老板知道了她露屁股的耻辱人生经历,而夜不归宿,在外面乱搞女人。在一次发现自己被杨红蓉跟踪之后,丈夫超速行车,出车祸后成了植物人。杨红蓉偏执地跟踪丈夫,把裸体露屁股的耻辱一次次拿出来羞辱自己,成为一个可怜的女人。

孙频小说继续提供救赎的希望的台阶,《色身》可谓是第二级台阶到第三级台阶的顺利过渡。杨红蓉难以忍受照料成为植物人的丈夫,找了一个内心里充满了罪恶感的保姆刘亚丽。她以虔诚的态度服侍植物人,还在伺候的过程中,显示出一种满足的喜悦。她把照顾植物人,当成了救赎自己罪孽的一种途径,来偿还未能照顾母亲的遗憾。忏悔、赎罪、拯救等,一一集合在刘亚丽的身上,如同圣母一样,给掉进黑暗最深处的旷世男女以救赎的一线希望之光。因爱而虐,大概是读《圣婴》的第一印象。但无论那因爱而虐的表象如何,爱的温情却是其底色。这通往洞穴之外的台阶,最高处便赫然写着“爱”字,这爱字里满含着的又是悲悯,如同对婴儿的疼爱。格格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智障老姑娘,因药物副作用而异常肥胖。母亲宋怀秀时刻关爱这个智障的女儿如同关爱一个婴儿,也以此为底线,用了免费提供住宿、金钱和房产等作为诱惑的物质条件,把格格积极地撮合给一个卖保险的小伙许峰。这爱对于许峰而言,自然是另一重的虐待,然而他贫贱的出身以及想在城市扎根的愿望,又促使他不得不接受金钱和房产的优裕条件,从而娶了智障老姑娘。但他的痛苦不仅仅是要面对格格,还要面对岳母宋怀秀——一个以悲悯之心看待智障闺女的母亲。宋怀秀所要的是许峰真心地爱智障女儿,从而给女儿的后半生找一个依靠。在看到爱已不可能后,欠和罚就成了宋怀秀绑架许峰的绳索,为此她跳楼自杀,用道德的罪恶来捆住许峰。救赎终于发生,却是奠基于新的罪恶生成。旧债未还,新债又来,宋怀秀的悲悯之爱成了许峰堕入黑暗底部的起点,这一圆环的道德困境,无异于是孙频提给世人的一个难以破解的生存与道德难题。在回答郑小驴的提问:“维持你的小说一直向前的精神气质有哪些?”的时候,孙频说是“绝望,清醒,渴望,悲悯和爱。”[13]必须借由黑暗底部的映衬,通过攀爬救赎的台阶,再经历过卑贱、耻辱、痛苦等的洗礼,那洞穴外的太阳的明亮和温暖,才会越发显得珍贵而不可或缺。由此看来,孙频的小说就如同一个二次函数的抛物线,且开口是向上的抛物线——从光明处一次性跌落进黑暗的底部,在观看了那里的肮脏、自虐与施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种种不堪,再接着逐渐攀爬救赎之光的卑贱、痛苦、屈辱等台阶,最终走进悲悯和爱的暖阳下。正如孙频所言,“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怎样在这‘顽固’的生存困境下找到精神的救赎与出口。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罪与罚、爱与绝望,纠缠着哲学与宗教意味的过程。”[14]如此,孙频的任性和蛮横,不近情理与肆意妄为,也就有了一个可以闪躲腾挪的平台。那闪躲腾挪的过程,不正是孙频借用笔墨而跳出的略显苍凉而悲戚的华丽舞步么!

总而言之,还是应该再回到孙频的创作观念上,借以来理解她用二次函数抛物线所构筑的小说世界。她曾说:“我想,一个女性之所以会去写作,多半因为她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所以写作也是一种精神归宿,是终其一生去热爱一种信念与表达方式。”[15]这便是孙频小说中,被认为是优点的地方。但用力过猛,所导致的优点成为缺点,也触目惊心。这大概是因为,在孙频的创作观念中,“我经常想,之所以有一天我坐下来开始写作终究是因为我内心的软弱。年龄愈长,我愈是强烈感觉到自己的弱小,就像身体深处一处永远填不满的洞,我用感情、用幻想都填不满它,于是,我开始向文字投奔。”[16]因此,她便在文字世界中,肆意妄为起来。她的小说虽然也淋漓酣畅,却寒气逼人,令人望而却步。虽不至于自毁长城,但那终究是不稳固的奠基。看来,孙频需要找到更适恰的书写方式,来表达她那伤口上撒一把盐的疼痛、疼痛中的领悟、痛到死始方休的悲悯与爱的体验,以及奠基于此的救赎和希望之到来。孙频最近发表的《东山宴》,无疑就代表着一个全新的开始。叙述没有那么急促、紧张了,故事也没有那么凌厉、蛮横了,用力虽然依旧猛,却用对了地方,力道也逐渐地拿得准了,不至于造成新的伤害。同时,又能够揭示出她心心念念的、近似于宗教的信仰和哲学的沉思的东西。至于她到底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多远,境界将提升到多高,还是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1] 孙频:《女性的突围与救赎》,《名作欣赏》,2014年第25期。

[2] 孙频:《女人与女人,女作家与女作家》,《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

[3] 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4] 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野草》,2015年第5期。

[5] 孙频:《假面》,《假面》,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4页。

[6] 孙频:《抚摸》,《疼》,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57页。小说中类似的描写随处可见,言语上略有重复,不知道孙频有没有注意到。

[7] 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野草》,2015年第5期。

[8] 孙频:《自由故》,《假面》,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第78页。

[9] 孙频:《用文字和世界对话》,《山西文学》,2010年第6期。

[10] 以上引用,均见于孙频:《三人成宴》,《三人成宴》,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11] 孙频:《写作的意义》,《文艺报》,2013年3月25日,第2版。

[12] 孙频、走走:《写作的时候,有没有快感很重要》,《野草》,2015年第5期。

[13] 孙频、郑小驴:《内心的旅程》,《大家》,2010年第5期。

[14] 孙频:《永恒的生存困境》,《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4年第8期。

[15] 孙频:《用文字和世界对话》,《山西文学》,2010年第6期。

[16] 孙频:《写作的意义》,《文艺报》,2013年3月25日,第2版。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简介

谢尚发,1985年生,安徽临泉人,文学博士,任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兼及文学创作。论文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评论》、《湘潭大学学报》等刊物,曾被《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新华文摘》等转载。文学作品散见于《十月》、《天涯》、《青年文学》、《台港文学选刊》等,著有小说集《南园村故事》,编著有《寻根文学研究资料》、《反思文学研究资料》。荣获“第六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论文奖新人奖”、《青年文学》第二届东阿阿胶杯“重阳·念亲恩”征文大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