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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旁评:谈李晁的《咸心》

来源:《小说选刊》 | 李晁 陈培浩  2019年09月18日15:38

创作谈

副少年

李 晁

《咸心》起初叫《终结的感觉》,来自朱利安·巴恩斯,这个标题以我的感觉测量,更适合短篇。之所以换名,实际是不想重复,对于这个短篇来说,“终结的感觉”一下道出了小说的起点与终点,一语穿透的感觉实在不好。

为什么会写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私感觉”的东西,还是因为童年,或者可以换一种叫法,家庭影响。一个人的成熟在多大程度上是泾渭分明的?我把不准,可以肯定的是年龄在这里失去了考量的标准。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里有一个重要的发现(一体两面),一方面,童年作为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短暂的文化概念,在近现代正面临急遽消退(因为传媒与社会的突变),另一方面,成年也在消逝,更多地化为一个残缺的存在,一种童年的未完成和延伸。

让我着迷的恰是这状态,这篇小说可以看作童年生涯投射到成人世界的影响,它并不在于塑造人物,而在于提供一种风景。小说里的“他”,完全可以看作不完全的少年,很容易看出那难以根除的阴影并未随成长而消亡,家庭残缺带来的裂缝无法弥合(却又被接续),时间上的“少年—成年”的界限只是表象,成熟是相对。我们知道,家庭辐射开去的空间叫社会,家庭又同社会一样维持着规范和传统,可作为复杂的个体,他/她如何被家庭塑造并试图反抗这塑造的结果,就变为焦点,其中的制约因素有许多,情感上便分为“父爱”“母爱”“孝道”等等,而串联这一切的总关系叫作——血缘。血缘带来的连接实际仍可以看作小型的社会结构,因其小更易被掌控,等级、身份、行止,彼此分明又多少模糊,这之间的撕扯,是考量家庭这一存在的重要因素。只是说到《咸心》,我才有机会再度审视,小说里的“他”难道不是一直在经历童年生活?在这里,任何时候的置换都是成立的,或许可以这么看,成为一个少年是容易的,而告别少年却如此艰难,所以,我更愿意称主人公为——副少年。

小说很简单,故事时间也仅在一天之内,是结构的跳跃为它撑开了叙述空间,通篇的人物称谓也是有意为之,“他”“她”“男人”“女人”,小说放弃了人名或者说身份带来的符号意义,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稍稍消解。这个小说自然有我熟悉的氛围,虽然诸多细节、安排都出自虚构和重组(比如与父亲出游一段),此种敏感与波澜在小说中保留下来,这两代人的角力,突然落在了下一代身上,在这三代人中,主人公被裹挟其间,“他”在取得“父亲”这样一个新身份后又将面临新的开始,因上一代并没能提供一种“父辈”经验,所以“他”的恓惶和不知所措就成为一种必然,“他”的审视就带有强烈的自私与抵触,“他”将面对的还是对生命的再度体认和重新学习,是否完成蜕变,谁也说不好。

有时我很傻地想个体的存在实在奇妙,当我们遥望祖先,你无法望到一个确切的开头,族谱的有限与断代,让人失去回望的线索,唯一能肯定的是,在人类数万年的演进中,你是抵达的终端,是那个唯一,而形成“你”这个人之间的任何时段,哪怕出一点点小小的意外,一场风寒或者一次转身(更别提气候与战乱),就完全没有你了,这概率无限扩展,如此一想,作为个体的幸运是否值得说道?而它的反面,是否又是苦涩之旅的开始?

 

 

旁 评

进入一种“中年写作”

陈培浩

李晁是我熟悉的青年作家,我曾说过:李晁小说从青春书写出发,从残酷青春而至感伤追忆,逐渐积累了一种嵌入历史的自觉。诚然,走出青春期的李晁,写作越来越有了中年的况味,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咸心》尤其看出了李晁写作的某种“中年”转型。

“咸心”之名,大概是从“甜心”化用而来。90年代以来受港台影响颇深的大众文化中,“甜心”就是所谓的Honey,指称亲密爱人或宝贝儿女。不妨说,“甜心”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爱,一种因为太甜而失去了文学可能性的爱。“咸心”虽然以咸命名,事实却是五味杂陈,它不像“甜心”那样可口,又不至于成为“苦心”甚至于“恶心”。所以,“咸心”其实是每个人生命里都有的一种丰富复杂的心理状态,只是早些时候被飞扬的青春所掩盖,再晚些又可能被一种更超脱的人生智慧所超越,所以,中年恰恰就是最具“咸心”感的生命阶段。

《咸心》虽然涉及了现代人的孤独,比如主人公的丁克观念,比如他跟妻子之间那种独立又不无疏离的关系,比如他们所养的那只颇为慵懒宠物狗,在内在精神气质上跟现代性也颇为契合。但是,《咸心》的要旨并不在此。它更像是对一个因为童年阴影而患有“父职身份恐惧症”的中年男人进行的一场精神分析和心理疗愈。《咸心》的故事并不复杂,初为人父的“我”有点手忙脚乱、状况不断。不过,小说重点不是编织一个身处母亲、妻子和儿子构成的难缠家庭关系中的中年男人的现实焦虑;更多的,小说在现实与回忆,在儿子与自我中不断切换,逼近的是主人公内在的身份焦虑,小说由此对其进行了一次心灵阴影的精神剖析,最终,儿子的出生使主人公理解了生命更深层的侧面,在精神上与父亲有所和解,并逐渐认同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因此实现了自我的精神救赎。

有趣的是,我最近在一些晚期80后作家身上发现了一种进入家庭和日常生活之后的焦虑,比如和李晁年龄相仿的青年作家林培源,在其新近出版的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中便有多篇小说以虚构的方式曲折地投射了对婚姻家庭日常的焦虑。对于作家来说,日常生活是他生命的“白天”,而写作生活则是他生命的“夜晚”。“白天”的焦虑和负担,终究需要“夜晚”独处和写作的纾解。因此,呈现在写作的“焦虑”其实正构成了对生活的“焦虑”的克服。

《咸心》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年写作”。我曾详细分析过李晁“青春写作”阶段的作品,青春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独立于强势的父系文化之外,进行着最真诚而热烈的批判。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些决绝的叛逆青年,怀着俄狄浦斯情结,最终免不了进入主流的象征秩序,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曾经反对的“父亲”位置。具有强烈“中年性”的《咸心》,写的正是主人公如何通过心理调适而在精神上接受了自己“成为父亲”的故事。我想说的是,有意义的“中年写作”,虽接纳了一些生活的杂质,呈现了一种主体的退却,却始终保持一种美学上的“焦虑”,并构成了一种审美上的持续打开。我想从青春写作进入中年写作对李晁似乎已经是正在发生的事实,我愿他的“中年性”中依然有坚韧的“美学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