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忆北京与精神还乡——以林海音《城南旧事》为中心

来源:《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 沈庆利  2020年07月15日08:31

摘要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中以乡愁乡思和精神还乡的方式,将老北京人日常生活的诗意进行了传神呈现,并以童稚情怀和“爱的智慧”勾连起“父亲的家国”。作家笔下的“南城老北京”,作为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眼中的市井化老北京形象,是一个融文化乡土与摩登都市为一体的既新且旧的“平民化北京(平)”,也是现代中国文人“回瞥”体验的典型体现。林海音对处于“现代衰颓”中的“旧京繁华”、京腔京韵的诗化记忆和品味流连,堪称当代中国大陆新时期以来“京味文学”的历史先驱。

关键词:《城南旧事》;林海音;精神还乡;记忆北京

 

德国神秘派诗人诺瓦利斯指出:“哲学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活动。”(诺瓦利斯的这句话曾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而未标明出处。它最早出现在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一书中:“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或者换言之,凡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在2005年的第二版中,作者将“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一句单独标注为出自诺瓦利斯的德文作品。笔者查阅诺瓦利斯的中译作品集之后发现,目前这句话又被翻译为:“哲学本是乡愁——处处为家的欲求”(没有下文)。【[德]诺瓦利斯:《诺瓦利斯作品集》,林克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1页】)诗人眼中的哲学观念未必准确,却有一种天才般的直觉敏感。处在家国离乱中的人们容易激发起对故国家园的回望,在离乱动荡中积聚着重返故乡、重新聚合的心理能量。中国文人百余年的流离失散,与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国家兴亡息息相关。林海音出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那年(1921)随父母回台湾居住;两年后(1923)又随父母迁往北京定居,一直到1948年才重新返回台湾。俗话说“哪里有童年,哪里就有故乡”,林海音的童年和青春岁月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北京成为她心灵的故乡绝不奇怪。

一、回望“南城”与京华怀旧

作为心灵故乡和精神原乡的老北京城,在林海音笔下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林海音:《城南旧事(沈继光摄影版)·后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城南旧事》每篇作品的主人公总是勾连着一个或多个老北京的场景地点,将它们一一串连起来,就可组成一幅相对完整的南城老北京历史地图。作者对此也有一种自觉意识,晚年她在散文《一张地图》中,曾详细记述一对老友给她带来一张老北平地图、使得她惊喜万分的情景:“在灯下,我们几个头便挤在这张地图上,指着,说着。熟悉的地方,无边的回忆。”(林海音:《一张地图》,见《北平漫笔——林海音散文精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68、68页。)整个晚上他们都在凭着这张地图诉说着记忆中的老北京,“客人走后,家人睡了,我又独自展开了地图,细细地看着每条街,每条胡同”(林海音:《一张地图》,见《北平漫笔——林海音散文精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第68、68页。)。那张地图带给了他们多少快乐的回忆和美好的遐想!

作家在小说中引领我们跟随叙述者小英子那欢快轻盈的脚步,深入老北京的街头巷尾、胡同人家、同乡会馆、亭台楼阁以及各种游乐场所,如数家珍地回味着曾经留下她足迹的每一片热土。通过对童年的回望一次次神游北京,梦回心灵的故乡。小说《惠安馆》一开始,她就让英子跟随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她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3页。《城南旧事》目前有多种版本出版,本文引用文字如无特别注明,一律出自该版本。)。胡同里最醒目的建筑当然非惠安馆莫属,惠安馆里最引人注意的人物则是“疯子”秀贞。秀贞失疯的背后是一个令人心酸无比的故事。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来北京求学的穷学生思康。然而思康却不是秀贞值得托付终身的意中人,他对秀贞“始乱终弃”,一去不回;秀贞未婚先孕生下的孩子又被家人瞒着偷偷扔掉。失恋和失子的双重打击使秀贞精神失常,成为人们流言蜚语中的“惠安馆的疯子”。然而这个“疯子”又是何等美丽善良、心地单纯啊!无论是她那长长的辫子,还是辫子上扎着的“大红绒绳”,以及身上穿的一身“绛紫色的棉袄”和“黑绒的毛窝”,无不有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特定烙印。

