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年初一看完徐峥的《囧妈》已是深夜，耳边一直回响着《红莓花儿开》《喀秋莎》《山楂树》……渐渐地，我觉得从西伯里亚、伏尔加河到大兴安岭、天山南北、太行山下，所有的山脉、河流、森林都跟着在合唱。

伊万妈妈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做过护士，后来在新疆与伊万爸爸相爱。他们相爱是因为一场电影，因为伊万的爸爸是一个电影放映员。她去迟了，但他为她单独放了一场。他们两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坠入爱河，然后就有了伊万。青春、电影、爱情、革命歌曲、理想……那一代人过得都是激情燃烧的岁月。然而伊万并没有继承这些红色基因，他有属于他的青春和理想。

他和张璐到底是怎么相爱的，电影里没有交代。总之过去他们相爱过，并共同创业，但他们最终不爱了。与妈妈那代人走的苏联路线不同，伊万这代人走的是西方路径，当然也可称之为国际路径。这似乎也清晰地寓指了中国过去两代人几十年的发展路径。妈妈去了莫斯科，妻子张璐则去了纽约。于是，两代人的命运、爱情、生活便有了分叉。

妈妈那代人是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自然属于否定传统的一代人。从那时起，他们相信了一个新词：爱情。爱情这个词在古代东西方都不存在，因为爱情是一夫一妻制和基督教精神共创的词汇，它诞生于近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了它诞生的机制，指出在私有制下是不可能有爱情的，因为女人是属于男人的私有物品，只有在两性平等的公有制背景下，女人和男人才可能平等地相爱，爱情才可能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爱情是革命的同一词。我们可能会马上想到舒婷的《致橡树》。当然，西方人大概对此有异议，因为从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还有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以及各种促进人类进步和发展的思想，是它们共创了爱情这个宗教。弗洛伊德、霭里士的性爱学说，金赛的性学报告以及美国妇女的走出厨房运动，当然还有波伏娃的女权运动和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性革命”运动，西方人用了整整200年才创造了这个伟大的存在。这是西方人认为的路径。

如果说妈妈那代人相信的是革命路径下创造的爱情词汇，那么，伊万和张璐则弥补了上代人的“学术不足”，成功地把爱情学说在新时期从西方引进了过来。我们也许还记得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苏童的《离婚指南》、池莉的《不谈爱情》、谌容的《懒得离婚》以及张贤亮的《绿化树》等许多小说，爱情和婚姻成了敌人。1980年代，是中国与西方世界共情的时代，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世纪。《简爱》《茶花女》《麦田里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等小说及《魂断蓝桥》《卡萨布兰卡》《毕业生》《泰坦尼克号》等无数的电影滋养了几代人。这些小说和电影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即爱情崇拜。爱情开始凌驾于亲情、友情之上。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的小说家和电影人的一个精神面向就是如何超越这些西方文学和电影，但首先是学习。所以，当我们看到伊万和张璐离婚时，都不会去埋怨张璐，相反，我们可能会谴责伊万。因为其背后，有整个世界近200年的学术史和实践活动作为支撑。

但如此这样就是正确的吗？

母亲说，夫妻双方不能都强，有一方要让着一方，生活才能继续下去。这似乎是中国古人的思想，与《致橡树》中所描写的现代精神不同。忍让曾是传统的美德，但在新文化面前，它是跪着的文化。忍让这个词汇死于100年前。在100年之前，忍让不仅是女性的美德，同时也属于君子之德。它大概起于周公。周公使男女有别，分工不同——男人为公，女人持家。但子君不愿意这样，她借鲁迅先生的笔出场了。虽然她死于幻想，但也是爱情的觉者。从她开始，爱情这个词便在中国青年的血管中生根发芽了。

电影《囧妈》里，妈妈虽然强调说，夫妻之间要相互忍让一下，但是，她首先就不是忍让的人。伊万学着张璐的话批评妈妈说，你幻想了一个儿子，然后一直想改造他，成为你想象中的儿子，对丈夫也一样。在伊万看来，这正是他父亲活得不开心的地方，所以喝酒，最后致死。这是否是问题的症候之一呢？

但是否可以反过来讲，让男人忍让女人？电影最后是伊万忍让了张璐。男人终于开始忍让女人。但是，张璐是否因此原谅了伊万而使婚姻和解了呢？非也。婚姻因此而破裂。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都是那样地强大，都想着自己政治和事业上的成功，都想着掌握某种权力，没有人真正愿意为家庭而付出。也许，张璐曾经努力过，比如电影一开始的台灯事件，张璐终于说出她并不喜欢那个台灯的真相，但这样的不忍让、这样的真实、这样残酷的个性张扬是正确的吗？在妈妈看来，爱才是真正的真相。

影片的问题也很明显，徐峥在片中总想讨好观众和时代，他太焦虑，而这焦虑并非思考人类存在的重大难题，而是所有电影创作者面临的一般性外在难题；他的动作太夸张，无法让自己静下来，深沉到巨大的悲伤之中，他的悲剧很浅。

最后必须要重点指出的是，在那样一场200年学术思想孵化出的爱情中，伊万和张璐并没有生育。他们无后了，这或许是无言的结局和讽刺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