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游弋于叙事和抒情之间一种博采众长的兼性文体，散文一直因为自由而茁壮——直到今天，当小说因为技术和资本而面临被产业化的危机，诗歌受到社会心理影响而易被情绪裹胁时，散文依然故我。尽管报纸、杂志、网络上的散文作品不少，但有辨识度的并不多，很多同题材的几无差别。所以散文生态格局也属“金字塔”型。获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的《木头的信仰》（刘云芳）和《一个人的工地》（蒲素平）是这两年河北散文创作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观察2019年文学现场，河北散文创作硕果累累，不啻为文学繁荣的一个表征，但由于数量较大，我们只得从抽样得来的某些作品中，深入时代经验和作者体验的密林，寻找散文为时代、文学和个体情感代言的证据。

中国经验的个人表达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学为中国经验创造了独特的审美表达语境。散文钩沉记忆、直面现实、观照心灵的功能，使之在为时代赋情、为人民赋义、为英雄赋美的同时，也创造出属于文体自身的荣光。主题创作堪称该年度内河北散文最重要的总体性特征之一，一批用白描、对比、叙述、议论等手法，以观察景物、感受风情、回忆人物等为主题，多角度表现新中国发展史和改革开放新风貌的佳作出现在省内外媒体上，它们叙说真挚，情感细腻，风格清丽，为读者了解生活变迁、感悟家国情怀指明了多重路径，也彰显了散文的社会担当。

刘江滨的《那一湾清凌凌的水》（2019年5月29日《人民日报》）表达对家乡“水事”的追溯、记忆和感怀，文中的水仿佛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并由对新生活的展望完成对时代的情感认同。该文开篇通过个人名字的寓意实现由客体向主体的情感过渡，之后层层推进，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叩听“一枕水声”，在对童年农耕生活的回忆中记起由水而起的快乐和困顿，再由当下一渠清凌凌的水展望新时代生活的“迷人姿容”，实现了由小见大的意蕴跃升。同样以水为时代“镜鉴”的书写还有朱阅平的《北京水事》（《绿叶》2019年第9至11期），这篇颇有“大文化散文”气象的作品以官厅湖为中心，上溯洋河、桑干河两岸历史的波诡云谲，中涉封建帝王变无定河为永定河的无限决心，旨要则落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修建官厅水库根治水患的宏大气魄和新世纪以来湖水治理后人水共欢的快慰心情上，将自然、历史和现实汇于一条河流中，为读者抒胸臆、发幽思准备了材料支撑，也使作品充满文化意蕴。与上述写法相近的还有沈晓东的《深河情缘》（2019年5月10日《河北日报》）和冯小军的《云勇的山林》（201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都在表达亲历者对社会生态观念进步的感受。杨辉素的《露天电影——时代的影像》（2019年8月9日《光明日报》）则将看电影作为瞭望改革开放的小窗口，以个人观影方式的变化为国家和时代放歌，个体体验放大为时代经验。

郁葱的《此去经年》（《长城》2019年第2期）回忆与田间、李满天、张庆田、肖杰、王洪涛五位河北文坛名家的交往，低徊的叙说夹以浓烈的情感，令文字在人物经历、才情秉性和历史烟云的缠绕中迸射出穿透时空的力量。该文以个人回忆录为人物立像，为当代文学史补充了弥足珍贵的口述史资料，更是通过回忆人物对文学事业的赤诚、坦荡磊落的襟怀和扶掖青年的不遗余力，客观上展现新时期以来当代河北文学精神的底色和相貌——这已区别于普通的怀人之作，虽仍是私人书写，但已具有公共记忆的担当，是对中国经验的具体化表达。刘建东的《去梅洁的家乡》（《当代人》2019年第11期）记述探访南水北调水源地的经历，顺着郧阳的历史和现实脉络，既向长期关注工程建设和移民生活的散文家梅洁致意，也向当地作出巨大牺牲的百姓们致敬，为理解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尝试了新的情感角度。周喜俊的《吴冠中与西柏坡》（2019年7月5日《光明日报》）通过对油画《中共中央西柏坡旧址》创作过程的考证，还原了历史真相，行句间充盈着对艺术家敬业爱国之情的赞许和对革命传统精神的敬仰，毫不矫饰的抒情鼓舞人心。尚未的《那抹山脊红》（《长城》2019年增刊）将个人、家族和家国统一起来，通过对爷爷和狼牙山老兵抗敌报国事迹的书写，表达了一位老军人对英雄的仰慕和崇敬之情。