惠安馆联结起“我”和秀贞,“椿树胡同的井窝子”则将英子与她两小无猜的童年玩伴妞儿串联起来。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对老北京的“井窝子”颇感陌生,“旧时北京,自来水尚未完全出现前,都是在一些胡同里挖井取水。并且设以轱辘绕粗绳打水,再由水车分送附近各住户”(林海音: 《旧京风俗百图》,见《英子的乡恋》,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7页。)。那时的北京人常常“聚井而居”,胡同也因此得名,“井窝子”四周更是儿童玩耍的热闹场所,英子与妞儿便相识在井窝子旁。妞儿自小被亲人遗弃,被养父母捡拾后又成为他们的赚钱工具;而“我”从宋妈与“换洋火的老婆子”——那位“眼瞧着”秀贞失疯的老街坊的闲谈中,得知秀贞的孩子刚生下来就被包裹成一团,“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9页)秀贞父母偷偷将她的私生子遗弃此处,当然是希望很快能被人发现、捡拾和抱养。而妞儿也听养父母说,她同样“来自”齐化门。天真而极富想象力的英子误将两个孩子等同起来,她努力成全妞儿与秀贞“母女相认”,不料一场更大的悲剧却导致两个年轻生命的死亡。

在《我们看海去》中,作者进一步张开想象的翅膀,“神游”到她儿时曾经住过的南城新帘子胡同:“新帘子胡同像一把汤匙,我们家就住在靠近汤匙的底儿上,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55页)新帘子胡同留下了林海音童年最美好的一段记忆,在晚年散文《我的京味儿回忆录》中,她对新帘子胡同的儿时生活仍念念不忘:“新帘子胡同的家因为在胡同尽头,是个死胡同,所以很安静,每天在我放学后撂下书包,就跟宋妈带着弟弟妹妹到大街上看热闹,或者在我放学回来时,宋妈和弟、妹已经站在门口‘卖呆儿’等着我了。”(林海音:《我的京味儿回忆录》,见《北平漫笔》第90页。)而英子那时上学经过的刚刚打通的兴华门,城门外还堆着“一层层的砖土”(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66页)。这一景象也并非完全虚构:兴华门即今天的和平门,民国时期为了贯通南北新华街,在城墙上开凿了两个拱形券洞,最初叫新华门,后来改称和平门。张作霖时期曾将此门改为兴华门,不久又改回和平门。作者在小说中仍沿用兴华门的称呼,正说明那段“民国往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兰姨娘“闯入”英子家,那一个个曾代表老北京市井风貌的“特色地标”——城南游乐园、三贝子花园观影楼、人声鼎沸的虎坊桥大街、读书人向往的京华印书馆等等,则如万花筒般接连映入读者的眼帘(《兰姨娘》)。兰姨娘透着性感风骚、善于打情骂俏和吃喝玩乐的个性,与她“身后”的秦楼楚馆、书场戏院、麻将牌桌、杂耍玩意儿一起,共同组成了灯红酒绿、热闹非凡的老北京市井风俗画卷;更值得一提的还有英子和保姆宋妈步履匆匆的身影,她们一路从“绒线胡同”走来,穿过兵部洼、中街、东交民巷,一直抵达笔直宽阔的“哈德门大街”,也就是今天的前门大街,到处寻找宋妈失散的女儿(《驴打滚儿》);这一带正是当年老北京最繁华热闹和时尚前卫的地区。文中提到的“西交民巷的中国银行”、东交民巷的“美国同仁医院”等现代建筑,为南城老北京的市井风貌平添不少现代化乃至“西化”的“异域风情”。

