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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马信芳:想起陈伯吹寄信

来源:解放日报 | 马信芳  2020年06月04日08:10

儿童文学大师陈伯吹,大家都敬称他为陈伯老。我与陈伯老的相识始于一次读书活动。

“伯吹”两字出自《诗经》

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文联经常组织文艺家下基层演出。话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电影表演艺术家孙景路由此成为义工。我因此与这对夫妇熟识。有一天,我到枕流公寓去看望他俩。交谈中,孙景路老师问我,小马,最近忙啥?我和盘托出:“我联络的闵行区读书会下周一有个颁奖活动。原请我们文联副主席、文学报社长杜老(杜宣)前去发奖,怎奈市里有个重要会议要他参加,他不能去了!”孙老师见我焦虑,便建议道,你不妨请请陈伯吹先生?“陈伯老?”“是啊。”孙老师介绍说,“他是儿童文学大家,又是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的眼睛不由一亮,请得动吗?

就在我怀疑的时候,热心的孙老师已经拨通电话开始联系。一会儿就说定了。孙老师说,“我们同是市政协会员,周一上午市里有个讨论。你们的活动在下午,不影响。吃过午饭你到北京路市政协来接我们。我陪陈伯老一起去。”当时,孙老师出演的电影《喜盈门》正在热映。一次读书活动,去了两个文化名人,我太高兴了。

去闵行的路上,我问陈伯老:“您还认识我吗?我曾当过您的学生。”陈伯老一愣,一副认真的模样看着我,摇摇头。我笑了:“那是1963年,我六年级,作为学校大队长,被推选去市少年宫听您上课。那天,您讲的是《一只想飞的猫》。听您上过课,是不是您的学生?”陈伯老忍不住笑出了声,说:“嗯嗯,是学生。”

“记得那天,您一身中山装,和蔼可亲。那时我们对创作一无所知。只觉得您写的那只‘一伸爪子就逮住了十三个耗子’的猫活灵活现。这只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自吹自擂的‘想飞的猫’,正是我们周围好些儿童的淘气性格和微妙心理的写照。”

说得陈伯老大笑起来:“你还记得那么清楚。是啊,当时少年宫我去过好几次。我喜欢和小朋友在一起。”

面对慈祥的老人,一个存在我脑海里已很久的疑问冒了出来,便问:“陈伯老,您的名字有点特别,为什么叫……”陈伯吹笑了:“是不是有个‘吹’字?”一旁的孙老师也凑上前来:“哎,这‘吹’字,有什么讲头?”陈伯吹慢慢道来:“很多人都问过我。好,我说给你们听。”他的学名原叫“汝埙”,后来念书时,有位先生见了这个名字,说与其叫“汝埙”,不如用“伯吹”二字更有意思。这“伯吹”出自《诗经·小雅》中的《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伯氏”指兄长、哥哥。他是家中长兄。于是,他用“陈伯吹”作为自己的笔名,1926年,在儿童刊物上首次发表作品,即署名“陈伯吹”。用着,叫着,这个笔名便沿用下来,而原来的名字“汝埙”,大家竟忘了。

陈伯老还告诉我们,他另有一个笔名叫“夏雷”,源自他的乳名“雷宝”。他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生的,依照家乡宝山的习俗,这一天是“雷公”的生日,所以长辈给他取名“雷宝”。后来他就给自己取了“夏雷”这个笔名。由这个笔名又衍生出另一个笔名“夏日葵”。陈伯吹给报纸写杂文时,常用它们。

郑振铎的忠告

那天颁奖大会,不用说,十分成功。因为请到了陈伯吹这样的大家,还有孙景路老师的到场,让读者欣喜无比。特别是席间,陈伯老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更让读者受益匪浅。他亲切地告诫大家:“做什么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坚持。”

陈伯老回忆道,他刚开始写作时,为了挣钱养家,什么题材都写。他根据自己失恋的经历写过一个中篇小说《畸形的爱》,接着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长诗《誓言》,投给当时有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该刊主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郑振铎读后却给了他一个忠告。因为郑振铎做过《儿童世界》的主编,熟知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那样前途会更广阔。陈伯吹听后欣然接受。他由衷地说道,郑先生这个忠告决定了我以后的人生方向。我至今都感谢他。

诚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言:“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从此,陈伯吹心无旁骛,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儿童和儿童文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其91年的人生中,有74年为儿童、为孩子辛勤耕耘。

