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文学史中最早的诗歌《击壤歌》，极为生动凝练地表现了上古时期人民的生活形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一种统一和谐的对应状态。人并不是与自然分离的，而是与大自然的运行统一的。这样的诗歌虽然描写的是人的社会生活，但这种社会生活与自然存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他们是一体的。在稍后的古希腊悲剧中，人被命运所决定。不论这些作品中的人如何努力，都难以逃脱冥冥之中既定的命运。在这里，人虽然独立于自然，但并不具有自我意识，而是无法摆脱命运左右的被动性存在。至文艺复兴及之后的启蒙运动，在欧洲，人的自觉意识逐渐苏醒，并从神的命定中出走，开始追求人应有的生活、权利与价值。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很快使人被机器、利润、欲望等新的“神”——“物”所异化。人的独立性在摆脱神的控制之后，又被物所压抑。现代派艺术思潮的盛行，既是艺术表达向人性深处拓展的努力，更是人被异化之后的迷茫与困惑的表现。而在东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一直表现出微妙的状态。即使是诸如《红楼梦》这样的巨著，也极为深刻地流露出另一重视角。这就是从更广大的时空背景来看人世生活。当具体的人被更广大的时空重新定义之后，就呈现出一种“无意义化”。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仅仅从具体的人的角度看人，而是从宇宙时空的层面来看人，人的最终价值仍然逃不脱“空”。“空”不是无，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主要是指其价值形态的消失。尽管这种表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仍然认为是一种充满了消极意味的认知。因为，即使从宇宙时空的层面来看，人的价值如果是可以忽略的，但并不等于是没有的。人仍然具有自己的自主性、创造力、审美追求，创造了属于人类的，其实也是属于宇宙的璀璨文明，并因“人”这种存在的存在而完成了宇宙时空的存在。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宇宙中众多的诸如人这样的存在体，也将没有宇宙。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将人作为自觉自主的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显现出人的创造力、崇高理想与高贵品格，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实践可谓居功至伟。

首先我们注意到，新中国70年的文学中，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大多数——劳动者成为主人公。在各类文学作品当中，不乏对社会底层人们的描写。不过，在这样的描写当中，从最主要的意义来看，他们基本上处于作品人物群雕中的边缘地带，既不是社会生活中处于积极地位的人物，也不是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角色。基本上，只是构成叙述需求的某种“搭配”，是配角的“配角”。即使是诸如《红楼梦》这样的具有浓郁人文色彩的作品，普通劳动者也并没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者。如其中的刘姥姥、焦大等。在新文学运动时期，鲁迅笔下的阿Q也只是一个被可怜的人的“另类”。但必须承认，从新文学始，那些引车卖浆者开始走上文学殿堂的舞台中心。如《一件小事》中的洋车夫，已经显现出普通劳动者人格与品质的高尚，以至于要压出作者之“小”来。而在另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中，如蒋光慈的《短裤党》等，劳动者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尽管他们的形象仍然薄弱、概念化，但毫无疑问地显现出新文学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与尊重。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普通人的光辉形象涌现出来。他们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积极参与抗战，表现出非凡的智慧与勇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确立，文学创作中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吕梁英雄传》这样的长篇小说中，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吕梁山区的普通农民们，逐渐觉醒。面对日寇的侵略，不得不拿起枪，展开生死之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在《小二黑结婚》中，由于人民政权的存在，使小二黑、小琴这样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社会条件——不论是属于个人的个人爱情婚姻，还是属于民族的独立自主等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集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谓的“三红一创”——《三里湾》《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最具代表性。在以他们为代表的作品当中，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的自主意识被唤醒，创造性得到了激发。他们充满热情地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并显现出巨大的智慧与勇气。他们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主导者，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自觉者。在这些作品当中，劳动者成为创造新生活的主体，而不再是“别人生活”的配角，更不是社会生活与文学作品中的可有可无者。他们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价值追求，有创造新生活的主动性、自觉性，以及当家作主的自豪感。无可置疑，这类人物形象的出现，与新中国的建立有着根本性关系。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的国度，是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为劳动者谋取根本利益的现实存在。这使劳动者在国家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中据有了主体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现实表现在文学作品当中，就是劳动者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人公。