北京南城又称“外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这一带不仅聚集了大量平民乃至贫民,更是文人雅士驻足停留、流连忘返的聚集地。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中原本没有所谓外城,“很长一段时间,这片土地只是一望无垠的郊区而已”(傅岩:《“围城”内外的崇文和宣武》(上) ,《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蒙古俺答汗率军从古北口一路烧杀抢掠,直抵北京城下,京师重地惨遭重创。经此一役,嘉靖皇帝觉得只有九门“内城”还不足以保证自身安全,于是下令在京城之外再建造一座城墙。但因财力所限,只建了南边的一小段便不得不停工。当局只好把城墙的东西两端与原来的东便门、西便门连接在一起,好似给北京戴了一顶帽子,由此形成一个独特的南城文化圈。(傅岩:《“围城”内外的崇文和宣武》(上) ,《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历经时代变迁和岁月冲刷,这一地区逐渐成为官民倚重的经贸往来中心、商业娱乐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且不说其中的大栅栏地区商家林立,老字号比比皆是;天桥一带更堪称老北京的“嘉年华”,吃喝玩乐、杂耍游戏应有尽有;更有琉璃厂一类文人墨客向往的“圣地”,和供人们寻花问柳、宴会酬唱的八大胡同等娱乐场所,“南城北京”遂成为最能体现“旧京繁华”不可或缺的标志和表征。与之相应的则是各地会馆纷纷云集于此,“据统计,北京有百分之七十的会馆坐落在宣武门以南,前门以西这片区域”(傅岩:《“围城”内外的崇文和宣武》(下) ,《文史参考》2010年第16期。)。《城南旧事》提到的惠安会馆,想必就是以林海音童年在北京居住过的晋江会馆为原型虚构而成。

以“南城”为中心,林海音打造了一个市井化、平民化与生活化的老北京形象。这一形象既与林语堂等人眼中富丽堂皇、高贵典雅的“贵族化北京”“文化乌托邦北京”不同,也区别于老舍笔下的“胡同北京”“大杂院北京”和贫民化北京。林语堂是把老北京视为文化心理的“乌托邦”模型加以刻画的,他眼中的老北京就像一个“国王的梦境”,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如人间天堂般神奇缥缈。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林语堂对南城老北京亦多有涉及,但主要是为了“陪衬”老北京人生活的富足安康;老舍从小生活在老北京的大杂院,对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三教九流无不谙熟于心,因而他作品中那种地道纯正的“京味儿”在现代文坛几乎无人可及。但他小说人物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从护国寺、积水潭到香山一带的北京西北部地区,人物形象以挣扎于贫困线的底层百姓最为传神。

与老舍、林语堂相比,林海音则通过一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乡思,刻意呈现一种纯净化的老北京日常生活诗意。林海音建构的“南城老北京”,其实是民国时期中产阶级眼中的市井化北京,是一个融文化乡土与摩登都市为一体的既新且旧的“民国老北京(平)”。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并非林海音和林语堂的真正故乡,严格而言他们只是北京的“匆匆过客”。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北京视为自己的精神故乡,背后的文化心理逻辑值得追寻探究。《城南旧事》多次凸显英子一家的“外来者”身份,同时也似是一种自我提醒:“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1页)不过“外来者”的陌生化视角,反而有助于显现老北京的区域特色。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有意通过林黛玉、刘姥姥等“外来者”的视角表现贾府的富贵堂皇一样,林海音观察北京的独特“台湾视角”,也让其笔下的(民国)老北京城增添一些珍贵的海洋文化气息。小英子经常诵读的一首童谣是:“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金红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56页)在作家笔下,连土生土长的老北京“破落户”都颇具现代意义的“海洋意识”——那位不学无术、“把家当花光了”的小偷儿,之所以被迫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是为了供养弟弟“漂洋过海去念书”。(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71页)这与老舍笔下那些终日守在皇城根下麻木不仁、沉溺于“北京城就是世界中心”的幻想不能自拔的老北京人完全不同。林海音无意中为长期“闭关自守”的老北京城面向现代海洋世界敞开怀抱、“笑迎八面来风”,奏出了一曲时代先声。

二、回味童真与“父亲的家国”

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儿童会经历一个对周围事物常常产生“不可抑止的冲动”的敏感期。这种“不可抑止的冲动”出于他们对所处环境的刻骨铭心的爱,“这种爱不仅仅是情感的反应,而是智力发展的需求,它能促使儿童去看和听,进而不断地成长”。蒙台梭利借用文学巨匠但丁的话语,将儿童的这种与生俱来的需求称之为“爱的智慧”。([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金晶、孔伟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0 页。)在她看来,儿童正是凭借一种单纯的爱而获得自己的“感官印象”,并借助它们不断成长的;儿童对成人具有特别之爱,他们对成人极为敏感,总是有意无意地模仿着成人:“成人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吸引着儿童,并使他们着迷”。([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金晶、孔伟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32页。)

