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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歌曲及其评价和阐释

来源:文艺报 | 李诗原  2020年02月24日08:23

在当下的武汉乃至全国,“抗疫”成为重中之重,故“抗疫文艺”也应运而生,并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文艺现象。这其中,最便捷也是最深邃的是文学,有随笔、日记,还有诗歌、散文一类;最直观也是最悦目的是美术,有油画、国画,还有漫画;但最动听、最感人、最暖心的还是歌曲。“封城”后没有几天,微信上便传出了抗疫歌曲,最早的歌曲大概是湖北或湖北籍音乐工作者的作品,比如《生命之歌》(方石词曲)、《每人的战争》(唐跃生词,姚峰曲)、《有一种力量》(苏虎词,金旭庚曲)等。时至今日,抗疫歌曲已数以百计,呈现出较大的规模和体量,并显露出全媒体、自媒体时代音乐传播的优势。其中绝大多数是原创歌曲,也不乏旧曲填词的,并沿用了抗洪、抗震、抗非典的一些作品;大多数是自发创作的,有的也属全国各地组织的“一级响应”。这些歌曲虽然视角不同,风格各异,但主题都是“抗疫”,焦点自然就是为世界共同关切的武汉。

坦率地说,让我最看好的歌曲还是那些来自武汉、没有雕琢痕迹的歌曲,包括自发创作的。那些来自武汉的歌曲,尤其是一些朋友特意发给我的歌曲,至少带给我三个信息:他们是健康的,他们是坚强的,他们是乐观的。比如,近期点击率极高的《武汉伢》(段思思、谭旋词,谭旋曲),来自武汉协和医院的《无所畏惧》(原曲《no fear in my heart》,李钢填词、演唱),武汉音乐学院推出的《明天依然最美》(夏琭、刘思远词曲)和该院声乐系主任余惠承教授演唱的《最亲的人》(冰洁词,孟勇曲),就传递出了这些信息。那些没有雕琢痕迹的歌曲,说明他们的创作动机是纯正的,其创作初衷并非为了展现其艺术水平(但并不是说艺术水平不重要);还说明他们都是在自我隔离、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创作的,甚至是在简陋的工作室或琴房里录制完成的,同时他们也是很守规矩的。比如,中央歌剧院黄越峰演唱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献给抗疫情的英雄们》(朱小松词,刘锡津曲)就像是这样完成的。这些自发创作的歌曲至少说明创作者是自觉自愿的,仅是受爱心驱动的。比如,年近八旬的老音乐家韩万斋作词、作曲的《疫情是命令,人民是天》即如此。当然,组织创作的意义更为重大。比如,北京方面推出的《坚信爱会赢》(梁芒词,舒楠曲,雷佳等演唱)、《最美的温暖》(李劲词、李凯稠曲,乌兰图雅等演唱),上海方面推出的《手牵手》(抗非典同名歌曲,廖昌永等演唱)等,充分体现出了党和国家对疫情的关切,体现出我国的制度优势。还有一类更是让我看重,那就是我的战友们创作的歌曲,如《天使的身影》(袁英词,张千一曲)、《中国医魂》(徐安国词,孟宪斌曲)、《最动人的是真情》(曹进词曲)等。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身影,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的歌声。这已成为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其实,所有的疫情歌曲都值得尊重。

关于当下的抗疫文艺,也受到评论界的关注,一些已见诸报端。大多是褒扬的,但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甚至已引发争论。这都是正常的。在我看来,在当前这样一个十分严峻的情势下,那些艺术上的高下优劣似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只要动机是善意的,只要是真心挺我大武汉,而不是借机炒作自己,或是出于商业目的的,怎么赞誉都不为过,也没有必要去过分指责,毕竟这些歌曲都是一种爱心的表达。这是我对当下抗疫歌曲评价的基本认识。

大凡灾难来临,都有歌曲相伴。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就有歌颂人民解放军抢险救灾、牺牲奉献的歌曲,只不过那时没有今天这样的制作手段和传媒体系,所以大多只能体现在纸面上。1991年淮河抗洪、1998年长江抗洪、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都有相关歌曲产生。1998年抗洪中的《为了谁》(邹友开词,孟庆云曲),如今已成为一首经典歌曲,那声无需回答的“为了谁”一直沿用到2008年汶川抗震,沿用到当下的抗击疫情,充分表达出我们党的初心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这首《为了谁》,足见关注灾难和灾难中的人民,歌颂抢险救灾的英雄,已成为我国、我军优良文艺传统。此次抗疫歌曲中,不少都是在歌颂战斗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尤其是部队医务工作者。比如,张千一谱曲的《天使的身影》和海军推出的《无名天使》(周志方词,平远曲)就表达出了对战友的崇高敬意,同时也热情歌颂了这场“战役”中所有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们。还有不少歌曲将视角投向了隔离在方舱医院、家中或某个特殊场所的人们,给他们以鼓舞和力量,并给予了死难者以哀悼。这是难能可贵的。当下武汉以及所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在精神上究竟需要什么呢?是怜悯、安抚、慰藉,还是鼓舞、打气、激励?我想这二者都很重要,因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不可齐一。我们可以为死难者默哀,可以给被隔离者以安慰,更要为那些无私者、无畏者和“逆行者”祈祷,为奋战在一线的英雄们打气。既要国家情怀、宏大话语,又要悲悯情怀、平民视角。这二者都有助于战胜灾难。说到抗疫歌曲的音乐形态和风格,我以为,那种摇滚风格和rap风格的东西,或许可以少一些,尽管它们更能获得青年人的喜爱。但这种形态和风格所标识的文化形象,与当前抗疫的整体凝重感似乎还不大匹配。作为一种旨在战胜灾难的抗疫歌曲,在词曲上还是平实一些的好。

自抗疫歌曲喷涌而出以来,我一直想把它和此前的抗震歌曲、抗洪歌曲、抗非典歌曲归为一类,并作为类型的概括,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合适的名词,将其称之为“灾难歌曲”也不大合适。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这类歌曲的总体特征有了一些思考。除了那种独特的人文关怀和传播“正能量”之外,这类歌曲的一个突出文化特征就是“战时文化”特征。所谓“战时文化”特征,就是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追求短平快。抗疫就是一场“战争”,一场“战役”,故央视等主流媒体都选择了“战役”的谐音,将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表述为“战‘疫’”。的确,当前举国上下正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大打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就比如说“封城”,这个词就是一个常用来描述战争状态的词,但当下这个词却成了一个高频用词,说明我们已进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非常时期。这种非常时期,就像加了引号的“封城”,颇有一种“战时状态”的意味。故抗疫歌曲中就有了以“战争”为题的歌曲(《每人的战争》和《没有硝烟的战争》),由此许多抗疫歌曲就显露出因陋就简、因地制宜、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追求短平快的“战时文化”特征。因为只有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只有通俗浅近、重词轻曲和短平快,才能及时服务于抗疫斗争。不难发现,许多歌曲一听就知道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录制的,不是大乐队、大录音棚的大制作,因为词曲作家们没有条件去做那么细致的工作了,只有退而求其次才能将歌曲创作出来、录制出来、传播出来。这种“战时文化”特征,也可以理解为百年来中国红色音乐(包括解放军音乐)的一个优良传统,值得我们去继承发扬。这也是笔者为何更欣赏那些小制作的原因。当然,就像“封城”一词加了“引号”一样,这里的“战时文化”也得加一个引号。

疫情尚未消退,歌声还得继续。愿有更好的抗疫歌曲鼓舞斗志、缓解焦躁、哀悼逝者,伴随我们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