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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文艺报》创刊70周年 | 从板房时代到南里十号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19年09月18日09:00

北京市东四礼士胡同一二九号 复刊后的《文艺报》在此办公

沙滩北街2号

1986年,老漫友相聚《文艺报》,叶浅予绘 原发《文艺报》1984年4月19日第4版

陈丹晨:富于思想性与前瞻性的园地

《文艺报》创刊于1949年5月,最初是以第一次文代会的会刊身份出现的。本意在于搭建文艺工作者“交流经验,交换意见”的平台,是“报道各种文学艺术活动情况,反映群众意见的工具”(《〈文艺报·创刊号〉发刊词》),这应该说是几十年来始终如一的办刊宗旨和任务。1949年时,我只是一个幼稚的文学爱好者,读到一些解放区文学作品,给我一种从未有过的清新明快的艺术美感,看到了另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所以我也很关注当时举行的文代会,买了新出版的《文艺报》。它虽然是会刊,但是公开发售的。这一切对我都是非常新鲜的事。直到《文艺报》正式出版,从此我就成了它的忠实读者。【详细】

朱晖:《文艺报》的板房时代

记忆中,为了容纳尽可能多的部门和属员,板楼的开间都不大,惟一的例外是二层西侧的会议室。一台乒乓球案居中摆放,四围是密扎扎两环折叠椅,勉为其难地挤进报社的四五十号同仁。在这里,最经常召开也最让人着迷的会议,是由专司各种文艺门类、体裁的编辑,受命当众汇报最新的创作和理论批评成果动态。这样的例会于汇报者是展示自己对于最新创作和理论批评现象的掌握与梳理,于与会者则是一种殊为可观与难得的学术获得与交流。无拘无束的讨论,大大地提升了有价值的思考,进而促成了质地坚实的选题……【详细】

寒小风:《文艺报》办公地点的变迁

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当时的办公地点在东四礼士胡同129号。冯牧同志是文化部党组成员、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同时也是《文艺报》的主编。《文艺报》复刊后没有办公地点,他就从政研室挤出两间房作为《文艺报》临时办公地。此院是两个并排四合院,院子之间有走廊相连,后面是个小花园,有水池、亭子、花草。整个院子雕梁画栋,前廊后厦,精美雅致。《文艺报》办公室在东院,一间坐北朝南,编辑部谢永旺、召明、黄文珍、陈新民、李燕平和我在这儿办公;另一间南北走向的大房间,是陈丹晨、阎纲、刘锡诚、吴泰昌、郑兴万、雷达、高洪波、文椿、杨天喜等编辑的办公室。【详细】

贺绍俊:沙滩北街2号

文艺报社当时办公的地点是沙滩北街2号。沙滩北街2号应该是作家们很熟悉的地方,不仅文艺报社在这里办公,中国作家协会也在这里办公。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有几幢庄重的砖石大楼,但文艺报社和中国作家协会不是在这些大楼里办公,而是在院子里搭建了几排简易楼房作为办公的地方。文艺报社是一座单独的简易小楼房。上到二层的梯子是悬在一面外墙上的,踏在梯子上咯吱咯吱直响。但那时候并没觉得它有多简陋,每天踏着梯子跑上跑下的觉得特别欢实。【详细】

范咏戈:那些年的《文艺报》

2002年,我从外单位调入文艺报社工作。其实,我对《文艺报》并不陌生,从中学时代起就一直订阅。但是2002年真正调来并受命主持报社工作,情况却并不乐观。社会转型给“体制内”单位带来剧烈冲击,当时文学也已失去轰动效应,直接的结果就是发行量下滑、经济拮据。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任第一周就被债主堵门,因欠印厂印刷费被告上法庭,报社败诉被强制执行,面临封账停刊。【详细】

郑伯农:我和刚刚复刊的《文艺报》

1978年之后,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和《文艺报》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我为《文艺报》供稿,得到他们的许多帮助。直到1984年中宣部召开京西宾馆会议,特别是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作代会之后,我给《文艺报》提供的稿件大大减少了,但和报社的许多同志仍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真没有想到,1989年底,我被派往中国作家协会任职,居然荣幸地成为了《文艺报》的一名正式员工。【详细】

金坚范:“克隆一个鸡蛋?”

1998年4月初,中国作协时任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找我谈话,说郑伯农同志已超过任职年龄,由我接任《文艺报》总编辑一职。隔行如隔山,我是学英语出身,长期从事英语口译和外事行政组织工作。在文学界“打工”多年,编辑工作一窍不通,写评论文章做梦都未曾想过,所以我当场予以婉拒。他锲而不舍又找我谈了两次,我是软磨硬抗,死活不从。逼到墙角里,我说:“这是要让鸭子下鸡蛋。”他迅即一笑:“现在不是有克隆技术吗,你就克隆一个鸡蛋吧。”智斗败下阵来,只能服从组织决定,走马上任。【详细】

杨匡满:我心目中的《文艺报》“三驾马车”

我走出校门、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就是《文艺报》,在这里,我有幸接触了很多品格高尚、学问深广的前辈,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事业上的引路人,与《文艺报》的这份感情是永远不可能割舍的。在正式谈“三驾马车”之前,我想先提到一个人,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文人的修养、宽厚、善良毫不逊于张光年、侯金镜和冯牧三人,他就是黄秋耘。【详细】

吴泰昌:“我们环绕的是群山,面对的是高峰”

1973年,我从五七干校借调到《河北文艺》杂志社工作。1976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复刊时我调去工作,至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以后,我才又重新调回。这期间我经历过的领导、接触过的朋友都很多,有郭沫若、茅盾、巴金、周扬、叶圣陶、冰心、沈从文、钱锺书、曹禺、孙犁、严文井等文坛前辈,有张光年、冯牧、孔罗荪、唐因、唐达成等报社领导,还与杨晦、朱光潜、吴组缃、林庚、王瑶等北京大学的老师不失联系。【详细】

阎纲:二十七年是与非

侯金镜一有发现,便到我的窗外喊上一声,《红岩》就是他首先喊出来的。他说:“现在是困难时期,人们物质生活匮乏,要使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我们需要革命的浪漫主义,但要拿生活的真实作基础,绝不能拔高人物。当前形势下,宁肯牺牲浪漫主义,也不能牺牲现实主义!”在侯金镜的鼓励下,我写了《一九六一年中、长篇小说印象记》,重点推出《红岩》。【详细】

束沛德:将《文艺报》送回家

我没想到《文艺报》编辑部竟没有一套从创刊至今的完整的《文艺报》。这些年来,编辑部曾不止一次地从我处借用某年某月的报纸。在它的70岁生日前夜,我决心把自己保存、收藏的一套完整的《文艺报》(1949—2019)悉数捐赠给编辑部。当我把分散在房间犄角旮旯的这些报纸集中到一起,面对它们,真还有一缕难舍难分的感情。但我更为它们终于回了家,有了最好的归宿而欣慰。【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