正是怀着“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执着愿望,他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了百余种著作。从1988年少儿社出版的《陈伯吹文集》中就可看出,先生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多面手,小说、童话、散文、诗歌、科学文艺、寓言等各种体裁,样样精通,都写得很出色。

先生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的先驱。从1930年出版译作《小山上的风波》起,一生翻译了数十种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包括影响很大的《绿野仙踪》《小夏蒂》《普希金童话》《出卖心的人》等。

先生还是儿童文学理论家。自1932年发表《儿童故事研究》、1935年发表《儿童文学研究》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卓有见识的儿童文学新观念、新思维,丰富和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他的《儿童文学简论》是新中国第一部论述儿童文学的专著。后又相继出版了《作家与儿童文学》和《漫谈儿童电影戏剧与教育》等。

70高龄时,先生仍笔耕不止。他创作了《摘颗星星下来》《童话城的节日》《海堤上遇见一群水孩子》《好骆驼寻宝记》等儿童作品。这是一代儿童文学大师对幼小者的牵引与爱护,是一棵老树对小花小草的默默关注与祝福。

自制“翻面信封”

陈伯老家住南昌路瑞金路转角处,屋里除了书,家具极其简陋。我当时住西藏路南阳桥,穿过兴业路就是南昌路。陈伯老十分客气,认识他后不时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不忍心打扰老人,前后只去过三次。

其中一次是接他去宝钢讲课。那天到他家,他给任溶溶的信正写完。只见他随手从书桌上一叠旧信封中取出一个,将其撕开,翻个面,然后用糨糊重新黏上,成为一个“新信封”。我十分奇怪,堂堂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副社长,拿一个信封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何还要如此?陈伯老似乎看出点什么,便说,这不是蛮好嘛!那么好的牛皮纸信封,用一次怪可惜的。

后来,我知道,凡是私人信件,他从不用公家信封。在这方面,老人就是这么固执。

多年后,在孙毅老师的引荐下,我到任溶溶先生府上拜访。交谈中,我提到了这件事。任老感慨万千,说,伯吹先生一生俭朴,平时节衣缩食,粗茶淡饭,不追求额外的物质享受。他的早餐,常常是一碗大米稀饭,加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丝。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贯省吃俭用的大师,却在1981年春天,把他一生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55000元慷慨捐出,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为了感念他,1988年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作为儿童文学评奖的基金,存入国家银行,以每年的利息奖掖一些优秀作品的作者,旨在激励大家创作出更多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1989年,陈伯老曾给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儿童文学委员会工作的文学评论家束沛德写信说:“我的捐款,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愈来愈贬值……1980年我的捐款几乎可以在上海购三幢房子,如今则半幢也买不到了,令人气短……”束沛德后来回忆说,当时我读着这封信,不禁潸然泪下。陈伯老为了鼓励优秀创作,奖掖文学新人,真是操碎了心啊!

同样的话,当过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嘉宾的叶辛也对我说过。他说,20世纪90年代初,儿童文学奖在一所普通小学校里颁发,陈伯老私下对他说,一半是方便颁奖,一半是节省场地费用,那个小学校的校长在那次颁奖活动中给予了资助。陈伯老对他讲:“刚开始拿出来的时候,这笔钱还是钱,现在我也感觉到这个奖金低了,现在募集钱很难啊!”

所幸的是,这项评奖活动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一直正常运转、如期举行。

2003年,第二十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首次颁发“杰出贡献奖”。82岁的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获得殊荣。颁奖会上,这位真诚、单纯得像一个小孩子般的老作家坐在台上还未开口,竟先呜呜地哭出了声。他说,“这次得奖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我现在还是那么喜欢写儿童文学……”

任溶溶先生的感动与感激里,包含着他对“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创立者的景仰与感念。此时此刻,他或许又想到了那个陈伯吹亲糊的“以旧变新”的自制信封……

除了倾其所有设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在晚年所做的另一个“吐哺”工作,就是点燃自己的膏血,给文学青年们当灯盏。他以耄耋高龄,为众多的儿童文学新人阅读稿子、点评习作、撰写序言。函来信往,从不厌烦,甚至亲自抄写和推荐稿子。据说,那些年凡是有青年作者请陈伯老为他们的书作序,他总是有求必应。自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中,他为他人写序竟达200多篇。

1997年11月6日,一代儿童文学宗师陈伯吹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享年91岁。去世前他还在竭力完成最后一件事,那就是将自己一生积攒的全部藏书捐赠给浦东新区筹建中的一座儿童图书馆。如今,这座图书馆被命名为“陈伯吹儿童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