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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20年5期|房伟: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

来源:《青年文学》2020年5期 | 房伟  2020年07月05日08:14

我第一次见到导师,是在一个秋夜。江南暮色,凉风能吹到骨头缝里,不很冷,但有着阴暗寒意。导师个子不高,面色憔悴。我们住的博士公寓,名叫乌楼,是一座民国建筑。西式彩玻璃镶嵌的窗,六棱黑色护栏,镶嵌珐琅片的洗手池,巨大的红漆门,铜狮形状的门环,都带有几分神秘色彩。我站在鹅卵石铺成的台阶下,仰望着门口的导师。镂空尖顶的铜灯柱,流淌着鹅黄的光。在那些错落摇曳的法桐叶子的阴影下,导师面目更加模糊了,身形也仿佛被光影切割成无数破碎的曲线和直线,还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几何形状。我有些突如其来的迷惑,仿佛宇宙中飘浮的巨型光带,小到尘埃,大如星球,都静静地飘浮着,等待着未知的判决。

晚上十点,乌楼的灯会自动熄灭,也是大安静来临的时刻。导师有些言不及义,不知所云。

九月开学后,我一直等待导师召唤。但导师的讯息凌乱而模糊。有时说在日本开会,有时说在欧洲查资料,还有时说在闭关申报项目,撰写论文。我陆续听到一些消息。比如导师竞争长江学者失败;导师严重失眠,不愿与人交流等。我等了几个月,终于等到了导师的回应。

我心中已没有了刚读博士时的喜悦,更多的是一份沉重与慌乱。南方的冷,带着一股湿滑的邪恶魅惑。我的眼神滑过乌楼,“唰”地掠过导师头顶、梧桐树树梢。我闻到了一股破败气息,好似锈迹斑斑的刀锋的嘴唇。蓦地,那些湿漉漉的金黄落叶,连带着洗手池碧绿的水,都蜷缩起僵硬的爪,对我报以示威的狞笑。乌楼不远处,是体育场,那里不分时间段,总有零零星星的人,在不停奔跑着。他们步伐缓慢,又不屈不挠,仿佛夜晚之中,无望而执着的神祇。

我是北方人,渴望刻骨铭心的冷,一如冬天的阳光,稀薄,干燥,严肃,能刺瞎所有阳台矜持的双眼。然而,在这个南方大学博士公寓里,我辗转难眠,抱怨暖气的失踪。

这只是起点,不是结束。导师继续说。我看到了乌楼的红漆大门,它已有很多年头,凝聚着无数时间的叹息,和人类手掌抚摸带来的铁锈味道。不知为何,我突然害怕这扇门,走过它,我总是汗毛竖起,感到有冷风舔过身体,仿佛地狱阴森游魂的舌头。我害怕那门活过来,变成飞舞的巨型蝴蝶,咬住我,撕碎我。

我有点怯,又怕今后少有向导师请教的机会。虽然读博听起来不错,但我放弃了大城市的公务员职务,家里人和很多朋友都认为不值。我的压力也很大,我希望能得到导师的确认。

你要创造“范围”,既是学术专攻方向,也是生活范围。人必须有范围,这比目标更重要。目标会变,死亡、腐朽,但范围不会。人必须生活在范围中,才能找到方向和后续动力。导师说道。

就是说一种“环境”?我很迷惑。

导师继续说,这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场域”。以学术为业,在这个时代是艰难的,尤其是文科。主体性圈套,比客体的欺诈,更值得警惕。你只有创造出一个范围,才能活得强大而稳定。我已人在中途,你好好努力,或许还有希望。但你不要变成格陵兰这样的博士生,那就彻底没希望了……

格陵兰是谁?我的脑袋里画满了问号。导师丢下发愣的我,独自离开。寒风中,他的大衣沾满湿漉漉的露水。我远远望去,只能看到他的头一晃一晃,慢慢隐退在了浓重的夜。

我不晓得导师的话有什么玄机。我就是想读博士,将来在大学混个教职。我一直羡慕大学教授这个职业,我很多次地意淫过博士毕业后,第一次登上讲台的情形。说实话,我更期待少女们关注的目光和淡淡的体香。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羞愧,为自己猥琐的想法。

几年后,当我离开乌楼,才明白导师的苦心。一九七八年,哲学家巴特在巴黎发表《人在中途》演讲,那年他六十三岁。巴特认为,中途是一个符号,一个重要庄严的时刻,是良知全体的震撼,是对衰老的拯救。导师刚过四十岁,怎么会有这么悲壮的想法?

格陵兰,是住在博士公寓五楼的一位男博士。严格意义上说,他是我的师兄,和我出自同一师门。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格陵兰博士,改变了我的人生。他逃走之后,我也日渐荒芜,险些无法熬过艰苦的读博生涯。

南方的寒冷在继续,我早起时发现窗前,那些黑黝黝、湿漉漉的樟树枝上面居然有了一层薄薄的冰。梧桐金黄的落叶,在池塘边渐渐变成尸体般的黑褐色,只有鲜艳的红枫在冷雨中舞蹈,还有披头散发、棕红色的木麻黄,也在雨水中保持着沉默。

导师和我交谈后,又开始闭关修炼。他决定冲击今年重大项目选题,需要一段较长时间写规划书。S大的教授们,时刻处于有关项目的焦虑中。学校明确规定,没有项目的教授不能招生。导师没空管我,我只能尽快进入博士的生活节奏。我们课程也不多,主要是在图书馆读书,寻找合适选题,查找资料,写一篇数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同时,我们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三篇论文,才能达到毕业标准。有的导师关心学生,帮助学生推荐文章,有的则不管不问,很不幸,我的导师属于后者。

我试图沉浸入书的海洋,心却很难安静。乌楼历史悠久,传说最早是民国官员的府邸,日据时期,又变成日军宪兵司令部,建国后,它原是历史系办公楼,新校区成立后,大部分院系迁走,历史系也趁机占据了一个更大更新的办公楼,乌楼就被改造成了博士公寓。

只要有闲暇,我就在乌楼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寒冬来临,淋淋漓漓的冬雨,让乌楼飘满了木地板的霉味,类似石楠奇异的臭。乌楼也有不少离奇传说,这里死过不少人,有失意的民国政客,殉情的富家少爷,拒绝投降的日本军官,被红卫兵小将批斗的教授,还有几个无法毕业的博士。我踩着的被寒潮搂得紧紧的地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犹如石子跃过平静湖面。我不禁产生很多迷幻遐想,仿佛穿越历史,变成一个手捧鲜花,参加晚宴的民国富家公子,或是一个夹着绝密文件,神情严肃的日本少尉。走廊尽头是拱形木窗,南方的冷雨中,没有阳光洒进,窗子也是乌黑色的,显示出阴冷湿滑的平面感。每当我独自在那走廊彷徨,都会感觉,它好像一条奇异的时空通道,一个平行时空交汇的“奇点”。由于连天阴雨,走廊白天也点着灯,有时我倚在潮冷墙壁上,精神恍惚,仿佛空荡荡的走廊,挤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幽灵。他们热烈地交谈、亲切地问候,他们的喧哗声,充斥着乌楼……

走廊四周,有很多博士房间,我时常张望着那一扇扇木门,希望能与人交流。我在S大没什么熟人,读博士的生活,太枯燥孤寂,我需要交朋友。202房间住着两个男博士,一个瘦得像被锻打冲压后的铁条,另一个胖得像发酵后的精粉面包。他们年龄都不小了,都是单身。他们的宿舍,永远弥散着一股腥臭味道,我每次从虚掩的门缝望去,总能看到他们奋战在电脑前,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我猜想可能是在查资料,但有时可能是在打游戏。因为我看到“魔兽”“英雄联盟”等游戏屏幕界面。每当我想和他们聊天,他们就傲兀地指着门上的字条,摆摆手。上面赫然是“闲谈不能超过三分钟”。我还没有开始,何来三分钟的限定?

