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行进70余年的当代蒙古族诗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诗意的中轴。观照不同时期的蒙汉双语诗歌即能发现，其中都暗含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十七年时期纳·赛音朝克图的《我们的国旗》《红色的瀑布》抒发出强烈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团结意识；在新时期，毕力格太的《烈马颂》赞颂蒙古民族飞扬、倔强的民族性格，认为“党的民族政策的绚丽朝霞，给烈马披上了金鞍银镫”，烈马才能昂扬前进。阿古拉泰2016年发表的《百年寻梦》写到，“党和人民手挽着手，将圆一个民族的梦/一道绚丽的彩虹升起来了，就在苍穹的头顶/飞身上马吧，草原风雪早已擦亮了我们的眼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蒙古族诗歌中的存在向度、美学风格、诗艺实现路径，有着意味深长的丰富性。巴·布林贝赫的《心与乳》用滋养了蒙古民族生命的洁白乳汁，象征与新中国同时到来的爱、自由和解放，对爱国深情的表达，显得别开生面。巴·敖斯尔的《举重者之歌》写“生命的一切呀/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我倾注我全部的爱慕/热爱我的祖国”，爱国激情的抒发有着英雄史诗般的壮阔和内在回旋的节奏。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勒根那的《额尔古纳的早晨》写到，行走在额尔古纳河畔的“我”，看到历史和现在的交集，看到世界之中的祖国。诗风有着与蒙古民族精神相匹配的盛大气象。在诗艺、诗风的流变与恒守之中，文学本体性得到坚持。蒙古族诗人以极具民族根性和文化底蕴的诗歌，拓宽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歌面相和表义向度。70余年来雄壮的蒙古族诗歌河流，万川归海，指向作为母亲般的祖国，成为培育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纽带和凭借。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当代蒙古族诗歌中表现强劲，有其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内在依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表现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共同纵马驰骋，齐心合力铸就历史，交融互补创造文化，并肩培育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全国各地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深入融合，是由历史行至当下仍在不断强化的现实。这深深影响了蒙古族诗歌的题材选择和艺术处理。

这是一个文学事实：70余年来，蒙古族诗人在创作中从未将自身民族作为封闭单位而忘却祖国大家庭里各民族的团结互助历史和共生性特点。巴·布林贝赫的《北海公园的两条海》里，汉、藏、蒙古、维吾尔等民族的兄弟姐妹一起欢游在北海公园。阿古拉泰的《一棵草紧挨着另一棵草》以并肩长在牧场上的小草比喻民族团结，心手相连，哪怕风雨袭来，“没有一棵小草离开过深情的牧场”，对祖国执著、依恋而又忠诚的感情以深浓的诗意表达出来。

蒙古族诗人们诗思开阔，他们在诗歌实践中从未“只论一体”，而是不断吸收来自各方面的诗歌资源。他们在诗歌创作中辩证对待了“一”和“多”的关系。在诗歌的思想、题材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蒙古族诗歌的丰富性，诗人们以广阔的视野书写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抒写人民精神风貌的改变。这就是“多”，体现了一种丰富性、多元化。但在这其中，又有所聚焦，那就是一种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我们的国旗》是纳·赛音朝克图及其抒情主人公目光所向；阿古拉泰的《黄河，我有一个梦想》写各民族如亲人一般；白涛的《呼伦湖》里，草原儿女为寻找母亲，一生盘桓在东归的路上；勒·楚伦巴特尔的《我是祖国的孩子》中，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在诗艺的具体展开和创造性发展上，当代蒙古族诗人同样较好地处理了“一”与“多”的关系。蒙古族诗人从未放弃自身的民族根性，这并非一味强调差异，而是以区别度带来全新的艺术经验。对中华传统美学的继承、对民族文化基因的持守、对世界各国文学经验的借鉴，构成中国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动力。