与人们总是强调成人(尤其是父母)对儿童的关爱和照顾不同,蒙台梭利提醒我们,实际上是儿童在爱着成人,“我们应该记住,儿童爱我们并想服从我们,儿童爱我们胜过其他的一切”([意]玛利亚·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金晶、孔伟译,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32页。)。然而很多时候成年人却未意识到这一点,对儿童寄托于成人的无比信赖和深沉热爱懵懂无知,没有给予及时回应;成年人对儿童的冷落和冷漠常常给儿童造成难以弥补的心灵创伤,使他们错过“爱的智慧”的敏感期,长大后则造成“爱的能力”的欠缺。这与弗洛伊德等人开创的现代心理学一再强调“童年创伤”对于个人心理发展的巨大影响一脉相承。而那些成年后仍不时“回望童年”、始终怀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他们就像天使一样,把童年时期孕育而就的“爱的种子”撒播向广阔的世间。

林海音就是这样一位秉持童心、传播爱心的写作者。她每每通过创作回望童年,其实是对儿童“爱的智慧”的品味流连与发挥。《城南旧事》中的叙述者小英子作为一名天真无邪、率真无伪的小孩子,虽然看不懂大人的世界,无法理解大人间的是非恩怨,当然也分不清“好人”与“坏人”的区别,但她以一颗未经世俗玷污的童心观察和感受着身边的一切人与事,又像是一位高高站到云端、怀持一颗悲悯同情的心“俯视”着芸芸众生的小天使。

另一方面,儿童的天真蒙昧与惊人的早慧早熟,在英子这里也奇特地融为一体。她在荒无人烟的野草地碰见正掩藏“赃物”的小偷儿,虽然“倒抽了一口气”,却很快恢复镇定。凭着一种天性或过人机智巧妙地与小偷儿周旋,既“保守”小偷儿的秘密,也安全保护了自己,成功将其“化敌为友”。小偷儿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干起盗窃营生,却再三向英子表白自己“不是坏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趋善、向善和求善的天性。很多时候人性的善与恶就这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然而冥冥之中自有恢恢天网,善良懵懂的英子还是无意之中向便衣警察提供了小偷的“犯罪”线索,小偷儿被绳之以法。但在目睹小偷儿被抓的情景后,她却依在妈妈的身边“很想哭”。(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78页)英子良善慈悲的天性及其童真之爱,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最温柔也最坚强的支撑。

英子为兰姨娘与德先叔“穿针引线”的过程,则凸显其性格中的早慧早熟和“鬼精灵”特征。兰姨娘从小被父母所卖,被迫沦落风尘,二十岁时嫁给施大那个“老鬼”,如今她从施家逃出,走投无路之际投奔英子家,还半开玩笑地说要拜英子妈为“姐姐”,在他们家“住一辈子”。面对这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爸爸自然有些心猿意马(那个年代男人三妻四妾并不鲜见),只是苦了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的妈妈。小小年纪的“我”虽然不懂“妈为什么忽然跟爸生气”,却敏锐感觉到了家里气氛的“不对”,她既为爸担心,又想着如何替妈解忧。幸好家里来了一位爸爸的好朋友德先叔叔,一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了不起的新青年”(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91页)。经过“我”的巧妙安排和在两人之间真假难辨的“传话”,终于使他们走在一起,同时保全了自己家庭的完整和睦,可谓用心良苦,心机巧妙。

