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美国女作家玛丽莲·罗宾逊的代表作“基列三部曲”《基列家书》《莱拉》和《家园》中文版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出版。本访谈原刊登于《巴黎评论》第186期，2008年秋季号。现被收入《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拟于2020年6月出版。本文为该访谈节选。

玛丽莲·罗宾逊( Marilynne Robinson)于1980年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管家》(Housekeeping)。那时她在文学界还不为人知。但是《纽约时报》早期发表的一篇评论使得这本书受到关注。“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似乎突破了普通人所有的不满，实现了一种变形”，阿纳托利·布罗亚德写道。他的热情和敬畏得到许多评论家和读者的认同。这本书成了经典，罗宾逊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然而，过了二十多年她才写了另一部小说。

罗宾逊是一个基督徒，她的信仰很难“一言以蔽之”。卡尔文的思想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卡尔文描绘成一个被误解的人文主义者，把他的“世俗化倾向”比作“人们在爱默生和惠特曼身上看到的对人性的颂扬”。《基列家书》书封。

她的小说也可以被描述为对人性的颂扬——书中的人物令人难忘。《管家》是露丝和妹妹露西尔的故事。母亲自杀之后，性格古怪的姨妈西尔维照顾她们。罗宾逊详细讲述了三人世界的新生活如何改变了她们。而《基列家书》则是对人物性格更为细致入微的探索。小说主人公约翰·埃姆斯，一位77岁的牧师，记录了他的生平和家史，准备死后留给年幼的儿子。《家园》借用了《基列家书》的人物，但是主要讲述了埃姆斯的朋友罗伯特·鲍顿牧师和他总是惹是生非的儿子杰克的故事。罗宾逊回到《基列家书》中描绘的地方，她说，“写完小说或故事之后，我总是想念书中的人物——有一种失去亲人的感觉。”

《基列家书》和《家园》都以爱荷华州为背景。罗宾逊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在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任教。为了这次采访，我们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见了六次面。在此期间，爱荷华市似乎经历了各种极端天气：两场暴风雪、严寒、冰雹、大雾、春雨和强雷暴天气。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后不久，爱荷华河洪水泛滥，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水位。

罗宾逊过着一种相对孤独的生活。她离异，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自立门户。她追求知识，沉迷创作，雄心勃勃，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社交活动。她说：“我对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有一种紧迫感，只能通过独处约束自己。”但她也有一部手机和一部“黑莓”。我们谈话的时候，“外部世界”偶尔会打断她的思路。有一次，她的“黑莓”响了起来，告诉她有一封电子邮件。她说那是以前一位学生发来的。“跟我要‘导语’，”她说，“我欠这个世界一个‘导语’。”

《巴黎评论》：小时候，你认为长大之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罗宾逊：哦，当个隐士？哥哥说，我会成为诗人。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做了许多好哥哥做的事情。我们生活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小镇，他就像亚历山大划分世界一样，划分了我们的未来:“我当画家，你当诗人。”

《巴黎评论》：你们家信教吗？

罗宾逊：我们家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主要因为我的祖父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但更多的是遗传的直觉，而不是实际的事实。餐桌上，我们更多谈论的是政治。他们对共和党的政治非常感兴趣，我几乎不用插嘴。或许我也确实需要说点什么。

《巴黎评论》：你父亲是做什么的?

罗宾逊：他在木材行业工作，以早已过时的方式一步步往上爬。木材工业在爱达荷州我们居住的那个地区占主导地位。你现在飞过落基山脉时，看到森林被肆无忌惮地乱砍滥伐，但那时候还没有被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

《巴黎评论》：你的家人是怎么来西部定居的?

罗宾逊：我们家有一个关于19世纪先人来西部拓荒的传说——坐着有篷马车，穿过幽暗的森林，狼，来要馅饼的印第安人。我的曾祖母是最早移居华盛顿东部地区的白人之一。据说，看到印第安人站在门外，她就赶紧走出去。那人会说：“馅饼。” 当然，这只是个故事，但是我们家的女人总是烤馅饼，并且为此沾沾自喜。《莱拉》书封。

《莱拉》书封。

《巴黎评论》：在你的第二部小说《基列家书》中，主人公是牧师约翰·埃姆斯。你认为自己是宗教作家吗?