205房间就在隔壁,住着一对博士夫妇。孩子刚几个月,女的没有工作,就在那间小屋里带孩子。深夜时分,夫妻俩时常爆发激烈争吵,然后是肢体冲突。婴儿刺耳的哭泣声、男人的叱骂,还有女性压抑的哽咽交织在一起。这个过程,往往延续一个小时左右,之后渐渐停歇,但又或掀起一两个小高潮,复又低沉,才最终归于沉寂。第二天,我能在水房遇到那位博士夫人。虽然她的脸上有明显伤痕,但她依然温婉贤淑,微笑向我致意,保持了一个女人的尊严。我小声问她,是否要为她报警。她感激地咧了咧嘴,还是坚定地摇头。她将手放在我的肩头,轻轻地拍了拍,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

博士夫人已身为人母,但皮肤白皙,身材曼妙。她走过我的身边,飘出一股母乳香味。她含泪的眼,更有着楚楚可怜的风韵。我已经二十七岁,还从未接触过女人。乌楼隔音也不好,那位男博士三十多岁,从原来的工作单位辞了职,来读管理类博士生。我见过他几次,高高大大,一脸凶悍和不甘落魄,符合我对恶丈夫的想象。他们也有不吵架的夜晚。那便是漫长的做爱。“恶人博士”的喊声肆意高昂,博士夫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发出压抑的呻吟。这让我分不清她是痛苦,还是享受。或者说,她只能将痛苦化为享受。这让我抓狂。我在操场疯狂跑步,消耗着多余的躁动荷尔蒙。性压抑对于处于高度精神压力之下的男博士而言,是一种难以摆脱的梦魇。202房间的“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也是光棍,从没有女生来这间发霉的屋子,可能连母老鼠都懒得光顾。有时我也能看到他们围坐在电脑前,呆呆地看着什么。我走近一看,是韩剧《来自星星的你》,202房间的灯光永远是昏暗的,电脑荧光屏闪烁,一胖一瘦两个男人,泪流满面,不知是为了感人的电视剧情节,还是为了自己。

这座楼也有不少女性,除了少数博士家属,就是女博士。她们少有一般女孩明媚的笑脸,特别是理工类学科的女博士,有时一个实验做上万次,结果只能证明结论的错误。她们很多人脸色暗黄,长满痤疮,发色干枯。她们无心打扮,衣着朴素肥大,目光呆滞,又有着一种执拗的狂热。医学院女博士,发梢中是福尔马林气味,那是解剖室和手术室的职业气息。生物医药专业的女博士,身上散发的则是药材气味。至于历史专业的女博士,满身都是书籍的发霉的味道。

知识不只是带来快乐,更带来压抑和焦虑,偏执和扭曲。我和博士们的交集,除了走廊偶遇,就是在水房。水房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另有一个洗衣房。深夜水房也是恐怖的。212房间有一位研究化学的女博士,已三十六岁“高龄”,她刚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白天,我们从没遇到过她,深夜,她才悄悄爬起,在水房洗衣服。她一边洗,一边哼唱着自编的小调。水管“哗啦啦”的流水声,搓动衣服的声响,搭配扭曲走调的小曲,在深夜乌楼走廊飘荡。更可怕的是,小调常常唱着唱着,就变成不绝如缕的哭泣声。一次,我看书到深夜,想去水房接点开水煮泡面,碰上化学女博士洗衣服。她穿了一件白色睡衣,披头散发,长发遮住了她的脸。透过水房昏暗的灯光,我看到她的手指瘦长,关节粗大暴起,长指甲抓着缩成一团的衣服,好似抓着男人鲜血淋漓的心脏。我联想到她学的化学专业,不禁为她的前男友担忧。

我只能强迫心思回到学习上来,不考虑乱七八糟的事。学业任务沉重,如果不能按期发表核心论文,写出合格的毕业论文,将不能获得博士学位。推迟就业,意味着很多意愿落空,父母对我的期望也会落空。对于发论文和做学术,我还是茫然没头绪。导师闭关修炼,不能给我指导。我对前途愈发感到悲观。认识格陵兰博士,将成为我的博士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没人熟悉格陵兰。他深居简出,神秘低调,住在乌楼顶层,五楼最南端514房间。514房间旁可直通天台。传说十几年前,曾有一名中文系女博士在这里上吊而亡。女博士生前迷恋昆曲,漆黑的雨夜,有人见过一个眉眼如画、挥舞水袖、身着古装粉色长衫的女性,在天台“咿咿呀呀”地唱着《牡丹亭》。没人敢住在这里,唯独格陵兰主动要求住下,说是比较清静,学校求之不得,也没人与他合住,格陵兰就享受单间待遇。无论何时,从楼下望去,514房间的灯永远亮着,总有一个抽着烟、清瘦的身影,落在淡蓝色窗帘上。

没人说得清楚,格陵兰确切长什么样,他的博士已读到第五年,据说常戴着帽子和口罩,好像生怕被别人认出。他的故事,在乌楼博士圈广为流传。有人说,格陵兰的家乡在甘肃,因为家贫又热爱学习,几年都没回过家。S大图书馆每年评比借阅量最大、最勤奋的学生,格陵兰总是高居榜首。但图书馆里,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他。格陵兰还有一个吓人的外号——“中国文科第一博士”,如果打开中国知网搜索,格陵兰总是高居年发表量和引用率前几位,据说他读博期间,已发表核心刊物论文三十余篇,论文总量则达到了惊人的五十篇。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数字。我有限的视野之中,的确没看到如此厉害的文科博士。奇怪的是,格陵兰的博士论文却迟迟不能完工,这也导致他五年还没毕业。也有人说,格陵兰憋着一股劲头,要把论文做到极致,让它成为一篇震撼学界的名著。