总体来看，这些主人公是具有超越个人利益因而具备崇高品格与独特个性的形象。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具有个人意义——比如对爱情的追求，个人家庭的影响等等。但是，这往往是这些形象的起点而不是终结。在参与到浩浩荡荡的建设新生活的实践当中时，他们的精神境界、情感世界、价值追求总是要汇聚在更为广大、崇高的使命当中，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甚至牺牲。如王愿坚一系列关于红军长征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这些红军战士虽然并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却是革命队伍中千千万万个战士的代表。他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与操守。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的生当作最高的追求，而是把胜利作为唯一的目标。在他们身上，不仅闪射出革命战士的光辉品格，也表现出人性当中最为闪光的内涵，是人性崇高品格与革命理想的完美统一。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作品当中，对改革的呼唤，以及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他们并不担忧个人的得失荣辱，而是显现出能够体现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勇气与魄力。《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雷厉风行地推动改革；《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与掺杂着个人利益的僵化保守势力博弈时显现出与时代需求一致的理想与情操。这样的人物形象一直延续至今天。虽然在表现手法上更显丰富多样，而其中的精神品格却一以贯之。

在新中国文学中也出现了许多身居“高位”的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形象，诸如前述之乔厂长、县委书记李向南等。他们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作品叙述的推动力、故事情节演进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些作品忽略或丢弃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塑造，而是在这些形象中强烈地表现出人民的属性。或者说，他们恰恰是人民形象的典型代表。首先，这些人物本身代表了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从而也可以说他们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言人、体现者。其次，他们社会实践的目的不仅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其实践的方法、智慧、经验均以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为根本，是来自人民的。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因而，尽管就他们在作品中的具体身份已经与普通的劳动者不同，但从其本质而言，仍然是体现人民意愿的，是顺应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

新中国70年来的文学描绘了人民创造新生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大致而言，有这样一些类型。首先是近现代以来人民大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革命战争画卷。其中如《苦难辉煌》《烈火金刚》《保卫延安》《谁是最可爱的人》《高山下的花环》等等以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等史实为题材的作品。其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其中的《青春万岁》《宋老大进城》等表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自豪与喜悦，以及对未来的真诚向往。《山乡巨变》《钢铁洪流》《汾水长流》等作品则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工农业战线呈现的崭新气象。《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新星》《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走向新的变革的历史进程。《抉择》《省委书记》《大雪无痕》则表现了新的历史时期改革的艰难进程，以及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另一些作品则聚焦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社会政治的、日常生活的、精神文化的，并对之进行反思批判。其中如《花园街五号》《芙蓉镇》《活动变人形》等具有广泛的影响。那些具有先锋意义的作品，在拓展新中国文学可能性的同时，对人的内在世界——精神意义的、感觉意义的、无意识意义的——做了细至入微的表现，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存在的另一侧面。而其中的人物，大都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承受生活遭遇的艰难困苦，并展现出生命的顽强与执着。如在《白杨木的春天》中，即使是像曾怀林这样的在农场改造的人也仍然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并逐渐变得坚强起来。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在70年来的创作中，人物个体命运的变化往往预示、代表了群体的变化，进而成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追求。如《哦，香雪》，描写了一个在大山里长大的乡村女孩，看到火车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符号时，内心世界发生了深深的触动。这种触动尽管是属于香雪个人的，但也是属于时代的，是属于与香雪一样渴望走出大山，融入山外的世界的人们的。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孙少平代表了新的历史时期来临之后，通过努力改变个人命运的普通人形象，具有极为突出的典型性。在《上面》《甘家洼风景》等作品中，表现了社会变革时期普通人情感世界的微妙变化，具有柔婉的人文情怀。人民不再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这种个体不再仅仅属于个人，而是折射出深广社会意义的人民性，是人民命运的个体表达。在这里，个体与群体生动地统一起来，构成了一幅幅具有时代意义的璀璨画卷，为中国文学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总体来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理想、信念，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智慧、能力、情感，有丰富多样的性格特征与充满个性的人格魅力。从他们身上，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具有的改变世界、走向未来的活力。人民性，也就成为新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