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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与“名著重印” ——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版“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研究为例

来源:《文艺争鸣》 | 吴自强  2020年06月15日07:22

“名著重印”是指新时期初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恢复中国现代文学一部分作家的历史名誉,在国内率先策划出版现代作家选集或流派选集的重要活动。这个活动看似孤立于刚启动的新时期文学之外,实际是以独特方式,参与了新时期建设的进程,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介入了当代文学观念的探索和更新的历史活动。由此可知,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八十年代版“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重印始末,不单是对一次出版过程的梳理,还包含着对新时期文学多重复杂创作资源清理的意味。

一、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

作为中国头号的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现代文学传播和当代文学的出版上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一方面是国家赋予它的这种身份,另一方面则是冯雪峰出任该社第一任社长,因他的大力招揽,一大批知名作家、学者加盟编辑行列。这些人物已非一般意义上的“编辑”,更重要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当事人、参与者。这就使人文社的编辑力量几乎是最好的,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与现代文学之间建立起一个十分畅通的桥梁。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人文社的第一炮是通过出版鲁迅著作打响的。1951年9月建社后不久,以重印鲁迅著作单行本为开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五四新文学作品。冯雪峰曾提出“古今中外”的出版方针,在五十年代冯雪峰、王任叔两任社长主政期间编制的出版计划和规划中都将“五四新文学”作品出版作为重点。1954年4月的《中央宣传部改进文学和美术出版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出版“经过编选的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据陈改玲在《重建新文学史秩序:1950年-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出版研究》一书中统计,1952年-1957年以现代作家选集的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大约出版了45位作家的45本选集,其中三分之二人选为左翼作家。另有延伸到1959年的统计(包括在之前基础上“改头换面”出版的选集)是67种。

冯雪峰作为左翼批评家和鲁迅晚年亲近者之一,自然会把鲁迅著作重印作为他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揭幕战。但他并不排斥其他作家,包括某些非左翼作家的作品,亦成为该社“名著重印”的下一批对象。今天看来,不是他不知道“文代会”和“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这一新的大环境,而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文学初期的运动惯性,还没有停止下来;或者说,还在文艺界众人的思维世界中惯性存在着、发展着,一时半会儿没有人能认清它的性质。更重要的在于,尽管胡风、丁玲已被整肃,然而当代文学初期的政策,对待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处理,还没有清楚明确的办法。我认为,五十年代现代作家选集出版,就是在这个暧昧不清的历史间隙中发生的。本文叙述这个问题的目的,不在它的重印,而在于说明,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重印,不单负有为这些老作家平反昭雪的历史功能,也是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必然结果。

当然,从这套所谓“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出版所列对象来看,冯雪峰和他的人文社团队,自然会在大形势下更为照顾“左翼作家”,而那些非左翼作家人数的减少并最初成为陪衬角色,也是历史的必然。“50年代作家位置的变动、转移,是左翼文学力量在4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作家、文学派别进行类型分析,以确立‘文艺新方向’的结果。一批‘40年代作家’的‘边缘化’,大致有这样几种情形。一是,一部分作家文学写作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形,更多发生在40年代末被称为‘反动作家’、‘自由主义作家’身上。沈从文受到批判,被排斥于第一次文代会之外,他任教的大学也不再聘用,后来转而从事文物研究。钱钟书本来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却也难以实现,而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师陀、陈梦家、吴兴华等的写作,也受到很大限制。”“这表明文学写作是更主要、敏感的‘意识形态’区域,也表明大学、研究机构与文学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上世纪前半期的大学是文学创作重要构成的情况受到削弱,‘学院传统’受到怀疑和限制。”

本文勾勒上述背景,无意继续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框架里,认识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也就是“名著重印”。而是事先交代一下人文社名著重印的历史情况,以便从更为技术的层面,看待八十年代名著重印的真实情形。当然,它无疑暗含着拨乱反正的意味,但我们不愿意把这次终于的重印完全限制在这个认识结构里。我是想不受限制地释放出更丰富的出版信息来。

二、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

今天来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部门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变化。第一阶段,建社时“一编室搞中国现代文学”。但是这里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是包括了“五四”新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第二阶段,专门成立了“五四”文学编辑组,隶属现代文学编辑部(室)。第三阶段,1980年后“五四”文学编辑组从其隶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剥离出来,与鲁迅著作编辑室合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在一些回忆文章中也被称作“‘五四’文学编辑室”)。原来的“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则改称“当代文学编辑部(室)”,不再承担“五四”新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任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工作到八十年代初时也历经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编了几部文集和一些革命作家与左翼进步作家的作品”;第二阶段“注意到了从宏观上予以系列化,于是着手编选新文学三十年小说、诗歌、散文等集子,……而且扩大了选集、单行本的面”;第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开始编全集,而且扩大了文集的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开始编辑出版原本选印、文学流派创作、新文学史料和现代作家选集等方面的丛书”。