学生使用知网,不仅是查找资料,也可以暗暗检索同学们的核心刊物发表情况。除了在有限几门课程的课堂上交流讨论,餐厅也是沟通的场所。大家的话题,永远一成不变枯燥无聊,就是谈论各自论文的情况,有多少论文发出,有多少论文被刊物排队,或者多少论文被枪毙。这些交流常常三心二意,遮遮掩掩,既有得意的炫耀,也有嫉妒和窥视。有一位男博士,常向我们吹嘘,他将要在权威核心刊物《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我们都羡慕不已,系里老教授们都被惊动了。他也常拿出一个脏兮兮的用稿通知给我们看。他甚至成功俘虏了一个女博士的心,将她搞上了床。后来证明,他不过是遇到了骗子,白白花费了五万元。女博士也上了他的当,嫁给了这个“只有用稿通知”的男博士。女博士索要了三万元分手费,离开了这位风光一时的学术凤凰男。这位男博士经受不住打击,最后被送到了陆家嘴精神病医院。

格陵兰的发表是实打实的,有据可查。大家都猜测他的来历。其实,他不过是一个来自贫困地区的、普通农民的儿子,他的导师,也就是我的导师,虽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博导,但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也没有多丰富的学术资源,否则也不会几次评比青年长江学者,都接连败北。那么,为何这么多编辑都发表他的论文?难道他的论文水平如此之高?说实话,对此我们都不服气。格陵兰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身份,才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学术认可。他可能是学界某位大佬的私生子,或是勾搭上了学界某位年高德劭但寂寞孤独的女主编。

格陵兰也并非在何处都受欢迎。系里某些老教授,认为此人狷狂傲气,心浮气躁,只是论文发得多而已,根本不会做学问。也有的博士讨厌格陵兰,说他哗众取宠,发论文不过是为吸引异性注意。我对格陵兰的好奇心更重了,好几次,我偷偷跑到514房间,想找他聊天。然而,他的房门总是紧闭着。我轻轻敲门,清脆的敲门声,似是掉入深潭的小石头,深远而幽微。那是一扇绿色木门,门上有一个奇异的血红色惊叹号,仿佛一根巨大手指,阻止着好奇者的探访。我悻悻地准备离开五楼时,他的房间隔壁的天台入口处,有若有若无的吟唱传出。我汗毛直竖,快步逃离。回到房间,我一口气喝光一大杯苏打水,还能感受到心脏在胸腔疯狂跳动。

深夜,天空飘着小雨,我在宿舍学习了五个多小时,头昏脑涨,决定去操场跑步。深夜在操场跑步,有一种漫长的孤独感。煤炭渣铺成的跑道,踏上去非常硌脚。我不管这么多,我只需要理由,在空旷的地方疯一下,在速度的激情下,喘息与汗水,都能化成自我确认的信心。一个人在操场上跑动,冷雨劈开每一个毛孔,狠狠地钻进去。这些小虫般的生物,吞噬着肌肉和血液,侵蚀我在寒夜所剩不多的勇气。

突然,有个影子从我身边飘过,我试图抓它,却无从着力。雨愈发大了,影子在我前方大约一百米的地方停下。我抹了把脸,又大踏步追上去。我这才看清,是一个瘦高的男人,大约二十七八岁。他穿着整齐黑西装,戴着白口罩,领带紧紧勒着细长脖颈,仿佛多情的蛇。黑皮鞋被雨点击打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浑身湿透了,雨点顺着他的额头溜下,在严肃宽阔的下巴边沿聚汇,变成了一排白亮的甲虫。他的眼不大,目光刺人,直勾勾的,不是疯狂,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冰冷、邪恶和嘲讽。他咧咧嘴,似乎想笑,却变成了某种狰狞的暗示。

难道是变态狂?我猛然想起,一个变态狂游荡在S大的传说。相传他已偷袭了好几个女生宿舍厕所,跑步速度奇快,每次都能逃脱保安的追捕。我愣住了。就在这时,那人快步上前,一眨眼逼近,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觉被某种冷硬的铁器擒住了,无法逃脱,大脑一片空白。男人摘下口罩,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一年级的毕小沅吧。我是格陵兰,你的师兄,我注意你很久了。

几年后,我从S大毕业,离开乌楼,逃离了南方湿冷的冬天,去北方一所普通省属大学教书。我娶了一名样貌普通的辅导员,生了一个儿子。我在漫天白雪中散步,常想起中世纪古堡般的乌楼,一座充满巫术气质的民国建筑。时间是一切移动物体赋予的、不断逝去的灵魂。它是冰冷潮湿的雨点,是乌楼前漫天飞舞的梧桐叶,也是眼前无休无眠的雪。时间有不同附身形式,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太大区别。无论南方,还是北方,我们都是时间的囚徒。我们被时间捕获、囚禁、训练,变成一种不断衰老、等待死亡的生命组织体。几年过去了,某些记忆没有模糊,反而更加清晰了。我时常想起S大那个凄风冷雨的操场,想起格陵兰那双铁器般凶狠冷酷的手。仿佛宿命的相遇,正是格陵兰那双手,启示了我的内心,让我看到未来无法挽救,又不可避免的命运。我还能记起,那双手不大,但骨节凸起,张弛有力,它们仿佛是地狱之门逃出的两只孪生小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捕获了。

我傻傻地问他为何知道我的名字,格陵兰说,导师在邮件里告诉他的。格陵兰还说,那天我敲门,他在门洞的窥视镜看到了我,但是他不敢肯定是我,又怕惹不必要的麻烦,就记住我的长相,在互联网搜索了我的资料,最终确定我就是住在二楼的博士一年级的师弟。

我又问,找我干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幼稚可笑的问题。对于格陵兰这样的“天才学者”来说,以我的智商和悟性,很难猜透他的真实想法。果不其然,格陵兰没有回答我的提问,而是拉着我离开操场,回到乌楼。我终于进到神秘的514房间。

那间传说中的房间,很普通,普通到近乎寒酸。一张结实的铁架床,一台电脑,两个棕绿色松木小衣橱,两个大书架塞满各类书籍,又非常整齐,很多书中都夹着便笺,字迹工整。如果说,这间屋子有什么特别,那就是过于干净,地上一尘不染,桌子也一点污渍不见,雪白的墙,挂着两只相对而视的黑地白字老式挂钟,像一对尸体标本,“嘀嘀嗒嗒”地提示着时间流逝。书桌上方墙壁,有一张打印的月度计划书,显现出居住者的极度自律。风夹杂着冷雨,从天台入口灌进来,又被门挡住,发出“啪嗒啪嗒”的怪响,像一个女人用长长指甲,轻轻地叩门。我想起女鬼的传言,打趣说,师兄不怕鬼?人家都说天台吊死过人。格陵兰说,我这里鬼都不会上门,我也不愿和人应酬,浪费时间。如果真有鬼拜访,我就和她好一场,也不枉缘分。

这完全不符合我对“天才学者”的想象。在我的想象中他应是不修边幅、凌乱不堪的才子,而不是如此冷静理智的人。然而,冷雨淋漓的操场上,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正常的。我们所谓的正常,也许不过是平庸吧。格陵兰打开橱子,里面有十几种咖啡,整齐地放在一个个小方盒子里,用英文标写着名字。格陵兰扫了一眼,夹出一瓶,漫不经心地说,德国格兰特黑咖啡,精选罗布斯塔咖啡豆,醇厚而不酸,特别适合运动后喝。

