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和六岁多的儿子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我说春天好像来了。儿子说已经是春天了。我说那你背诵一首关于春天的诗吧，比如《咏柳》。儿子说，我看不见柳树，柳树离得太远。确实如此，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一家就没有出过门，把餐桌腾出来打乒乓球，下围棋，翻魔方，玩大富翁游戏，做各种各样的美食，然后使劲地睡觉，由于新冠肺炎的暴发，这是大多数人这个春节普遍的生活，安静而又带着焦虑，沉闷而又充满希望。

我忽然想起十八年前，同样是这么一个春天，我独自到上海旅游，从地铁二号线走出来的时候，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在华灯璀璨之中有一片金碧辉煌的建筑，我觉得那里边应该住着神仙一样的人。我靠近一看，果然不错，叫静安寺。我一直认为，只有山上才有寺庙，才是菩萨显灵的地方，上海这么发达繁华，菩萨能安全降落吗？它们有用武之地吗？而且一路之隔就是百乐门，这怎么可能是佛门净地呢？我住的便捷式酒店就在不远，推开房间窗户都能看到那座尖顶，像如今的信号天线，时时刻刻都在传递着人间的消息。于是，第一天，本来要去陆家嘴，我把行程改变了一下，首先去了静安寺。静安寺的香火很旺，也非常气派精美，这深深地打动了我。从里边出来的时候，我脑海里一直在想，如果让我留在寺庙，我能干点什么呢？撞钟吗？我不知道应该撞多少下；敲木鱼吗？我不是高僧大德；洒扫寺庙吗？我很难保持这种低调；我更不能给菩萨塑像，我是一个不太干净的人，我塑的像估计菩萨是不愿意附身的。我唯一想干的，有信心干好的，恐怕是打一打佛龛，或者给事佛的和尚们打一扇窗户，因为我小时候跟着学过几年木匠。

也许受到某种指引，从静安寺出来，我遇到一个报刊亭，报刊亭当年可是上海一景，由于工作关系，我买了一张报纸，再看看下边的地址，竟然非常巧妙，就在酒店隔壁，我立即无知无畏地打电话过去，要找他们的社长聊聊。社长也姓陈，说你来吧，十分钟时间，我要开会了。他见到我，直接就问，你觉得我们报纸怎么样？我说，很臭。他说，为什么啊？我说，都是打打杀杀的新闻，让人看着不舒服。社长说，怎么才能让人舒服？我说，你办公室可以看到静安寺，我们应该像事佛一样办报纸，利用报纸这座“寺庙”，传播一些善意的消息，比如设置“解忧台”，解决市民柴米油盐的烦恼，设置“情感热线”，解决市民情感方面的困惑，设置“爱心捐助”，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建立互动……谈了两个小时，临别之时，社长问我，你愿不愿意来工作？我说，为什么？他说，可以看到静安寺。此后很多年，我坐在办公室里，收集着五花八门的线索，再安排记者一条条地加工成新闻，每次在判断新闻价值的时候，我就透过玻璃窗户看一看静安寺的尖顶，以便接收积极正确的信号，时时提醒自己，不要看不起任何人，要善待每一条生命，促进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

后来别人问我，你为什么选择上海，我的答案是我喜欢美女，在南京路和外滩看到美女如云的时候，我就决定留下来了。其实，情况非常简单，就因为看得见静安寺，我觉得拥有寺庙的地方，人是有善修的，是有底线的。然而，我的老家没有一座寺庙，我们有灾有难的时候，都是向死去的亲人磕头下跪，不管他们转世的时候是升天为神还是落地为草，有没有拯救我们的法力。我老家叫塔尔坪，又叫大庙村，原来也有一座寺庙，寺庙上挂着铃铛，随风一吹就叮叮当当地响，可惜在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时代被一帮人拆除了，所以从小时候开始，我就非常希望有人把它重新盖起来。某一年，小学同学在外边发了大财，回来买下那块地皮，盖出了村子里第一座楼房，我每次回去探亲的时候，看到那座土气的房子就非常沮丧。

上边只是我写《止痛药》的背景。我写了很多进城故事，似乎打动了许多人，我自己并不满意，或者说是有局限的，人与人之间是割裂的，是彼此不认可的，甚至是彼此蔑视的，这次动笔之前，在一位法师的带领下，我登上了静安寺的塔顶，想以菩萨的角度俯视一下这个世界，我的心头灵光一闪，那么多香客，不管从哪里来，不管到哪里去，他们只管下跪磕头，从来不去追问菩萨到底是由什么人修过来的，他们之间如果有血缘关系的话，共同的血液应该是光，共同的基因应该是善。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少妇身上，她们合起双手虔诚地祈祷着，我无法判断她们是城市人还是乡下人，更不明白她们是受难者还是赎罪者，这就是凤妹和凤姐的原型，她们的形象是清晰的，身份是模糊的，这才是大移民时代应有的特性。

在自我闭关的这个春天，儿子和他妈还玩了一个游戏，叫作莫比乌斯带，一张白纸条，明明有两个面，如果把两头衔接起来，它立即变成了一个面，永远没有正反，永远不会结束，这是不是非常神奇？如果城市文明是一个面，乡土文明是另一个面，《止痛药》的意图是想制作一个莫比乌斯带，把芸芸众生放在同一个维度里，让你看上去拯救了别人，其实是别人正在拯救着你，估计这就是天地绵绵、人世轮回的样子吧？至于《止痛药》的药理是什么，非常简单，那就是爱。爱，是死亡的果，也是活着的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