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现代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确有新的特点,这与负责现代文学编辑部(室)工作的牛汉有一定关系。据岳洪治的回忆:当时牛汉的“胡风集团”问题刚刚解决,他刚被任命为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和《新文学史料》的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让他拿出一个现代文学出版方面的规划来。与牛汉在现代文学编辑室共过事的陈早春曾回忆:“他是掌舵的能手,在他的主持下,……许多非左翼作家的作品,开始挤进了文学出版的视野,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本面貌。”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编辑,有香港版和内地版两个版本。内地版第一本《茅盾》于1983年8月出版。八十年代,丛书在内地共出版15本,到九十年代中期总共出版了27本(香港版另见有《施蛰存》《柯灵》《柔石》《路翎》《赵树理》《刘大白》《郭沫若》《周作人》等)。

丛书每卷的设计是:大32开本,封面铺全色,底图为作家头像的网状图;香港版在封面左上用黑体繁体字不同字号分两排印有书名和丛书名如“冰心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内地版在封面右上用黑体简体字不同字号分两排印有书名和丛书名如“冰心中国现代作家选集”。由于是全彩封面配作家头像大图,所以显得十分醒目。正文前有多幅照片,包括作家的近照和各历史时期的照片、家庭合影照以及手稿照片等。正文编目次序一般为序言(或“前言”“题记”),然后大体按照小说、散文、资料的顺序来编排。在世作家选集的序言一般由自己撰写,已过世作家选集的序言则由生前好友撰写。封底是对“《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介绍和对各卷的介绍。香港版和内地版封底对丛书的介绍文字略有不同,都旨在交代丛书的种类(“五十种”或“七十种”)、入选的标准(“‘五四’以迄当代较有影响的作家”)、篇幅(“每册字数约二十万”)、主要对象(“一般文学爱好者,同时顾及研究者的需要”)、编选体例(“作品力求精选其代表作,并尽可能提供作家的资料,包括作家的生平及其作品赏析、作家的年表,并附有作家的生活照片和手迹等”)。

三、恢复“原本面貌”的努力

我认为,陈早春所说的“恢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本面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入选作家范围的扩大,二是入选篇目的变迁。

八十年代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有新人入选,例如李广田、庐隐、朱湘、萧乾、林徽因、俞平伯、胡适、卞之琳等。可以说,这份“新人”的名单体现的正是当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例如:作为“汉园三诗人”李广田,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去世的十九年间只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过《散文三十篇》(1956)和诗集《春城集》(1958);1980年以后才有《李广田散文选》《李广田作品选》《李广田散文选集》《李广田诗选》等陆续出版,1983年山东文艺出版社为桑梓作家李广田开始编印文集;1984年3月即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李广田》(内地版)可以说也起到了领风气之先。

庐隐,被认为曾是长期“被埋没,被冷落”的作家,《庐隐传》出版于1982年,《庐隐选集》则要到了1985年才出版;而在1984年7月丛书就推出了《庐隐》卷(内地版)。

朱湘,在臧克家编辑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1956年8月版)的代序中被批评为:“一开始就表现了同无产阶级思想和文艺观的对立。……而朱湘最后的结局是投水自尽,这正象征了资产阶级诗人的绝路。”朱湘也没有一首诗入选各个版本的《中国新诗选(1919-1949)》;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1979年6月版)中对朱湘的评价只有半页;丛书的《朱湘》卷(内地版)是于1985年2月推出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发现”朱湘上走在了同期各家出版社的最前列。

萧乾,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二卷(1979年11月版)在第十一章的“其他作家作品”中从题材角度对萧乾的与宗教教会有关的小说作品予以了评点,认为“这些在新文学创作中是不常见到的”(10),但是总的评价文字不到12行;丛书《萧乾》卷(内地版)出版于1986年8月,虽然晚于1983年-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萧乾选集》(4卷本),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了《萧乾散文特写选》、1982年出版了《萧乾短篇小说选》。