我问他有没有毛巾。他拍拍脑袋,从卫生间拿出一条淡蓝色干净毛巾,让我擦脸,并带来一套运动服,说,你的身材和我差不多,这套衣服你先穿着,洗干净再还我。格陵兰也换了一套宽松干爽的运动服。当我们终于坐在桌前,喝着格兰特咖啡,我突然发现,不知要说什么。

他微笑着,正襟危坐,优雅得体。他有坚挺的鼻子,细长的眼。他的身材很匀称。他更像一名白领职员,而不是一个以学术见长的哲学系博士。

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那天来有什么事。我支支吾吾半天,才说明想让他教教我,如何写论文。我现在被论文搞得情绪很差。

格陵兰小口抿着咖啡,淡淡地说,我只教人如何发表文章,不教人写文章。

格陵兰继续说,任何行为,都取决于目标。达成目标,需要坚韧不拔的努力。这种努力,才决定了进化方向。

你看《动物世界》吗?格陵兰目光炯炯地问。

我自然不看。每天学业如此繁重,应付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干别的。

格陵兰告诉我,塞内加尔方果力的雌性黑猩猩,擅长使用自制长矛,在树洞猎杀非洲丛猴。你能想到吗?格陵兰说,动物学会使用工具,人与动物的区别,还那么明显吗?但是,黑猩猩的举动,不是从来如此,而是由于近年森林面积减少,人类猎杀频繁,导致黑猩猩种群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可以说,使用工具,是大自然和人类的逼迫所致。

格陵兰强调说,生存成为核心目标,猩猩就会进化为使用工具的“类人”,人类就有可能进化为“新人类”。只有“新人类”,才能适应现代性结构中激烈的竞争。

对他的讲述,我听不太懂。我期盼实际的教导,而不是不知所云的东西。这一点,格陵兰和导师没区别。他们太热衷谈论形而上的问题。第一次交谈,我们还是有些交浅言深。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我看到时钟指针指向九点,赶紧起身告辞。

格陵兰送我到门口。我无意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却只是八点五十。我的手表,是父亲送的卡西欧精钢手表,一直非常准时。对于一个自律节制、追求极致的人来说,不准确的时间,无疑不能忍受。我忍不住向他提示,墙上的钟快了十分钟。

我是故意的。格陵兰还是微笑着说,我要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认识格陵兰后,我常去找他聊天,他并不在乎我的打扰。我打着谈学问的名义去,最后不过是发牢骚。他也总是耐心倾听。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他很少谈自己,除了说说学问的事,说得最多的,就是死亡。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尼采的怨恨哲学。而他也将死亡当成了哲学最高命题和最后理性裁判。

他喝着浓咖啡,在坟墓一般冷寂的宿舍,高声向我宣讲着对死亡的迷恋。他承认,上中学时,曾将无主荒坟的骷髅带回学校。他给那个忧郁的骷髅取了个名字叫“空空”。他每天对着骷髅讲话,将它当成沉默的朋友,善良的宠物。直到“空空”被同桌,一个胖姑娘发现,这个秘密才最终大白天下。胖姑娘被吓得昏倒,骷髅头也被没收,成为学校生物研究室的标本。

“死亡是公平的,它没有怜悯,也没有腐败,在死亡的怀抱里,世界成为宁静的港湾。”他吟诵着不知何人的诗句,眼神充满了疯狂的清醒。他在宿舍里盘旋,向左又向右,后退复又暴起,好似困在牢笼中的豹。他挥舞胳膊,高亢的声音穿透玻璃,变成一道道摄人心魄的魔法,像歌剧院庄严的颂歌。那张英俊的脸,不时变换着各种表情,仿佛一条五颜六色的河,淹没了格陵兰的五官,将之变成一座沉没在幽蓝水底的巨型雕像……

格陵兰说,生命短暂,相比浩瀚宇宙,地球又是短暂的。由此而推,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瞬间”。四十五亿年前,地球诞生,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板块运动使得喜马拉雅山脉隆起,马里亚纳海沟形成,无数岩浆喷射到数万米高空,形成壮观的生命之虹……

听格陵兰师兄讲解死亡,如同听瓦格纳的歌剧,没有颓废阴郁,总有激动人心的壮美。我自惭形秽,深感悟性太差,但有时听他讲多了,也觉得矫情,就嘲讽他说,师兄,你总谈到死亡,可也没见你死,你不是活得有滋有味?

格陵兰不屑地说,你不能只看表象。否则读再多书,也只是书呆子。

你看那是什么?他遥遥指向床头,那里挂着一截棕绳。我问那是干什么用的?格陵兰解释说,这叫“我主之索”,我把它挂在墙头,就是提醒生命短暂,时间流逝,要多学一点东西,多做一点事。

如果哪天我厌倦了,就拿起它结束自己。格陵兰淡淡地说。

我问他,以他的学术水平,完全可以正常毕业,为何要拖延这么久?

格陵兰说,毕业又如何?不过是加快进入这个机器猛兽般的学术体制,变成一个齿轮,或被它吞噬血肉。他不过是在德里达意义上“延宕”了终结的最后时限。

我说,别转,说人话,你是赖着不想走呗。

格陵兰依然保持了神秘感。他很少现身公共场合,如果去餐厅或图书馆,也戴着白口罩。我对格陵兰的情感生活很好奇,但他不谈论女性,偶有涉及,也表现出厌恶。他说,女性是依附性生物,缺乏思想和灵魂,她们用肉身诱惑男性堕落。虽然他这样说,我还是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张女孩照片。姑娘清秀可爱,个子不高,一副邻家小妹样貌。我追问他,女孩是谁。格陵兰却说不出所以然。也有人告诉我,一个低年级硕士学妹,仰慕格陵兰的才华,数次追求无果。情人节,女孩给他买了精致领带,他给人家送了一朵“塑料花”。我问格陵兰是不是有这件事,他笑着说,他是想让女孩知难而退。他想说,没什么东西可以长久不腐,爱情、友谊,包括我们有限的生命。我们珍视的东西,其实不过像塑料花,是一种虚假的美丽。

格陵兰向我讲述时,脸色苍白,目光忧郁,显然“美丽学妹”的故事,绝不可能仅是如此。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宿舍和图书馆读书写论文。只有深夜,他“衣冠楚楚”地在校园散步,不管风吹雨打,雷打不动。他多次被学校保安扣留审问。

转眼间,到了期末,我又有了新烦恼,甚至无暇关注格陵兰了。一次,我们同一级博士生恰巧又在餐厅相遇。我这才惊讶地发现,很多同学都已在核心刊物发表文章。这大半年,我的时间,都用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上,丝毫没有计划性,对于发论文这样的大事,显然缺乏足够投入。导师也发电邮过来询问论文写作发表情况,我心乱如麻,感受到了巨大的学业压力。看到我唉声叹气的样子,格陵兰表示同情。我趁机说,师兄,你教教我如何写论文吧。格陵兰盯着我,冷冷地说,我说过,我只会教如何发表论文。我说,那也行,我先写出两篇,你帮我发发。

格陵兰又说,不是帮你发,而是教你发表的“方法”。

我说,有什么不同?不就是给编辑投稿吗?