从诗歌意象来看，“骏马”高频出现在70余年来蒙古族诗人的诗歌之中。从纳·赛音朝克图的《狂欢之歌》开始，为新生祖国感召的“鬃毛直立的轻快的马儿”就在“竖耳驰骋”。巴·布林贝赫的《命运之马》中，马儿“朝着金色的背景，昂首抖鬃长长地嘶鸣”。阿古拉泰的《骏马飞奔》《草原的黑骏马》写草原骏马骄傲飞奔“在祖国沸腾的大地上”。这匹极具生命力的神骏奔驰在几乎所有蒙古族诗人笔下，为诗歌的诗语、内在节奏和情境带来了速度和力度。

“草原”是所有蒙古族诗人的精神原乡，诗人们站在草原表达对祖国的祝福，也以草原为准绳看世界，更以生生不息的草原自况。比如，毕力格太写草原“容得下十万匹骏马”，暴风雨之后“生命力更强大”。这一不老的意象内蕴生命精神与民族性格，已成为内蒙古文学的重要景观。

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国家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每个民族都在时代进步之中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在巨大社会变迁下，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在蒙古族诗人笔下有生动的呈现。

纳·赛音朝克图的《第一代蒙古族钢铁工人》记录了“手操套马杆的牧民”变成钢铁工人的过程，这也是中国钢铁工业在少数民族地区崛起的具体而微的记录。哈斯乌拉的《额吉，你听我说》以儿子向母亲诉说的体式，写到城里开饭馆的牧民，以祖辈坚守的诚实站稳脚跟，记录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搏击的新牧民的矫健身影。

依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依托于内蒙古这么多年来的蓬勃发展，内蒙古诗人在面对世界时，有自信、有气度。阿古拉泰的《来自东方的翅膀》写访美面对检察时，内心温暖友好：“我来自东方一片绿色牧场/五千年的文明掬一捧奶香”。乌·纳钦的《佛罗伦萨》写古城的人们“忽然谈论起但丁/又忽然忘却”，批判当地人对自身文化象征的忘却。这皆因诗人们对中华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也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整体性存在，对70多年来时代巨变的全然观照和精微细摹，才成就了当代蒙古族诗歌的诗史性质。

在70余年来的蒙古族诗歌中，表达了一些来自本民族但又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比如，崇尚英雄，赞美生命向上生长的力量。蒙根高勒《歌王哈扎布》写骁勇的歌王，有着将少年爱情唱到暮年的伟力。海日寒的《尹湛纳希》写文化英雄在困境之中昂首阔步。满全的《大昭寺的午后》写英雄阿拉坦汗的形象穿越岁月风尘，“坚固得像泰山一样”。蒙古族诗人表达的崇尚英雄之风，与中华民族千秋凛然的天地英雄之气息息相通，聚合成共同的信仰与向往。

从草原上生生不息的青草和历史长河的升沉起伏中获得启示，蒙古族诗人们赞美坚强、豁达、坦然的生命状态。阿古拉泰的《像一棵草一样行走》里，瘦弱的小草生命力惊人，能在“石头缝里跋涉”，“雨来了，不打伞，风来了，就顶着风迈开步子”，极为坚韧旷达。斯日古愣的《草原盛开着这样一片鲜花》写草原上鲜花在雪花寒风中悄然开放，在“冷酷中笑得何等坦然”。不惧严寒风雪，心地如草原般辽阔是所有生命内质坚实的奥秘，也是生命生生不息的缘由。对这种生命力量的赞美，同样也与中国文学史上无数咏叹梅兰竹菊的诗篇有相同的价值信念。

上述仅是举了一些例子，这些共同性内容和价值观念，使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建设兼收并蓄的共同体文化，共同的精神家园不断得到强化。对共同性的发现与表达，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诗歌实践真正实现。

当代蒙古族诗歌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强劲，这一现象也启示我们重新观照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活力来源。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互动中相映相生、休戚与共，这是历史，更是现在和未来。无论是讨论中华民族还是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都不能忽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和共生性。这是理解蒙古族诗歌历史和美学贡献的基础，也是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特质的基础，更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多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有利因素和重要优势，这应该成为判断当代中国文学特点、价值的内在依据和基本共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当代蒙古族诗歌的诗意中轴既是历史选择，更来自于蒙古族诗人们对于国家的内在认同。历史终将证明，他们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付出的多方面努力，已华美而坚实地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