私人记忆的情感转化

散文的思想史意义，建立在文体的开放性所形成的个性化表达上。写作者千差万别的生活经验和管窥社会、感悟人生的不同角度，使标记私人记忆的书写在年度散文中的数量与主题最为丰富。藉由或灵动或深沉的叙写，童年记忆、亲情体味、世事变迁等交织成一曲旋律繁复的乐章，成为人本意义上生存和生活的审美化写照。

刘萌萌的《绿火焰》（《芙蓉》2019年第4期）是以散文笔法成功处理日常经验的典范之作，在水泥厂区艰苦的生活中，母亲和陈姨始终让蜂窝煤里“现实主义的火焰”强劲燃烧，一个严谨到“不比约定早一分，也不会迟一秒”，但又有着“泼辣女丈夫”性格的陈姨跃然纸上；在她们身后，是“孩子们刚刚萌芽，身边的生活若蓬勃的树苗，呼啦呼啦向上窜着绿火焰”；看似意识流般的回忆背后，透着的是对一家人热爱生活、向往美好的恬静回味。绿窗的《草药香里眠冬至》（《福建文学》2019年第2期）采用折叠时间的写法，从父亲当“赤脚医生”的生活写到病故，然后才追溯父亲由好猎手向好医生转变的缘起，中医知识、传统文化和传奇病案使叙事部分笼着一层神秘气息；由父亲对三个女儿的思念写自己对父亲的思念、跨越私人化的亲情而使对父亲的怀念成为乡亲们的“共情”是两个极特别的抒情点位。连亭的《一只燕子在离去》（《民族文学》2019年第5期）以土地、生存和命运的复杂关系，为成长记忆建立起坐标，疾病、劳动和理想让作者感受到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对生命的细腻感触、自觉反思意识与深沉的表达结合起来，显示了作者极高的散文天赋；她的《个人史》（《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8期）在同类题材中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

苗莉的《生命之树》（《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以陪伴父亲三十多年的山楂树为意象，通过移情的方式将之与父亲的生命建立起修辞关联，实现了物象与人情的转换，使父亲的生命和“我”对父亲的怀念之情获得了形而上的呈现。宁雨的《老刺槐记》（《天津文学》2019年第2期）中，“老刺槐二世”作为以家族命运为代表的乡村传统象征出现，老树因风而倒，小树新生，这与传统生活迭变之间形成了神秘的呼应。齐未儿的《盐碱滩》（《散文》2019年第11期）以风物在大地上的艰难生存隐喻人和命运，“和这里的每一株植物一样，平凡，沉默，尽可能隐忍”一句道尽了人世的艰辛和坚韧。唐棣的《丢魂者言》（《南方文学》2019年第6期）延续了其“马州故事”风格，通过姥姥的癔症、武大娘给母亲叫魂和“我”在墓园里的经历，写出了乡村神秘风情在个体成长中的作用，呈现的是乡村少年群体性的隐秘心理。刘云芳的《寄居者》（《北京文学》2019年第10期）以姑姑和表姨一家的生活和人生遭遇为剖面，窥探到乡下人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寄居”二字之下是生存压力中的无助与无奈。