格陵兰说,一句话也说不清楚,晚上八点,你来我宿舍,我教你。

几年后,我一直没走出格陵兰带来的惊吓。他一定是恶魔转世,对隐秘的人性,有着刻骨铭心的洞察。这种聪明才智,没有完全转化到学术中去,反而变成了一种疯狂。

寒冬已过,春寒料峭。那天晚上,我准时来到514房间,雪白灯光下,格陵兰坐在黑色书桌前,戴着耳机,陶醉地听着音乐。细长的手,在空中挥舞着,仿佛翩翩起舞的灰鹤。我叫了他两声,他摘下耳机,深吸一口气,说,瓦格纳的音乐,大气磅礴,会让人成为勇者。

我说,你教我吧。格陵兰看了我一眼,让我自己泡咖啡,顺便丢给我一本舍勒的哲学著作,让我看书,充分放松下来,等待时机。我不明所以,只能答应着。他则继续戴上耳机,还是听音乐。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不知不觉,我听到墙上钟表响了,竟然已十一点半了。老式挂钟的敲钟声,在寂静寒夜,格外刺耳,好像夜行人突然闯进荒野大宅,发现主人家正在举行热闹非凡的婚宴。格陵兰床头那条“我主之索”无端地动了动,像复活的花斑蝮蛇。屋内也仿佛凭空多了股冷风,打着旋子,张牙舞爪地游动着。我打了个寒战,从心底感到冷意。那肯定是天台入口吹来的冷风,顺着门缝,钻了进来,也许是那位在天台上吊死的师姐,耐不住寂寞,要来与我们相会……

格陵兰拎出条蓝地碎花手提棉布袋,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着些什么。他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颤声说,去哪里?

格陵兰不解释,只说,跟着我就行,不要问。

我说,咱们不是去天台招魂吧?发个论文,不至于找鬼帮忙哇。

格陵兰皱着眉说,真能瞎想,咱们去拜访一位前辈。

我蒙了,已是深夜,我们去见谁呢?难道格陵兰是特务?有间谍帮助他?我胡思乱想,昏沉沉地跟着格陵兰,走出房门,下了楼,出了校园东门,越过校门口那条长满杂草的排水沟,走进一个小区。小区门口门卫岗,灯火昏黄,两名保安睡眼蒙眬,也没有注意到我们。板房上方有两条惨白灯光带,映衬着社区门口木牌上的烫金大字:西城蓝湾。

格陵兰和我进入小区,来到了一栋灰色居民楼前。格陵兰领着我,径直上了电梯间。我们进到二十楼,停了下来。咱们来干啥?我更疑惑了,这是谁的家?

这就是我们学报主编的家,格陵兰平静地说,我们给他送礼。

我感到头皮发奓。晚上十二点,我们跑到一个主编家送礼,这场面怎么如此诡异?我问格陵兰,是不是和主编很熟,他摇摇头。即使很熟,也不能这么晚干这种事呀!

果不其然,格陵兰使劲敲门,声音回荡在空旷幽深的走廊,许久,门内传来窸窸窣窣的穿衣服的声响,以及拖鞋拖拖拉拉的声音。我听到低沉的声音询问,谁敲门?格陵兰说,张主编,我是S大的博士生,来看望您。门内声音很不耐烦,这么晚,你怎么回事?回去吧。格陵兰不依不饶,坚持敲门说,张主编,感谢您对论文的指导,让我进来坐坐吧。门内的声音更高了,你快走,论文的事,有空去编辑部谈,要不然,我报警了!格陵兰也不慌,坚持说,我是S大述平教授的学生,没干任何坏事,我只想请教您,要不然我打通导师的电话,让他和您说……

我简直目瞪口呆,格陵兰偏执而疯狂,又有着疯人特殊的谨慎冷静。他慢条斯理地步步紧逼,门内的那个声音,开始不耐烦、愤怒,接着是恐慌,最后甚至是乞求。格陵兰居然真接通了导师电话,让导师和张主编通话。导师非常气愤,也只能挂断电话。我看到那扇门拉开一条小小缝隙,声音更加清晰了,主编在门内颤抖着说,论文我肯定好好看,如果可能我会发,你先回去吧,我孩子还小,你这样会吓到她……格陵兰还是不肯放松,讨价还价,追问具体看稿日期,并暗示自己身体很差,论文发表压力很大,如果这篇论文不能发,他可能活不了……

最终格陵兰获胜,得到了张主编的保证。他也终于将鼓鼓囊囊的袋子,塞进了门缝。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两瓶五粮液与一条中华烟。这就是发表文章的“方法”吧。我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话,我没想到,清高孤傲、思想深刻,又极其自律的格陵兰师兄,居然以这种疯狂的方式发表论文。如果张主编报警了怎么办?如果张主编不答应,事情又如何收场?

格陵兰说,不是没遇到过报警的刊物主编,也不是没有被人拒绝过。我要做的,只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我说,可以坚持下去吗?格陵兰说,看来你不了解人性,对于一个权威学术杂志主编来说,发文章不是事儿,但惹上麻烦,就没必要了。他们不会和我耗下去的,犯不着。

“以死相拼”获得的论文发表机会,对于学术权力持有者来说,不过是一个利益筹码。格陵兰说着,眼圈红了,我们的自信、荣誉和生存幸福感,都寄托于此。格陵兰说,他还曾坚持每天深夜十二点,给某学报主编打电话,他坚持了三个月,曾被公安局警告骚扰,但最终发表成功,拿到了S大一类期刊发表奖励。

导师和学院领导不知道你这样做吗?我还是不可思议。格陵兰表示,他们全知道,但为了学校发表率和引用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格陵兰以如此惨烈手段获取资源,将来的路要如何走下去?我很难想象,也不能认同。我所敬仰的青年学术才俊,不过是一个流氓博士,一个学术钻营者。那两块老式钟表,所谓“走在时间之前”的勤奋学者,用格兰特黑咖啡、瓦格纳音乐、死亡终极追问以及无数书籍构建的高大形象,原来是如此不堪的谎言。从张主编家回来,已是凌晨两点了。我厌恶地甩开格陵兰,独自回宿舍。格陵兰愣了一下,继而面色苍白地嘲讽我说,装什么清高,走吧,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本来我以为咱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逼着使用工具的猴子,我们可以用非常手段征服世界,但我看错了,你不过是怯弱又虚伪的家伙。你滚吧,不要再来找我!

我飞快逃离,身后是格陵兰神经质般的咆哮。天台口的风呼啸,时快时慢,时粗时细,渐渐变成类似喘息的声响。我跑得更快了,裤脚残留着风的痕迹,散发着腥臭的穿透力。地狱之门已打开,我可以逃脱吗?如果不用非常手段,我能完成学业任务,顺利毕业吗?