不过英子的叙述是否夸大了自己的作用?英子的记忆究竟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恐怕早已真真假假难分了。广义而言,所有的记忆都包含了想象和虚构。能否“记得很清楚”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与秀贞、与玩伴妞儿之间建立的友谊,以及她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爱。如果没有这种“爱的智慧”,没有这种发自儿童的敏感而单纯的爱心,她怎么会萌生出帮助失魂落魄的“疯子”寻找失去的女儿的念头?产生帮助妞儿摆脱虐待养父母之家庭牢笼的幻想?生活的洪流尽管难免“事与愿违”,小小的英子却总想凭借敏感而弱小的心灵尽其所能地关爱、帮助与之相遇的每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对自己“记忆”真实性的有限性,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认知。在英子帮妞儿找到她所谓的亲生妈妈——惠安馆的“疯子”秀贞之后,她一面描述妞儿与秀贞相认与相约“逃离”,一面又反复渲染自己因感冒发烧而“糊涂”。英子病愈后看到妈妈手上戴的金镯子,却不由得想起:“这只金镯子不是——不就是我给一个人的那只吗?那个人怎么来着?我糊涂了,但不敢问,因为我现在不能把那件事记得很清楚。”(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50-51页)由此也看见作家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巧妙借用。

《城南旧事》里的几位主人公,都经历了一个“离家”与“归家”、失散与寻亲,以及渴盼“聚合”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惠安馆》里秀贞的失女和寻女、妞儿与父母的离散和寻找父母自不必说;兰姨娘更是在亲人离散(被抛弃)后不断地寻找(新)家庭;《我们看海去》中的小偷儿在经历了家国离乱、家道中落以后,期盼着通过帮助“有志气”的弟弟离开故乡北京,“飘洋过海去念书”,实现光宗耀祖、重振家业的梦想,也不啻为另一种形式的“离家——归家”叙事;《驴打滚儿》的宋妈迫于生计,离开嗷嗷待哺的子女来到英子家当奶妈和保姆,自己刚生下的“丫头子”却被丈夫狠心送给了别人,儿子则因无人照料而落水溺亡:如此惨剧简直有些“骇人听闻”。在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眼中,这或许是“为奴隶的母亲”们又一活生生的写照。但林海音并未将笔触进一步伸向暴露社会阴暗的领域,却以儿童“似懂非懂”的“道听途说”叙述着这些悲剧的“蛛丝马迹”并“点到为止”,给读者以想象和回味的余地。相反普通人在苦难命运前的隐忍顽强、从容淡定则是作者刻意表现和讴歌的主题。

宋妈是贯穿《城南旧事》首尾的人物,但到了《驴打滚儿》才真正立体丰满起来。小说几次写到宋妈的哭泣,每次都凸显出她性格的顽强和隐忍。即使是在遭遇了痛失一双儿女的重大人生变故之后,也依然保持少有的沉着冷静,至多蒙着脸哭一阵子,“不敢出声儿”。(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06页)在那个年代,“乡下人”的“命”真苦,“乡下人”的“命”真贱,但“乡下人”的生命力真是坚韧顽强,“乡下人”的胸怀更是博大包容。被迫离别亲生儿女的宋妈把更多本能的母爱洒向了自己照看的小英子们的身上。小说以细腻的笔墨刻画了宋妈在亲生儿女与替主人家照顾的“养子”之间难以“两全”、无法割舍的爱。她第一次来到英子家“试工”,因奶量充足而被主人看中;在辞别自己的丈夫和女儿时却只能默默哭泣,“背转身掀起衣襟在擦眼泪,老半天抬不起头来”(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02页);作为保姆和奶妈,她像爱着自己亲生子女一样爱着主人家的几个孩子,恪尽职守,忠诚可靠。无论多么牵挂自己的一双被迫别离的儿女,她总是深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不在主人家表现出来。即使最后不得不离开英子家,临走前还替他们做好了最后一顿早餐,不忘叮嘱小英子:“好好念书,你是大姐,要有个样儿!”(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14页)她是多么舍不得主人家的这几个孩子!小说在此渲染的是一种“城里人”与“乡下人”、上等人与下等人、主人与仆人之间相互理解、互敬互爱乃至同舟共济的“和合”文化精神。

与周围几户人家的支离破碎或有着各种难言的隐痛相比,英子家要平静幸福许多,然而这种平静幸福随着爸爸的突然离世也戛然而止。“爸爸的花儿落了”,而我“也再不是小孩子”了。(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15页)爸爸的去世使得家里失去了最坚实的依靠,作为长女的“我”不得不承担起家长的部分责任。“懂事”并自觉到责任重大的“我”虽然失去了快乐幸福的童年,却也从此真正懂得什么是自立自强。作家还详细刻画了那样一位“女儿眼中”的父亲形象,他率性无伪,责任感强,思想进步而心系国家,喜欢花草更热爱生活,乐善好施且胸怀宽广,对子女更是集严厉与慈爱于一体。可惜这样一位家之顶梁、国之栋梁,却不幸英年早逝。小说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对父亲平生遭际、人格品行的理解与怀念。