饱满而真挚的情感是散文最直观的阅读感受。在呈现私人记忆的书写中，由于所记之事多出于自我经历，所以爱恨冷暖、悲喜愁怨之情自然生发，范春兰的《山间百草香》（《当代人》2019年第1期）、靳军的《今夕除夕》和陆旭辉的《今又端阳》（《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赵海萍《最后一次探望》（《星火》2019年第5期）、张卫华《会折纸的人》（中国作家网2019年8月13日）、花雨《祖父的风》（《西北文学》2019年第4期）等给读者营造的都是沉浸式的情境世界。

精神体验的主体阐释

从主题论，散文最重要的文学性品质，是写景、记事和抒情背后屹立着的精神气象，这股气脉让碎片化的生活现象和普遍性的情感流泻避免了牵强而生硬的堆砌。在年度创作中，表现由日常生活中的经历和见闻而起的精神体验作品，在立意和技巧上都代表着这一文体的标高。

王力平的《赵州桥上看风景》（《当代人》2019年第1期）是一篇内涵丰富的作品，区别于普通游记白描景物或借景抒情的写法，文中依时间顺序写出了个人所“见”的“三座”赵州桥：一为未曾开发“素面”示人时的桥，二为被文博和建筑知识“建造”起的桥，三为批判意义中的理想之桥。在传递知识的同时，该文为理解赵州桥的前世今生和文化价值提供了新视角，对历史的沉思和现状的反思使之凝满疏朗而又不失庄重的质感，更可贵的是文章并未被“插队”一语带入回忆个人史的歧路中，足见作者的文体自觉和阔达的人生境界。辛泊平的《〈书店〉：心灵的秘密花园》（《随笔》2019年第2期）从小时候去书店的经历引出对西班牙电影《书店》的理解，影片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和一家书店的命运，表现了人类追求美好事物的勇气和信念，作者“走下屏幕的剧中人”的精神身份殊为难得。刘亚荣《葫芦船渡》（《湖南文学》2019年第8期）由葫芦写到父母，为葫芦赋予亲情，又忆及“葫芦大大”的遭遇，叩问生命的无常，后通过葫芦的人文象征而发出“葫芦渡”能否泅渡个体命运的疑问，文意多次递进转折，极尽“散”思但内里却不失气脉。路军的《苏轼与草根士子》（《四川文学》2019年第7期）通过苏轼与李廌、董传的交往，呈现一代文豪扶掖后学、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海津的《十面埋伏》（《散文》2019年第9期）由善弹的“汤琵琶”写到楚汉的“十面埋伏”，毫不掩饰对项羽英勇与豪情的赞赏。王继颖的《默庐的光辉》（《散文百家》2019年第5期）系参观冰心与吴文藻旧居后所作，爱与温情在历史烟云中被化度，传感至今愈显温暖。

北野的《裂缝与阴影》（《十月》2019年第1期）堪称“诗化散文”的代表之作，以极为跳跃的诗性语言阐释自我对客观世界、经验逻辑的主观感受和理解。作者自客观现实中撷取意象建立起具象化的世界，通过比喻、象征等指向抽象的概念和观念场域，延展了无限广阔的意义空间，显现出作者理解万物的特异方式。孔淑茵的《四小时五十分》（《散文百家》2019年第9期）写暗夜中堵车后的所见、所感和所思，本无关联的人、物、事在特殊的机缘和场域中相遇，生活的诗意油然而生。蒲素平《一根角铁的生活》（《星火》2019年第6期）将工地上的“角铁”作为审美对象，将自我对生命的理解灌注进角铁中从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以物喻人的特征明显。虽然的《三牲记》（《散文》2019年第5期）更像三篇精短的小说，三个与动物有关的故事映射了人的情感，所遵循的是寓言化的叙事伦理。刘世芬《退场的姿势》（《散文百家》2019年第11期）由芭蕾舞演员的退场姿态联想到人生的进退流转，为生活提供某种艺术化的解释。

如本文开头所言，上述文本篇目只是2019年河北散文创作中的“样本”，另有体量庞大的作品无法一一详述——其中同质化、模式化和情感虚假、表达肤浅的作品亦不鲜见，这应当为写作者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