我整日枯坐在乌楼走廊的长椅上,冬天虽过去了,江南的风依然湿冷,走廊的椅子,也是又湿又冷。南方没有暖气,走廊没有多少温热气息,窗户蒙了一层水汽,好似我灰蒙蒙的心情。我靠着椅子,隔上一段时间擦擦玻璃,我看到“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在操场慢跑。我还看到,“恶人博士”搂着博士夫人,在乌楼外的亭子下散步,让我嫉妒又伤心。乌楼外的常春藤又开始活跃,偷偷地绿着,枫树、木麻黄和石楠树,经过寒冷冬天,愈发显现出五彩斑斓的欲望,细腻沉稳的表情。只有我,好似一条被遗弃的雏狗,在湿冷的长椅上,满怀怨怼和委屈,无法找到发泄的途径。

格陵兰的好消息不断传来。他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和校长奖学金,接着,又获得了优秀博士称号。由于发论文数量多、层次高,据传言,校方在考虑让他留校,直聘副教授待遇。S大是一所“211”重点大学,为了培养学术力量,避免“近亲繁殖”,已多年不留本校的学生了。格陵兰要留校的消息,让多少为毕业发愁的博士们羡慕嫉妒。

更大的好消息是,陈建立院长的女儿,也是本校研三在读的师妹,陈菲儿,看上了格陵兰。我在餐厅,亲眼见到了陈菲儿与格陵兰亲密无间地走在一起。格陵兰摘下口罩,换上了潇洒的米色风衣。他面孔英俊,眼神忧郁,身材瘦高匀称,散发着高贵的学术气息。无人相信,他是一个甘肃农民的儿子,更没人会相信,他曾以卑劣手段攫取了大量学术资源。在餐厅,他搂着陈菲儿,俩人旁若无人地调情。很多好奇的学生都过来围观,说是终于见到格陵兰的庐山真面目。格陵兰的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矜持,又很有分寸,与陈菲儿那种陷入爱河、幸福得要融化的表情,有着巨大差异。陈菲儿不好看,个子高,身材臃肿,特别是小腿很粗,紧绷的黑色丝袜,将那两截粗藕式的肉块暴露无遗。格陵兰不在乎。他的嘴角带着笑意,眼神却是冰冷的。他正在邪恶地嘲弄着整个世界,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正在被他无耻地玩弄着。我就站在不远处,手里端着一份炒河粉,样子既寒酸又蠢笨。格陵兰大约也看到了我,他没有任何表情变化,只是把头歪了歪,让视线远离我。有人说,格陵兰留校的事,陈院长也参与操作,他答应格陵兰,只要他与陈菲儿结婚,就帮他留在S大,并安排他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镀金。

一切都那么光明正大,顺其自然,鲜花与掌声来得理所当然。我始终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和我这个平庸之辈成为朋友?我曾问过他这个问题,格陵兰说,他看重我的善良正直,以及对世界的同情之心。我想,我大概是善良的,也基本等于老实无用,或者说愚蠢轻信。他大概觉得,我是可以说说心里话的人,威胁性不大,不会出卖他,也比较好控制。他没有想到,我是一个如此倔强与固执的人。

格陵兰不断在公众面前高调曝光。他不再是神秘的格陵兰,边缘的格陵兰,而是S大“文科的骄傲”格陵兰博士。陈建立院长是西哲研究的全国权威,也是长江学者,“万人计划”入选者。他毫不掩饰对格陵兰的好感,多次在学院办公会提到这位“青年才俊”。陈院长断言,格陵兰的博士论文,必定能评选上国家优秀博士论文,格陵兰也必会将S大西哲研究发扬光大。这样的评语,极有分量。格陵兰和陈菲儿确定关系后,我甚至在学科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上,发现了格陵兰与陈建立合作发表的论文。我想,格陵兰甚至越过了我的导师,直接和学界大佬建立了联系。他今后的学术之路,大概非常辉煌吧。

我忍不住在电邮中,将格陵兰的卑劣行径,告诉了导师。他最近虽已“出关”,但听说放弃了冲击下一届长江学者。他最近常去灵谷寺听禅师讲佛法,吃斋饭,还与不少信众居士讨论哲学精义。他显然不愿管这些事,只是回信告诉我,世间万事万物,有因有果,造化无常,成全人也捉弄人,一切安心随意便好。

然而,讨厌格陵兰的,不仅是我。一天黄昏,我从图书馆回到乌楼,在楼下见到格陵兰桌上照片里的女主人公,那位美丽可爱的小师妹。后来,我才得知,她是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师妹高美琪,一个可爱的苏州女孩。她提着一罐东西,怒气冲冲地跑过我,我跟在她的身后,爬了几层楼,又来到久违的514房间。她使劲地敲门,哭泣,哀求,然而,那扇门始终紧紧关闭,女孩的嘴唇都要咬破了。她拿出刷子,打开黑陶罐,原来里面装着不少红色油漆。她用刷子在门上打了几个血红叉字,又写了几句吓人口号,诸如“你不得好死”之类。我这才醒悟,原来上次我看到的格陵兰房门上的血红叹号,不是他自己喷的,极有可能也是出自这位苏州姑娘之手。她与格陵兰之间的纠缠,并不简单。

格陵兰的好运气,在全校公开讲座上达到了顶峰。讲座在校图书馆学术大讲堂举行,一般只针对海外高层次学者,级别很高,这是第一次对本校优秀博士生开放,可见校方对格陵兰的重视。我至今难忘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那是“了不起的格陵兰”的高光时刻。按照校方要求,全校文科研究生都要去听讲座,我特意抢了一个前排位置,想看看这位虚伪野心家的表演。讲堂舞台特别大,有一条红地毯,鲜艳夺目,从很远的门口铺到舞台中央的长桌前。伴随着主持人的介绍和暴风雨般的掌声,格陵兰缓缓登上舞台。白西装,黑皮鞋,金丝边眼镜,搭配淡蓝色领带,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修长的身材与儒雅的神态。他摘下标志性的口罩,露出一张自信迷人的脸。诚恳清澈的目光,飞越全场观众的头顶,在大礼堂的拱顶,绽放出璀璨的烟花。他在讲台上鞠躬,轻松进入话题,不时插入幽默段子,调节因纯学术话题导致的枯燥无味。我必须承认,他的讲座非常精彩,才华横溢。他看到了我,也只是微微点头致意,并没有慌乱或愤恨的表情。他不在意我的捣乱,也自信能应付局面。有那么一刻,我神情恍惚,我甚至怀疑那一夜,我看到和经历的事的真实性。也许,我只是嫉妒格陵兰的成功,才编造臆想出那样的场景?一个甘肃农民的儿子,在严酷的学术体制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他真不容易。放眼学术圈,哪个成功的青年学者背后,没有些肮脏东西?我为什么要对格陵兰如此苛刻?或许,只是因为我把他想得太完美?我虚弱的内心,需要一个完美偶像来支撑?