成长往往伴随着分离。自婴儿从母腹呱呱落地,人就开启了分离的人生历程;到最后的衰老病死,更意味着永远的别离。人世间最大的悲伤,莫过于生离死别。但死亡带给我们的并非总是悲伤与哀痛,还有收获和“希望”。在成长途中一边频频回望童年,一边义无反顾地勇敢向前,坦然接受命运的一切挑战和安排,乃是蕴含于这部作品的一个深刻哲理。作家刻意将“爸爸的花儿落了”与英子的小学毕业典礼交织在一起展开叙述:“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20页)英子的童真稚气和“明知故问”,既渲染了悲剧突然降临时的抱憾与哀伤,又彰显出女主人公面对不幸的淡定和坦然,既表达了敢于面对现实的无畏勇气,又契合着小说整体上“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美学风格。英子童真未脱的告白:“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但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林海音:《城南旧事》,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19页)更将一种既渴望长大又留恋童年的“孩童”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道出多少人心中无尽的感喟。

作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创作这部作品时,正是海峡两岸紧张对立的特殊时代,也是台湾社会风雨飘摇的年代。她从台北遥(回)望北京,从台湾那座“孤悬海外”的小岛,怀念着祖国大陆的江河湖海、山川草木,其中“失父”“失家”和“失国”的悲哀,不能不说跃然于纸上。家的破碎与国的分裂、家之“悲”与国之“哀”难分彼此地融杂在一起。但与当时台湾文坛上凄切沉痛的“怀乡文学”迥然有别,林海音以童稚的天然之爱、单纯之爱勾连起“父亲的家国”,最终超越了苦难,也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正如有学者所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立足、能不能长远,与他的作品能否超越时代背景有关。林先生的《城南旧事》写的是人类命运共同的东西,它是绝对经得起时代考验的。”(傅光明: 《林海音: 城南依稀寻梦》,大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 页。)这部童年忆旧之作,之所以会成为海峡两岸共同推崇的“北京乡土文学”的经典作品,与其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的东西”不可分割。

将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等“京味儿”作品放置于中国现当代历史变迁的整体脉络考察,其文化和文学史意义颇为明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逐渐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京味文化”和“京味文学”热。那么何谓“京味”?文化学者王一川将“京味”和“京味文学”的精神特质概括为:“故都北京在其现代衰颓过程中让人回瞥到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和不可重复的地缘文化景观”(王一川: 《京味文学及其演变》,见王一川主编《京味文学第三代》,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7页。)。在他看来,京味文学乃是一种“能让人回瞥到故都北京城衰颓时散溢出的流兴的文学”(王一川: 《京味文学及其演变》,见王一川主编《京味文学第三代》,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8页。)。这一表述虽有些晦涩拗口,却概括出京味文化和京味文学的文化心理特征:在时空定位上,“京味”属于“故都北京”这一历史地理范畴;在美学形态上,京味作家和艺术家们以自己的文化体验和艺术想象,反复表现着现实生活中正走向衰颓或消失的古(故)都北京的文化历史神韵,折射出新与旧、古与今之间的复杂冲突和融会渗透;“回瞥”体验则显现着现代国人在时代剧变中文化心理认同的纠结和困惑。恰如王一川所说:“置身在新的现代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人,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会产生无家可归式的生存焦虑,于是不得不回头将安身立命的希望投寄到自身的深厚的古典传统上。”(王一川: 《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72 页。)林海音精心打造的“南城老北京”“市井老北京”形象,正是现代中国文人“回瞥”体验的典型体现。她对处于“现代衰颓”中的“旧京繁华”、京腔京韵的诗化记忆,与老舍的《茶馆》等作品一起,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京味文学之间架构起一座宝贵的艺术桥梁。