林徽因,新中国成立后到八十年代前对林徽因文学创作的研究一直比较沉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阎纯德主编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上)(1983年版)中都没有收录林徽因。丛书的《林徽因》卷的内地版出版于1992年5月、香港版出版于199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林徽因诗集》出版于1985年,基本可以视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在内地推出的林徽因作品集。

对于五十年代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选集(主要是入选1952年-1957年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作家选集”)的作家来说,八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各卷所选篇目的代表性相比以往的选集有了新变化。

由于五十年代在编辑现代作家选集时,往往“为了突出作家的‘战士’形象对其后期创作有所侧重”,而八十年代的选集“力求精选其代表作”,比较注意体现作家创作各个阶段和各种文类的平衡。这一不同其实也折射出了时代政治氛围和文学观念的变化。但是丁玲的选集情况又有不同:1954年版的《丁玲短篇小说选集》收入的全部是1927年至1933年的作品,据丁玲1953年8月写给楼适夷的信说:“我这次校稿时,心中有很多感想,我的确觉得都没有什么意思,都不是可以留下来的作品。可是我同时又觉得我近年来的作品也未超过过去,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而现在的东西,却显得很表面。”而1987年版的选集面貌则截然不同,以延安时期创作的小说以及描写北大荒模范人物的特写《杜晚香》和后期的散文为主,对前期作品只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篇。八十年代版选集编选时,丁玲仍在世并亲笔作了“序言”。不同时期的两个选集都体现了丁玲的鲜明个性。

四、反映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某种程度上,“这套丛书(指“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作者)堪称研究我国‘五四’作家的精选本,也是广大文学爱好者阅读、了解‘五四’文学较好的选本”。这是当时编辑的自述。选集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者的眼光。

可考的编者基本分为三类:作家本人或亲属,在高校或社科院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而五十年代版的“现代作家选集”主要是由作家本人或亲友编选。现代文学研究者广泛参加八十年代版“现代作家选集”的编选,得以将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结束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时展示给了读者,对新的文学观念和欣赏趣味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即使出版后多年,这套丛书依然还在读者心目中有一席之地。

保存史料文献在八十年代的选集编辑中有更明确的导向。编选者普遍在版本和校勘上下了更多的工夫。例如朱自清的散文名篇《春》因被收入民国时期的初中国文课本和198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第一册而广为人知,但从未被收入过各种朱自清的文集、选集,直到朱乔森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朱自清》卷才第一次收入。而且据朱金顺考证,收入选集的《春》基本依据了最初发表时的原文,而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改动稿。

每卷必有的“资料”部分,是八十年代这一次编选中最突出的体例特点。五十年代版的“现代作家选集”只有一般性的序言或者后记。八十年代版的选集每卷“资料”部分一般有三四十页之多,在全书200多页不到300页的篇幅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资料”部分一般包括三四十年代对作家的评论,精选有茅盾、周立波、朱自清、叶圣陶、杨振声、苏雪林等人的“作家论”;也收录了八十年代最新的研究文章,其中一些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已经突破了既往文学史的表述框架。例如孙玉石的《朱湘传略及其作品》说“他对新诗艺术可贵的探索精神和他的那些瑕瑜互见的诗篇一起,必将会做为一份值得重视的遗产留给今天和后世的人们。”,这篇文章中对朱湘作品文本进行细读,引导读者对其诗歌创作“实验格律诗态度之严肃,创造之勤劬,成绩之明显”的特点进行赏析。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卷(1979年6月版)中评价不高的《石门集》,孙玉石也指出,《石门集》真正体现了朱湘创作开拓期的成绩和特色,对其探索精神予以了高度评价。这在实质上拓展了读者对诗歌美学的认识。每卷必附的作家生平或著作年表有相当大的价值,健在作家的年表全部编到了丛书送排的当年,有的作家年表还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做了订正,如朱自清的散文《春》的最初发表年月就做了调整。

今天来看,新时期初期文学中实际存在着一个“现代文学传统”。据程光炜分析,现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对于新时期初期涌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有影响,为他们树立起了文化心理相通的“远离政治”“纯文学”的示范。新的文学经典塑造了新的文学面貌,从而影响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理念。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推出,要放在八十年代重新开启的对“现代文学经典”讨论的大背景下看待:首先新编选集为经典形成提供了文本“可得性”的前提;其次参与这次选集工作的老编辑、老作家和正当壮年的学者的文学观念通过序言和作家论、赏析文字直接面向读者发声,产生了影响。这种对新时期文学的参与方式,是这次名著重印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