格陵兰讲述了他很多我也不知道的人生细节。比如,因为家贫,他五年没回过家,只为了省车费。他曾在本科阶段,靠着在校园捡酒瓶和易拉罐,混几个生活费。我想,这也是他喜欢半夜在校园溜达的原因之一吧。到了硕士阶段,他发表论文多了,靠着学校的奖励和校外杂志的稿费,才过得比较宽裕了。我相信,这大概有很多真实成分。讲座很成功,部分校领导和教师,都坐在前排。他们一次次地对他报以热烈回应。陈菲儿就坐在我身边,她听得热泪盈眶,满眼都是深深爱意。然而,讲座即将结束时,意外情况发生了。

来自苏州的高美琪师妹,冲上了讲台。她如此决绝,以至于几个保安居然没拦住她。她身形娇小,却勇敢得令人战栗。很难想象,一个可爱清纯的小姑娘,有如此大的爆发力。她将一大摞传单漫天撒去。那些纯洁的纸张,纷纷扬扬,快乐飞舞,好似圣诞夜迟来的祝福之雪,又或是无数命运的纸钱,写满迟来的哀悼。苏州姑娘抢步上台,夺走格陵兰的麦克风,大声讲述着格陵兰的劣迹。他玩弄女性,致使她两次怀孕,却对她始乱终弃。他还是一个学术小偷,他的论文,存在很多抄袭和自我重复的情况。他之所以发表那么多论文,大部分靠送礼公关和无赖手段。她已找到了几家刊物主编,取得了他们的证词……

苏州姑娘的吴侬软语,此刻已变成了无数锋利的刀,这些刀,沾满了江南水乡的血泪,正勾出格陵兰的血,将这高雅的学术讲堂变成“血世界”。她掏出一把小刀,刺穿了自己的颈动脉。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的颈动脉被刺穿后,强大的内部血压,将鲜血喷射至五六米的高度,染红了大讲堂两边高大肃穆的蓝色天鹅绒窗帘。传单上,我看到了格陵兰的自拍裸照,女孩的流产证明,刊物主编的证词等内容。由于是黑白打印,裸照并不清晰,大概能看到格陵兰举着手机,自恋地摆着造型。我此时才发现,他的生殖器短小,腹部长满赘肉,完全不像一个美男子应有的卖相。

这便是传说中的玉石俱焚吧。我突然对格陵兰有些怜悯。人生如此脆弱,我们苦心经营的东西,只不过是玻璃制造而成的赝品罢了。一次小小敲击,足以让那美丽缤纷的外表,碎成满地残渣。陈菲儿尖叫着,昏倒在台下,羞愤的校领导和教授们纷纷离场,一言不发。台下八百多名研究生闹成一团,有的起哄,有的嬉笑喧哗,还有的吓得脸色苍白,奔出大讲堂。格陵兰静静地站在讲台上,没有阻拦苏州姑娘,而是掏出烟,静静地抽了一支,仿佛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和自己无关。他还是微笑着,悲哀的神色却更浓重了。他默默抱起苏州姑娘。女孩的血染红了西装,他毫不在意,而是轻轻搂着她,向讲堂外走去。阳光还是如此明媚,蓝天像凝结的蓝琥珀,不见一丝白云,阳光仿佛倒垂下来的、流淌的金色丝线。玉兰正在倾吐芬芳,高大的七叶树,低矮的黄金串钱柳,都在迎风飞舞,似乎是迎接这对曾经相爱的男女。格陵兰步伐稳健,就像怀抱婚礼上死去新娘的王子……

苏州姑娘高美琪,在医院里挣扎了十几个小时,还是离开了世界。陈院长命令女儿,不要与格陵兰接触。可陈菲儿还是哭闹着要找格陵兰。陈院长不得不想办法,把她送到欧洲的高校去交流。针对格陵兰的调查也展开又结束,最后给了他一个校内记大过处分。留校是不用想了。陈院长主动和格陵兰划清界限,将他提到家里的礼品,交到学院专管纪检的刘挺副书记的办公室。学院其他教授也纷纷效仿。刘副书记的办公室,堆满了各种礼品,除茅台酒、五粮液、中华烟、高档微波炉、高级宣纸外,还有玉石镇纸、文玩核桃等小物件,可见格陵兰用了心了,也晓得投其所好。分管人事的副校长,还退回来两张购物卡。格陵兰这样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了很多心血,费了很多工夫,吃了很多苦。然而,这些东西,就堆在刘书记的桌上,仿佛是一大堆令人耻辱的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东西变成熊熊大火,最终将格陵兰化为灰烬。

校学术委员会本要以学术不端为由,取消格陵兰博士答辩资格,我的导师坚决反对。他说,学术乃天下公器,更何况格陵兰的博士论文经过学校系统检查,没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教师们争执不休,最后勉强同意,给格陵兰一个机会答辩。这是他在S大最后的亮相了。很多人都赶去旁听他的答辩。大家都想看看,传说中“中国文科第一博士”,是不是真是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导师也早早过来了,他握着格陵兰的手,眼中含着泪,几次欲言又止。他嗫嚅地说,是他没有担负起教育职责,让格陵兰走了歪路。格陵兰还是无所谓的样子,状态变化不大。导师最近瘦了很多,颧骨突出,听说还经常断食辟谷。导师最近沉迷于养生导引,对此院方批评过他好几次。陈院长拒绝担任格陵兰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导师只能另请了几位老专家。答辩氛围沉闷,轮到个人陈述论文主要内容的环节,格陵兰猛地站起,走到讲台中心,举起胳膊,大声宣讲起来。这与那天在大礼堂温文尔雅的他判若两人。此时的格陵兰,顾盼自雄,声音尖锐高亢,充满愤怒与激情。他演说道:

诸位老师,在座诸位学子,我是一个罪人!我亵渎了学术,也毁了自己。可你们扪心自问,你们如何安顿自己的良知?朱教授,你论文抄袭,大家早知道,不过是佯装不知罢了。刘教授,你为了评职称,给学校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写了几轮匿名信,诬告别的老师,你寝食难安否?孟凡老师,前几年你屡次骚扰本科女生,谁不知道?你没有出事,不是运气好,是因为有人保你。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怨恨心理与人类哲学思维的关系。怨恨,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力量!从不平等、不正义中孵化而出的怨恨,终将变成烈火,涤荡这世上的丑恶。可怜的是,世人掩饰这怨恨,并被恐惧所胁迫,想象出“温良恭让”的所谓“上品人格”。我们将无能称为善良,将怯弱称为谦卑,将屈服改为顺从,就连那些无可奈何的妥协,都被我们称为忍耐,并冠以美德的名称。我们将无能报复称为不愿报复,甚至宽恕……

答辩现场一片混乱,仿佛被导弹袭击过后的敌军阵地。学生们站起来向格陵兰致敬,他们拥向台前,甚至挤翻答辩的讲台。他们哄堂大笑,议论纷纷,看着那些道貌岸然的教授们狼狈不堪的样子,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快意的事!有的教授高声斥责格陵兰,有的面红耳赤,悄悄退场。六十多岁的孟凡教授,须发皆白,平时喜欢穿唐装,讲老庄,一副仙风道骨之状。此时他愤怒地拍打着桌子,悲恸欲绝地喊着,妖人!我要告你诽谤!学界出此怪胎……只有导师没有动,他稳稳地喝着茶,眯起眼,听着格陵兰的演讲,不时微笑着点头,我听到导师小声说,什么妖人,不过是引用了尼采的原话嘛……