罗宾逊：我不喜欢拿宗教和非宗教分类。一旦拿宗教划线，它就会被篡改。在我看来，任何富有同情心和洞察力的作品都可能符合宗教的所有教义，不管作者是否有意将其宗教化。

《巴黎评论》：你平时是手写，还是在电脑上写作，还是两者都用?

罗宾逊：写《基列家书》的时候，我是时而手写，时而用电脑。写《管家》的时候，手写。那时候，我没有电脑。也不喜欢被打字的声音分散注意力。

《巴黎评论》：你写《基列家书》花了多长时间?

罗宾逊：大约十八个月。我写小说很快，这一点可不为人称道。

《巴黎评论》：写一个“坏”人物很难吗?

罗宾逊：加尔文说上帝对人有审美上的享受。我们没有理由去想象，上帝会选择将自己永远置身于那些唯一的特质就是从不犯错的人们中间。以大卫王为例，他就做过很多坏事。倘若我们认为只有完美无瑕的人才值得颂扬，那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排除了人类传奇中几乎所有具有深刻价值的东西。有时候我无法相信上帝会那么狭隘，明确指出他赞成什么，不赞成什么。

《巴黎评论》：你在小说中怎样描写历史人物?

罗宾逊：我对任何事情的一定之规就是阅读能找到的最原始和最接近历史真实的材料。我尽量谨慎地使用历史人物。我的约翰·布朗只是黑暗中的一个声音。

《巴黎评论》：你读当代小说吗?

罗宾逊：我对当代文学并不是漠不关心，只是没有时间。对于我的同龄人来说，跟上我比我跟上他们要容易得多。他们都写十五本书了。

《巴黎评论》：你对文学批评有什么看法?

罗宾逊：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但文学批评似乎只是为了批评。和人们实际上写了什么关系不大。在新闻批评中，这种做法很常见，似乎作者们都在炮制消费品，而他们希望把这些东西清理得干干净净。我不认为人们对活着的作家一定应该像对死去的作家那样心存敬畏，但如果一位作品应该得到尊重的知名作家，花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小说，而这本小说又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对他嗤之以鼻也是不公平的。一部未能产生影响的作品，在另一代人看来未必就不成功。那可能是作者人生旅途的一部分。

《巴黎评论》：你写作时有什么习惯、癖好，或者特别之处吗?

罗宾逊：我穿得像个流浪汉。约翰·契弗【John Cheever （1912一1982）美国当代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瓦卜肖特纪事》、《鹰猎者监狱》等】写作时穿西装、戴帽子，夹着公文包，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我却不是那样。我喜欢尽可能地忘记自己的存在。

《巴黎评论》：你是在书房里写作，还是随便在哪个房间里写作?

罗宾逊：主要在书房里，但也会倚在沙发上写。我喜欢四处走动，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完全固定在某个地方。不过，我呆在自己家里。这一点至关重要。

《巴黎评论》：为什么?

罗宾逊：因为我可以忘掉周围的环境，不会因为思考而分心。是谁选择了那幅画呀? 我知道是谁选的那幅画。

《巴黎评论》：写作对你而言容易吗?

罗宾逊：写作的艰难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最好的情况是保持一种专注的状态。这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体验，无论多么困难或令人沮丧。那种专注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不得不面对这个世界的合理期望时，宁愿“闭关锁国”，甚至有点牢骚满腹的原因之一。

《巴黎评论》:你按照自己制定的时间表写作吗?

罗宾逊：我真的没有自律的能力。倘若某种东西强烈地呼唤我，我就写作。不想写作时，就绝对不写。我几次尝试用所谓职业道德要求自己——不能说已经尽我所能——但如果脑子里没有什么我真正想写的东西，就只能写一些我讨厌的东西。这让我沮丧。我连看都不想看那些信笔涂鸦。更不想让它从烟囱里爬出来。也许是自制力的问题，也许是秉性的问题，谁知道呢？我希望能多做一些事情。我不介意已经写了十五本书。

《巴黎评论》：即使其中多部反响平平?

罗宾逊：没错。

《巴黎评论》：你记日记吗?