混乱之中,格陵兰敏捷地跳下了讲台。他将论文丢在地上,踩了两脚,重新戴上口罩,转身飞奔而去。我这才注意到,格陵兰穿了一件运动服,干练整洁。他一个箭步,跨越过挡在身前的桌子,甩开大步,一溜烟消失在视线里,在我的视网膜深处,留下一个火红的点。他的速度很快,左冲右突,姿势优美敏捷。我从未想过,一个文科博士,奔跑速度居然如此之快。我最后看到的,是格陵兰的后脑勺,还有白色口罩边沿的痕迹。格陵兰不愧是格陵兰,他不愿苟延残喘,选择了这样一种决绝姿态,与学术界决裂,与过去的自我决裂。朦胧之中,我仿佛看到一只凶猛的巨猿,杀出丛林陷阱,奔向无边无际的雪原,寻找自由自在的快乐生活……

这便是轰动S大的格陵兰逃跑失踪事件。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

时间还在流逝,没有格陵兰的日子,有微妙变化,也有枯燥的重复。“铁条博士”和“面包博士”,依然出双入对,打游戏看韩剧,时而被强大的精神压力压迫得去操场放风。化学系女博士走出失恋阴影,不在深夜的水房洗衣服哭泣,改成凌晨早起唱歌了。每当励志而高亢的歌声响起,我从睡梦中醒来,就知道那位将爱情荷尔蒙转化为学术动力的女博士,又开始了一天战斗般的科研工作。“恶人博士”还是经常打老婆,但程度越来越轻,近乎无聊的调情。那些轻微的争吵与殴打,正在变成一种亲昵示爱。激烈的言语交锋,飞舞的皮鞭声,孩子的哭泣声,摔碎的碗碟声,最后都变成没完没了没羞没臊的呻吟。第二天,我总能看到面带伤痕与桃花光晕的博士夫人,快乐地哼唱着小调,在乌楼前晾晒着一家人的衣物,包括孩子的尿布、男人的臭袜子与女人的粉色蕾丝边三角内裤。也许,生活就是这样,第一次它强奸了我们,第二次我们痛苦反抗,第三次我们爱上了这样的生活。我们就是这样一群可怜卑微又无耻可恨的家伙,我们这些知识者,与平常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

论文写作之余,我依然徘徊在乌楼的深处,试图寻找格陵兰的蛛丝马迹。假如在乌楼某个角落,真存在平行空间的“奇点”,我愿意相信,格陵兰是穿越到了他希望到达的某个地方。514房间已变成了杂物间。格陵兰的家人来到S大,拖走了他的行李。有人说,格陵兰逃进了连绵不断的牛首山,成了一名深山修炼者;也有人说,他变成了商人,去非洲做生意;还有更夸张的说法,就是他找了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找到的深河,将肉身托付给了鱼虾,成为S大历史上的一个谜团。

关于格陵兰的去处,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们变卖了格陵兰的老式挂钟,将格陵兰精心积攒的各种咖啡,倾倒在了垃圾箱。一箱箱的书籍,处理起来更麻烦。对于来自甘肃农村的农民来说,这些东西都是无用的累赘。出于对格陵兰最后的敬重,我买走了他的很多书,那密密麻麻的批注,都在向我显示,格陵兰学习多么认真,他是多么热爱学术。有一本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还夹着格陵兰与高美琪的合影。他们幸福地靠在乌楼的拐角处,热烈而深情。

其实答辩之前,我还见过一次格陵兰。我没有在宿舍找到他,而是在天台发现了他。他蹲在天台高处的一条窄窄石沿上。风很大,吹得格陵兰的衣服飘飘而起,似是装着几只乱飞的鸽子。他的脖子上套着那条棕色“我主之索”。他眯着眼,抽着烟,烟雾升腾,复又扭着身体,消逝在半空中,只剩下一个忽明忽亮的烟头点,还顽强地活着。他看着天边一点点坠落的残阳,直到那夕阳涂满了脸,从一团酡红色变成黑沉沉的死灰色。

你千万别想不开!我颤声说。

你也来看我的笑话?格陵兰斜眼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这是乌楼最高点,每天晚上,我都会在这里静一会儿。天上,我看到了那位上吊死去的师姐,她吐着长舌头,召唤着我。还有美琪。她也在天上,静静地望着乌楼,等着我来团聚。

师兄,不要这么消沉。我想了想说,事情总会过去。

格陵兰摇头说,我这样的人,不过走钢丝罢了,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我只是没想到,粉身碎骨来得这么快。美琪爱我,我也喜欢她。我明知道,女人的爱,没有理性可言,但还是被她飞蛾投火般的勇气所吸引。她把自己变成火,毁了自己,也灭了我,我不恨她,如果有前世,我肯定是前世欠她太多,今生也无法偿还……

说着,格陵兰落下泪来。他又笑笑说,这也没关系,反正我早晚要离开,早早晚晚,人生这趟车,我们都要停站下车。美琪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你后悔吗?我问格陵兰。

他摇摇头,说,不后悔,只是遗憾。

遗憾什么?

我太想出人头地,获得成功,太想打破铜墙铁壁般的学术等级壁垒。我本应在S大顺利毕业,找一个三流高校,教书育人,结婚生子,背负沉重房贷,在一个三线城市苦苦挣扎,到四十多岁,我拥有住房、轿车,为下一代的教育发愁。运气好,我会顺利熬到退休。这便是普通小知识者的一生,平凡卑微,也有着真实的温暖,这也是美琪想要的人生。这本应是我的命,我妄想逆天改命,结果也只能如此了……

我打断了格陵兰,劝他别那么悲观,尽管我不赞成那些卑劣的手段,但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学者。格陵兰的脸上,露出感激神色。他喃喃自语,我不会看错人的,你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关心我、欣赏我的人。

毕小沅师弟,知道我为什么叫格陵兰?格陵兰说。

我有些好奇,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

格陵兰起身站在了夕阳笼罩的天台之上,他向远方挥着手说,这里是乌楼最高点,离地面大约七八十米。你向远方太阳坠落的地方看去,目光就会飞越S大,飞过石城市。过了石城,就是安徽,你再往北走,一路到东三省,出了漠河北极村,就是西伯利亚。飞过莫斯科,经过芬兰、瑞典和挪威,在冰岛短暂逗留,你就可以到达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人类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岛了。我曾计划,四十岁后,功成名就,申请移民去格陵兰。那里常年覆盖冻土,人烟稀少,气温可达零下七十度。那里的人过着懒散自在的日子,习惯于在极寒冬夜,在篝火旁阅读诗歌。那里的夏天短暂而明亮,突如其来的温差使他们体内血清素水平紊乱,导致他们酗酒、发狂、歌唱……

直到那天,我才知道,格陵兰真名叫“刘格平”,他的家乡在甘肃天水。可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晓得,他为什么如此迷恋“格陵兰岛”那个莫名其妙的鬼地方。

房伟,1976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小说集《猎舌师》,学术专著《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现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