罗宾逊：在我一生的不同时期，都买过装帧精美的笔记本，带扣子的那种。写了几天的感想，就扔到一边儿。过后拿起来再看，心里想，真是个白痴。

《巴黎评论》：修改手稿呢？很费心劳神，还是初稿不会大动?

罗宾逊：如果我写的东西自己不喜欢，基本上就把它扔掉，试着再写一遍，或者写一些有类似情节的东西。但是我真的不会回过头来从头到尾再改一遍已经写过的东西。倘若我需要写一句话，表达某个意思，便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想，直到听起来正确为止。我大部分修改的内容都是事先想透了才落笔。

《巴黎评论》：你坐在书桌旁或沙发上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或者你整天都在脑袋里构思吗?

罗宾逊：写作期间，我一直在脑子里构思。但就创作而言，只有一笔一划写下文字的时候才会这么做。比方说，我跨过一座小桥回家的时候，如果脑子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心里就想，先把它“屏蔽”掉，因为如果现在想清楚了一个场景，等我拿起笔开始写的时候，就什么都毁了。

《巴黎评论》：大多数人都知道你是小说家，但你花了很多时间写非小说。是什么让你开始写这些作品的?

罗宾逊：我想改变自己的想法，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词汇体系或平台，这样就可以为自己“开疆拓土”——我总是想象荷兰人向海洋索取土地——打开以前对我封闭的领域。这也是我的乐趣之所在。我不断审视自己的想法，写了一些东西，然后想，我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如果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写的那些东西都心知肚明，那么就学不到任何新东西。

在这种文化中，写文章往往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有人对作者潜在的兴趣吹毛求疵，便说三道四。这并不意味着作家没有能力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但我们也确实写了很多无关紧要的文章。最好的文章来自于人们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那一刻。《家园》书封。

《巴黎评论》：你也写过美国人不愿意思考重大的问题。我们害怕什么?

罗宾逊：害怕自己。就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最好的事情是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似乎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毫无痛苦地、无意识地生活。我对此有全然不同的看法。古人说得对：先人宝贵的经验是一种非凡的、困难的、不无阴影而又辉煌耀眼的经验。这种经验并不能使人在世上活得舒适。“阴影之谷”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经历人类所经历的、包括怀疑和悲伤在内的艰辛，你就是在剥夺自己。我们把痛苦和困难视为失败，而不是说：我要经历这些，我所崇拜的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些。音乐产生于痛苦和困难，文学产生于痛苦和困难。我们应该把人性看作一种特权。

《巴黎评论》：你吃鱼吗?

罗宾逊：我属于蛋奶素食者，还得去掉蛋。我知道希特勒是个素食者。在意大利访问墨索里尼时，他拒绝了国宴。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我拿他作为一个例子来讲，试图说明，一个让人厌恶的人的美德是如何成为“负号”的。

《巴黎评论》：《祖国》出现在《管家》和《基列家书》两本书之间，时隔二十多年。你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才重新开始写小说?

罗宾逊：我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写作《祖国》，开始了一种相当于自我再教育的努力。在学校工作这么多年之后，我觉得我所知道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我不希望自己写的书再成为一条注入胡言乱语的海洋的溪流。而多少年来，人们的智慧都浪费在这种“海纳百川”之中。我还不至于天真地以为，除了个别情况和小细节之外，已经逃脱了这种命运。但我所做的研究和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我在写小说之前必须达到的一种境界。

《巴黎评论》：你曾经说，“这个世界对我们而言，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坏和更坏的区别。” 你是否担心过，这种想法过于悲观?

罗宾逊：我担心还不够悲观。我对自己的生活颇为满足，只有这个世界并不美好的事实让我心烦意乱。我珍惜时间。大多数情况下，我可以把握时间。对我而言，这是高标准生活的标志。我划了一条“回归线”，在那里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因此得到回报。我的生活中有一种清教徒式的享乐主义

《巴黎评论》：你觉得你在生活中错过了什么?

罗宾逊：我总觉得自己错过了一些东西。例如，应该多旅行。去年秋天我去了巴黎，对我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开端。我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本身就很了不起。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之后，我想，应该经常出来走走。可是一回家，就想，还有那么多工作等着我去做，那么多书还没有读。坦率地说，我认为一路走来，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可以开动思想，去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那么，我想，就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